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女子，風輕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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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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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讀李杜詩，不知人生何苦；

熟讀李杜詩，方知衆生皆苦。

李白性格豪放，灑脫不羁，但為求功名，一生都在颠沛流離；

杜甫心懷天下，志存高遠，很早就寫下了“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受“世家名望”所累，他半生裘馬輕狂，半生漂泊無依。

一個“詩仙”，一個“詩聖”，生在同一個年代，所求不同，卻殊途同歸。

換句話說，杜甫代表着“理想”，而李白則是殘酷的“現實”。

當理想照不進現實時，生活便一地雞毛，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詩人如此，普通人也如此。

想李白，20歲出頭就寫下了：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

人海漂泊30年後，他又寫下了：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杜甫24歲在《望嶽》中還壯志淩雲：會當淩絕頂，一覽衆山小。

可53歲知天命的他，卻在《登高》中慨歎：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這些詩句朗朗上口，皆是千古經典，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李白為何要“抽刀斷水”，杜甫為何要“登高遠眺”？

其實讀懂了李、杜這兩首詩，基本也就讀懂了人生。

李白作《宣州謝朓樓餞别校書叔雲》時，已經53歲了，此時距離他離開長安已經整整10年，昔日風光不再，如今四海為家。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裡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這是李白在詩中的感慨，為懷才不遇而舉杯暢飲，李雲是他的朋友，他尊其為叔叔，卻非族親。

公元753年，李白來到宣州，再登謝朓樓，設宴為李雲送行，回顧半生經曆，心中無限感傷。

謝朓樓是古代著名的“送别樓”，為南齊詩人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李白曾多次登臨。

謝朓樓處有敬山亭，“永王璘案”後，李白被流放夜郎，遇大赦後過江陵，心情郁郁他曾獨上敬山亭，滿懷愁緒地寫下了：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

這是他的人生經曆，也是夢想破滅後的寫照。

要知道，李白在“抽刀”之前，途經亳州時，剛剛寫下了：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

這個時候他還尚存英氣，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渴望。

然而“謝朓樓”一别，卻讓他認識到了什麼是“英雄氣短”，之前都是達官貴人為他餞行，如今孤孤單單，送别友人時亦顯落魄。

人不怕落魄，就怕曾站到過制高點，公元743年，李隆基三疏連召，親自在宮門口迎接，這種待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所以摔下來就會很疼。

杜甫與他不同，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杜家僅在唐五代就出過九個宰相，其祖父杜審言更是武周時期的大牛，因此杜甫的理想就是匡扶社稷、指點江山。

相比之下，李白沒那麼高的情懷，他的追求是為自己，更為實際，他也觊觎中書令的位子，也想位極人臣，可卻不似杜甫有衆生心。

李白是信奉道家的，所交司馬承祯、元丹丘、玉真公主也都是道家，被玄宗賜金外放後，李白最先登的就是紫極觀，拜訪了高天師，受道箓，正式入了道家法門。

所以李白比較個人主義，直白點說也就是自私，換個角度講，他也沒有治理國家的大才。

“安史之亂”後，詩人張志和才23歲，就随太子李亨轉戰靈武，重挫安祿山，助唐肅宗登基收複長安失地，李白、杜甫但凡有如此才能，也不至于郁郁而不得志。

張志和也是文人，卻受封左金吾衛大将軍，享正三品待遇，他筆下的《漁歌子》也是千古經典：西塞山前白鹭飛，桃花流水鳜魚肥。

包括高适，也是唐肅宗的禦前将軍，永王亂就是高适任主帥平定的，之後才平步青雲，當時李白入獄，還曾書信給高适求助，未果。

李白和杜甫的才華，皆體現在詩文上，生在亂世，沒有他們發揮的空間，筆杆子終究救不了江山。

岑參就明白這一點，玄宗避蜀後，哥舒翰戰死，高适投奔唐肅宗，岑參、杜甫也投奔了唐肅宗，可岑參卻兩次出塞，随軍征伐。

杜甫在《登高》中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裡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濁酒杯。

他的悲傷是理想的隕落，也知道自己無法在亂世裡有所作為，當時安天下靠筆杆子是出不了政績的，故杜甫在《旅夜書懷》中寫：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這兩首詩都是作于杜甫晚年，相差時間不遠。

通過前因後果的比對，我們知道的“詩仙”和“詩聖”的命運起伏，他們皆才華橫溢，唯獨生不逢時，英雄沒了用武之地。

這就是他們愁苦的根源，一個現實殘忍，一個理想無根，這和我們普通人也一樣，每個人都是自己擅長的技能，可這種技能未必成就自己。

好多應屆畢業生，都無法從事專業内的工作，更多的都是糾纏在人情世故裡，長此以往，我們也會“抽刀”，也會“登高”所感懷。

一個人想要獲得成功，必須具備三個要素：德、才、機。

李白、杜甫也有這樣的機會，亂世出英雄，許多人在“安史之亂”後崛起，成為千古名臣，他們因才名所累，反而有點好高骛遠，想杜甫一個左拾遺，竟然設法營救宰相房琯，這多少有點自不量力，哪怕有張鎬力保，肅宗也直言：帝自是不甚省錄。

而李白更加狂妄，奉翰林待诏時讓楊國忠研墨，命高力士脫靴，一個是皇親國戚，一個是跟随武則天磨練出來的宦臣，不是一個李白能鬥得過的。

我不信命，但我信事有因果，梁園一聚，李白、杜甫、高适成為了好友，還留下了“梁園題壁”的佳話，可是高适卻能脫穎而出，因為他長期在哥舒翰麾下任掌書記，不完全靠自己的詩篇去謀未來，可以紮紮實實地為國盡忠，平天下之亂。

反觀李杜，除了詩篇無人可比，現實中比較低能，尤其杜甫，把自己的幼子活活餓死了，唯一安身之所成都草堂，還是嚴武等人幫忙蓋的。

衆生之苦，菜是原罪，抽刀也好，登高也罷，用王小波的話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衆生之苦，菜是原罪，抽刀也好，登高也罷，用王小波的話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這樣解讀李白、杜甫，或許會颠覆人們對“詩仙”、“詩聖”的認知，但史實就是如此。

王維安史之亂後，被安祿山囚禁于菩提寺，授以僞職，長安收複以後，差點掉了腦袋，但他弟弟王缙平叛有功，且自願削籍為兄贖罪，王維僅作降職和罰奉處理。

三年後，王維官至尚書右丞，他提出緻仕，辭掉所有官職，條件是換王缙回京，5年後王缙官至宰相。

這才是神操作，才是才能的體現。哪怕王維一生禮佛，始終半官半隐，并不代表他缺乏政治才能，相形之下，李、杜在認清現實這方面，差了不是一星半點。

這就是李、杜一生凄苦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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