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盧麒元

（2007-04-12）

子曰：知不可為而為之。孔子說話太深奧。“不可為”是指應該做而很難做的事情。君子以仁義為依歸，符合仁義的事情，雖不可為，亦當勉力為之。這就是所謂的義不容辭。近來有人講《論語》，竟然認為《論語》是關于快樂的學問。《論語》若是使某人快樂，《論語》怕是被折成了紙船，挂聖人招牌偷渡走私貨品，且獲取了暴利。用《論語》獲利，遺害深遠。我們的孩子會曲解聖人，用淺薄的快樂替代深刻的道德追問，用世俗的為人處事方法替代嚴謹的道德規範。我們必須清楚，嚴謹的道德規範是嚴肅的法律制度的基礎。将《論語》這部道德規範巨著，還俗為《心靈雞湯》和《為人處世手冊》，堪稱文化的欺師滅祖。更為嚴重的是，幼稚的孩子們，會舍本逐末，不重修身而重取巧，不重道義而重利益，徒增小人耳。古今中外，君子成仁取義，莫不含辛茹苦，甚至流血犧牲。君子或許可以令天下人快樂，君子卻未必快樂。一些知識分子重利，本無可厚非。有利可圖，且力所能及，為之便是了。賺錢就賺錢，何必用聖人背書？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心存道義，為民請願，知不可為而為之，曆盡辛苦，并無着言大義。老實做人就做事，何需用聖人背書。《論語》，辭淺意深。時下，懂《論語》的人少，知孔子的人更少。某人雲：宋朝宰相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可是翻遍整部《論語》，卻看不到半句治天下的話語。聞之令人驚訝。何謂治天下？《論語》是用來治人心的；它确立了中國人的道德倫理标準；而道德倫理正是一切法律的法理依據；法律是制度和政策的根基；昌明盛世莫不是依法治國。難道可以用《鬼谷子》《素書》《反經》來治國嗎？難道中國五千年的人治還不夠嗎？難道泱泱 13 億人口之大國可以用法外之術治理嗎？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的同時，一同寫下了《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深知，沒有《道德情操論》作為法制建設的基礎，《國富論》強調的市場功能将無法發揮作用。孔子的偉大之處，在于為萬世立根本。孔子不是為了後人快樂而着書立說。再說一遍，不是為了後人快樂，而是為了後人幸福。孔子亦深知這幸福來之不易。他自己一生克己複禮。他要求天下的知識分子，擔起責任和使命。知不可為而為之。知不可為，而勇于為之，擔負起時代的責任和使命，這盧麒元文集（2006—2019） 97 才是聖人君子的風範。現在中國正在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建立和完善新時代的道德倫理體系，并在這一道德倫理體系基礎上建立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國人要走的道路仍然艱辛而漫長。它需要無數賢人君子的努力。中國的知識分子遠未到可以快樂的時候。社會的商業化，不可避免會侵蝕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特别是那些不讀聖人書或者歪讀聖人書的淺薄知識分子。但是，就如同暴力的焚書坑儒，無法泯滅人類的良知一樣，金錢的侵蝕也無法遮蔽道德的光芒。人類理性是人類文明的根本動力，這是物質力量無法阻擋的。筆者不願點名舉例，沒有時間逐條批駁，也不希望一些人借光自明（名）。唯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拿出道德的勇氣，知不可為而勉力為之。不要偷奸耍滑，不要貪名圖利，不要逞一己之快樂。雖然是二十一世紀了，我們仍然需要君子，我們需要支撐我們這個偉大國家和偉大民族的偉岸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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