中國的春宮畫可以追溯到先秦墓葬，漢磚也有大量表現。有關史料記載，這種“壓箱底兒”的東西最初為了進行性教育而設。古老的封建禮教并沒有給進入青春期的男女進行過應有的性教育，以至于出現了性無知。

　　春宮畫不僅是為性指導或消遣而作，而且也被用作護身符。性交代表處于頂點的給人生命的陽氣，畫有性交的圖畫據說可以驅走代表黑暗的陰氣。在中國和日本，人們還把這種畫放在衣箱裡防蟲。——［荷］高羅佩《秘戲圖考》

　　在《聊齋》一書中，蒲松齡筆下有一個書癡，叫郎玉柱，他嗜書如命，“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晝夜研讀，無間寒暑”。然而都三十多歲了，還沒有老婆。有人勸他找個媳婦，他說：“‘書中自有顔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其精誠所至，“絕代之姝”顔如玉真的出現，并與他一齊睡覺。“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用白話來說，就是兩人親愛非常，卻不懂得進行性交。如此過了許久，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也就是說，顔如玉教導郎玉柱如何性交。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于是逢人就說，聽了的沒有不暗笑的。

　　如果我們僅僅認為蒲松齡先生是在借助郎玉柱的經曆譏諷書呆子，那就大錯特錯了。性無知的情況曆來并不缺少，直到目下，也有這種性盲的情況出現。1988年出版的由著名學者徐紀敏主編的《性科學》一書的緒論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遇到一位某醫學院藥學系畢業的女大學生，她竟不知什麼是性交，還以為和男性握手、擁抱就可能導緻懷孕。”

　　相信這種尴尬事兒并非隻是特例，因此，進行春宮教育似乎顯得很是重要了。而圖畫因其形式更易明了而受到普遍歡迎。春宮畫在與平民有了更廣泛的溝通後，漸漸達到藝術的高度。明代大畫家唐寅、仇英亦技癢難禁，創作過很精緻、藝術性很高的春宮畫。

　　荷蘭學者高羅佩在《秘戲圖考》中考證，晚明社會春宮畫冊非常流行，品種風格各異，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宮畫冊最為精美。這類畫冊裝裱非常講究，以二十四幅的冊頁居多，畫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詩詞。《秘戲圖考》記載了高氏見過的八種畫冊，即《勝蓬萊》、《風流絕暢》、《花營錦陣》、《風月機關》、《鴛鴦秘譜》、《青樓景》、《繁華麗錦》、《江南消夏》，它們大多産生于從隆慶到崇祯的近八十年裡，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萬曆天啟的二三十年間。這是套色木版春宮畫的全盛期，畫面純以線描，氣韻生動，清新脫俗，分别用紅黃綠藍黑五種顔色套印起來，嚴絲合縫毫不走樣，給人以明潔流暢之感。可以說，它不僅是春宮畫冊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國傳統的套色木版畫的最高成就。

　　清代坊間也刊行過大量的春宮畫冊，但藝術質量與此不可同日而語，趣味低俗，制作亦遠為粗糙。這種精粗雅俗的區别，與士人參與程度的深淺以及畫家對性行為的認識和态度有很大關系。

　　難道同樣的一群人經曆了相鄰的兩個王朝便在性取向方面有了這麼大的差别？文人士大夫們一下子變得正經起來了？事實上，朝廷的幹預才是這種變化産生的根本原因。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中清晰地記載了康熙大帝對色情文藝的态度：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缙紳士子，未免遊目而蠱心焉，所關于風俗者非細。應即通行嚴禁。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上谕。

　　康熙還要求衆臣讨論拟定實施辦法。結果拟出并得到批準的具體辦法如下：

　　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在内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絕，将版與書一并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裡；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

　　以國家法令的形式來幹預，對社會風氣的糾正自然是效果明顯的了。不過，春宮藝術也随之走向衰微，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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