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雙重邏輯與蘇聯解體 ——十月革命是制造出來的革命嗎？

編者按： 十月革命的發生既符合革命發生的理論邏輯，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發展導緻的必然結果，又符合在内憂外患特殊的曆史條件下，俄國革命發生的實踐邏輯。十月革命，是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蘇聯的解體在于戈爾巴喬夫改革背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邏輯，這進一步從反面驗證了中國共産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确性，證明了考茨基的“早産論”是一種謬論。

十月革命掀開了曆史上嶄新的一頁：世界各國無産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從此登上了曆史舞台，不僅落後的國家和人民從中看到了革命勝利的曙光，同時對那些試圖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還堅不可摧的修正主義分子予以緻命一擊——它以摧枯拉朽之勢粉碎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最後一點幻想。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相當激烈的反對聲音，其中第二國際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的“早産論”尤為著名。盡管這種“早産論”受到了批判，也被理論和實踐雙重證明是不科學的。但是，1991年蘇聯的解體給某些人一些口實，學術界一些專家學者甚至懷疑、诟病“十月革命”，“社會主義早産論”的論調又重新擡頭，甚至将考茨基的“早産論”奉為經典，另外關于“補課論”、“資本主義不可逾越論”等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相繼出爐，這些都困擾着人們的思想和言行。

因而，對十月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認清考茨基“早産論”的錯誤并進行批判，我們才能正本清源，自覺抵制錯誤思想的影響，增強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

一、考茨基：十月革命是“早産兒”

1918年，考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寫了《無産階級專政》，在文章中，他對俄國未來發展的前途并不看好，還提出了著名的“早産論”觀點。當時，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俄國社會經濟狀況十分糟糕，考茨基和蘇漢諾夫等人堅持認為俄國生産力水平落後，俄國的生産力水平距離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他援引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序言中所說的“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1]考茨基認為，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們忘記了馬克思這句話，俄國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無産階級專政僅僅是一種取消資本主義“自然的發展階段”的大規模試驗，而這種試驗是建立在妄想盲目超越或者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來強制執行的基礎上的，所以，他認為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将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規律，這是使社會主義“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的最無痛苦的方法，考茨基還說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違背了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2]理論，十月革命就像“這樣一個懷孕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并且引起早産，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3]。考茨基眼中的俄國十月革命，是以列甯為代表的一部分精英分子，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采取投機的方式推翻了俄國資産階級。列甯是不顧理智和道德的約束，而隻依靠鐵拳取得勝利的革命者，十月革命是一種不成熟的社會主義革命。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派采取分裂俄國國内各社會主義黨派，這樣一條取得政權的道路是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是主宰了别人思想的，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專制、獨裁的革命。他堅持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化，與民主是不可須臾分開的，即愈是民主，就愈趨近社會主義，當然這裡他沒有說明是哪個階級的民主，因而也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而對于俄國這樣在生産力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暴力革命，而不是通過和平改良方式漸進地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考茨基認為這注定了社會主義道路不會長久。但是，事實并沒有如考茨基所願。俄國社會主義建設恰恰在列甯、斯大林領導下凸顯了它的優勢，社會主義事業在布爾什維克帶領下，風生水起，考茨基的“早産論”也因而逐漸銷聲匿迹。但是沒有想到1991年蘇聯解體，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應驗了考茨基的“早産論”，于是“早産論”論調重又泛起。在當今曆史條件下，社會思潮暗潮洶湧，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盛行，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動辄引用考茨基的“早産論”經典言論，甚至把它作為至理名言，學界也有少數人公開質疑十月革命的“合适性”。因此，我們究竟如何看待考茨基“早産論”，并進行實事求是地分析評價，這不僅是必須搞清的理論問題，而且也是關乎到能否真正确立“四個自信”的重大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怎樣看待考茨基的“早産論”，其實質就是怎樣看待十月革命的問題，這體現了對十月革命的态度及對這段曆史的尊重與否。

十月革命難道當真是布爾什維克為了縮短“懷孕期”，而不尊重曆史發展的規律，“瘋狂猛跳”、獨裁、專制的結果嗎？它的發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還是刻意制造的偶然？真的是待在保溫箱裡不能經曆風雨的“早産兒”？蘇聯解體難道真的考茨基“早産論”應驗了？當然不是，下面我們将逐一進行分析。

二、十月革命的雙重邏輯

十月革命到現在已近100年，但是關于它是否早産、是否符合曆史必然性的争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因為蘇聯的解體而甚嚣塵上，既有關于它發生時機是否成熟、恰當的争論，也有到底是資産階級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争論。那麼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呢？這場革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呢？還是偶然呢？

考茨基十分反感列甯所領導的十月革命，他指責列甯意氣用事、一意孤行，他認為十月革命條件并不成熟，他指出：“現在俄國進行的，實際上是最後一次資産階級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4】在他看來，俄國還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因為他認為俄國還缺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的客觀前提，缺乏必要的物質準備，如果硬說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那麼革命就是布爾什維克一廂情願地制造出來的革命。這是他們用超越或者用法令取消自然發展階段的大規模試驗。這是布爾什維克通過縮短資産階級革命的痛苦而妄圖走捷徑所追求的結果。這種試圖減輕“陣痛”的“早産”兒注定是“活不久”的。那麼，當時發生革命的情況果真如他所說嗎？這就要我們撥開曆史的重重迷霧，首先來分析俄國十月革命發生的曆史背景、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以此來證明俄國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能不能先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跨越資本主義發展的“卡夫丁峽谷”？馬克思晚年放下《資本論》的寫作，重點考察了這個問題，1877年11月，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批判了俄國民粹派代表米海諾夫斯基對《資本論》中把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概述變成一般社會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的錯誤，批判了他對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歪曲，并提出俄國的農村公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跨越的論斷。1881年，馬克思認真慎重地給查蘇裡奇寫了幾封複信，回答了關于東方社會發展的問題，并對俄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馬克思指出：“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用到公社來”。【5】馬克思關于俄國發展的思想充分體現了曆史發展是受客觀規律性與主體選擇性制約的。任何革命的發生都既要受到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客觀必然性的制約，也要受到革命的客觀形勢和條件的影響，俄國革命也概莫能外。這主要因為，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既符合革命發生的理論邏輯，又符合革命發生的實踐邏輯。

（一）理論邏輯：十月革命是受俄國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制約的，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導緻的必然結果

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都必然受到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的制約。如果從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即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否充分發展這一點就俄國與歐美進行比較，好像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沒有歐美發生革命的條件充分。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當時的歐美，雖然革命的物質條件充分，但是國内主觀條件并不具備。因為當時歐美資産階級采取了拉攏工人階級的辦法，培養了一批工人貴族。工人由于受到伯恩施坦主義錯誤思潮的影響，工人喪失了革命的積極性，工人運動被抑制。

而俄國就完全不同了，首先俄國的所謂“落後”是相對于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言的落後，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範圍内并不落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以一定的物質條件為前提，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義也創造不出社會主義來。”[6]這就是說，如果俄國資本主義不發展到一定程度，任何人是制造不出來革命的，這是革命的發生、發展所必須的經濟條件。列甯曾在晚年《論我國革命》中批判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指出，俄國是介于東西方文明之間的特殊國家，既受西方發達國家文明的影響，又兼有東方國家腐朽落後的特質。因而，俄國當時的生産力是，十月革命前，俄國資本主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雖然這種發展不是特别充分，但是這種不充分發展的生産力都受到俄國尴尬的生産關系的制約，而舉步維艱了。由于受封建專制的影響，俄國的生産關系已經像一雙不合腳的鞋子制約了俄國生産力這雙大腳的發展，這可以通過列甯對民粹派“資本主義市場缺乏論”、以及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完美論”等關于俄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可以看出來。因而，就俄國當時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是否适合來看，俄國當時革命的發生是受俄國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制約的，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矛盾導緻的必然結果。

（二）實踐邏輯：内憂外患的特殊的曆史條件造就了俄國革命發生的必然性

首先，革命的發生不是單純依靠經濟發展，依靠自然經濟演進的過程，而是由多種複雜的社會矛盾綜合作用的結果。當時的俄國，正處在特殊的内外交困的戰争背景下，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了三年，這是一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維持勢力均衡而互相争奪殖民地的狗咬狗戰争。“戰争異乎尋常地加快了事态的發展，令人難以置信地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7]戰争像一劑猛藥，摧垮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溫情面紗，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醜惡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列甯在戰争爆發後曾指出，“在一切先進國家，戰争已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來”[8]，三年的帝國主義戰争不僅削弱了沙皇政府在俄國的勢力與統治力量，使得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向前推進了30年，而且這場戰争也使得俄國在國際上的壟斷資本勢力削弱了。俄國作為帝國主義鍊條上最為薄弱的一環，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這樣的境況是革命發生的恰當時機，這也說明俄國已具備了革命的條件，同時也為俄國的無産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能夠登上曆史舞台，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可能。國内俄國人民一方面飽受沙皇的黑暗統治，急于改變這種現狀。另一方面，苦難深重的俄國人民，迫切希望早日結束戰争。但是這卻違背沙皇政府的意願，他們是不願意結束戰争的。群衆、工人和士兵由于對戰争、對糧食嚴重匮乏的不滿，對沙皇專制制度的不滿，在1917年2月，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發動了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但是，俄國人民積極高漲的革命熱情，卻使得俄國的反動勢力惶惶不安。科爾尼洛夫于1917年9月，發動了反革命叛亂，企圖把俄國重新拖回到專制主義統治的深淵。布爾什維克黨堅持相信群衆、依靠群衆，他們聯合廣大群衆和士兵，粉碎了科爾尼洛夫的叛亂。科爾尼洛夫叛亂以慘痛的教訓告訴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成果是不可能依靠一個資産階級臨時政府來維護、保持的。難道面對當時十分有利的革命時機，我們不應該抓住，反而拱手退讓嗎？難道了解到科爾尼洛夫叛亂及其後果後，我們還要執迷于十月革命隻是布爾什維克為縮短社會主義的‘懷孕期”而“瘋狂猛跳”的結果，而不是瓜熟蒂落、曆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可見，俄國十月革命絕不是像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說的那樣，是制造出來的革命，這種說法是極不負責的信口雌黃。十月革命是俄國人民在極其不利的形式下被迫主動選擇的結果，絕不是制造出來的革命。馬克思也明确指出，先進的革命意識和思想觀念是革命爆發的主觀因素。社會形态的更替是主體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相統一的過程。而所謂主體能動性主要是指人們的曆史選擇性，歸根結底是人民群衆的選擇性。因而，俄國十月革命這并沒有違背生産關系一定要适合生産力狀況規律。

其次，任何事情都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俄國的落後，導緻俄國發生革命的階級條件具備，這為十月革命提供了良好的階級基礎。從俄國的無産階級自身來看，雖然他們人數并不多，但是，因為它們分布比較集中，革命願望強烈，且同農民有着特殊的聯系，這使得無産階級同農民的關系尤為親密。

再次，雖然俄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好像不符合資本積累的邏輯，但是卻與貧困積累的邏輯高度吻合，貧困積累愈演愈烈，必然導緻革命，因為這生成了社會主義所誕生的主體條件。這正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與資産階級的“資本積累”相對應的廣大勞動者的“貧困積累”。

俄國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交往廣泛，因而，不可避免的也會産生類似于經濟發達國家那樣的社會矛盾。因而，在俄國當時内外受制的情況下，生産關系就像小腳女人，可謂步履維艱，而如果不變更舊的、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生産關系，社會生産力就會處處受制，根本不可能充分發展的特殊條件下，必須變更舊的生産關系。

總之，十月革命的發生，充分地表明曆史的發展不單單受客觀規律性、曆史決定性的制約，還受人民群衆的主體選擇性與自覺能動性的影響，是幾個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當然，我們也不能對“早産論”一棍子打死，從“資本積累”這種意義上講，“早産論”确實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一味盲目的、機械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一味地“唯上”、“唯書”、而不“唯實”，等待客觀條件完全成熟再去機械地照着馬克思主義的本本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錯失革命的有利時機，丢掉民主革命的勝利成果。而十月革命像一場拯救時勢危機的及時雨，挽救了俄國革命。因而，我們不能機械地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對西歐國家的考察，在内憂外患革命時機成熟的條件下，卻盲目等待革命時機的到來。世界大戰的特殊環境使得俄國必然要走向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奪取政權的道路，這就像一位并未到分娩期的孕婦，由于特殊的情況引起了胎兒的異常，現在必須當機立斷采取急救措施。但是，考茨基卻要求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辦事，否則就是“早産”啊。那孕婦就要靜等到預産期才能生，這樣就可能就會危及胎兒及母親的生命，這就必然犯刻舟求劍的錯誤。

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如果不是俄國革命的特殊條件出現，俄國革命的條件并不成熟，所以決不能拔苗助長，人為地拔高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以後的發展中，要充分意識到我們同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的差距，這是列甯尊重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表現，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多次強調了十月革命發生的特殊性，他指出：“在世界鬥争中成長起來的革命……，決不是由于俄國無産階級有什麼功勞，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進，相反地，是資本主義的特别軟弱和落後，以及特别困難的軍事戰略情況。”[9]可以說，1917年十月革命決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産物，恰恰是其落後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情所造成的。

雖然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整體上落後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但已基本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條件，絕不是什麼人腦門一熱，沖動下的産物，也不是少數領導人意志的産物。列甯充分說明了在俄國具備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條件後，俄國還需要發生革命的特殊時機和條件，而一戰恰恰客觀上促使了俄國發生革命的特殊時機和條件的成熟。

三、 蘇聯解體和演變是背離了社會主義建設邏輯的必然結果

蘇聯解體和演變難道真像某些人所叫嚣的那樣，否定了十月革命的曆史必然性？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這我們可以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取得成績和蘇聯為什麼會解體兩個方面來說明。

（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績表明十月革命是正确的選擇

十月革命的曆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十月革命畢竟是俄國在經濟文化不夠發達的情況下進行的，它有自己的特殊性。“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終勝利即完全組織起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10]對此，列甯有清醒的認識，他沒有好高骛遠地認為俄國有發達的生産力，他認識到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要經曆的困難和曲折是遠遠大于我們的想象的。但是，作為偉大的革命家，列甯不但務實，而且性格果斷堅毅，在他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更是不畏困難和艱辛，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為了恢複國民經濟，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俄國人民同國内外敵人及各種困難進行頑強鬥争，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起初，列甯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實行了戰時共産主義政策，計劃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但随着形勢的發展，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暴露出種種弊端，政策無法再推行下去。列甯充分認識到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先天不足和種種困難。他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坦率地承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1]。通過不懈地探索，列甯根據俄國國情制定并實施了新經濟政策，這是符合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行道路。

列甯逝世以後，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在飽受德國法西斯摧殘，經濟發展帶來緻命重創的條件下；在戰争所帶來的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環境下；在西方資本主義對蘇聯進行經濟制裁、政治孤立、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為了堅持和鞏固十月革命所取得的社會主義勝利成果，他領導蘇聯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衛國戰争，并取得了勝利。這難道不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強大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嗎？斯大林早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模式是為了應付當時戰争的需要、美蘇競争的需要。雖然斯大林模式有諸多缺點，比如強調集中，民主與法制相對匮乏、逐漸蔓延的官僚制也存在嚴重的問題，但社會主義建設仍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說明“早産論”與斯大林模式沒有必然的關系。

列甯早在《論我國革命》中就對考茨基之流攻擊十月革命的經典論調“十月革命的道路行不通、蘇維埃俄國活不成”進行了駁斥。列甯毫不客氣地指出了考茨基性格中的的迂腐與保守，他認為考茨基以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為借口，進而否定俄國革命，實際上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俄國能夠抓住已經出現的有利革命形勢，根據形勢的變化，把握住主要矛盾，不失時機地奪取政權，這是善于利用偶然，把握住偶然與必然的辯證法，既不違背規律，又不機械地、消極的等待機會，從而錯失機會。那麼，有的人又會說蘇聯現在解體了，還不是被“早産論”證實了嗎？那麼，我們目前需要弄清楚的是能不能用蘇聯解體來否定十月革命的曆史必然性？蘇聯解體以後，一些人又嚣張地亮出考茨基“早産論”的大旗，他們認為，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劇變，恰恰證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曆史以響亮的一記耳光打了蘇聯共産黨的臉，而這恰恰又驗證了考茨基的“天才預言”。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蘇聯演變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二）蘇聯解體是因為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背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邏輯

蘇聯的演變和最終解體，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原因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無産階級國家政權引領生産力發展的過程中沒有遵循“生産關系一定要适合生産力狀況的規律”，沒有遵循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背離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邏輯，所以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絕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而是官僚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失敗。

斯大林模式是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以及俄國相對落後的經濟文化情況下形成的，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産物。在那個特殊的時期，斯大林為了調撥一切力量對付法西斯戰争，必須“高度集中”，後期為了集中力量進行建設，集中力量對付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必須高度“集中”。但随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推進，世界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這種隻講集中，不講民主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比較典型的是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高高在上，他們忘記了革命的初衷，忘記了人民的利益，而為自己擁有超越一切的特權忘乎所以。過渡性質的無産階級專政國家政權常态化，他們抛棄了階級合作，喪失了民主法治的糾錯機制，衍生了官僚特權與腐敗，導緻社會主義扭曲變質，被人民抛棄。20世紀80年代時，這些高高在上的特權領導人不關心人民群衆的利益，卻唯獨對他們所享受的物質利益情有獨鐘。蘇聯由于長期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體制僵化、行政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缺乏民主、破壞法制，這不但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而且由于長期缺少有力的、必要的監督機制，導緻個人或少數人獨斷專行、政治弊端不斷出現。戈爾巴喬夫當選為新一代黨中央之時，意識到改革勢在必行，但問題是如何改？蘇聯僵化的體制積弊已久，蘇聯的特權階層勢力盤根錯節，而且這時候他們已經偏離人民的軌道。他們自私、貪婪地認為，如果改革真正實現民主化，他們就不可能再享受到特權，相應的權力也會減少或者受到限制；而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又會限制特權，雖然說已經享有一定的特權和地位，但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積累财富，自己的子孫後代更不可能享有自己帶來的特權和财富；如何才能夠獲得财富與權力，成為國有資産的真正主人呢？這就是轉為資本主義。在蘇聯的現有的社會主義體制下，他們可能獲得物質上利益，成為享受的團體，但他們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剝削集團。而1988年，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改革派”，倡導蘇共十九大改革，提出改革政治體制的任務，剛好響應了這一特權階層的要求，滿足了他們的陰暗心理。正是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口号，并采取了疾風驟雨式、有勇無謀的改革，導緻了蘇聯的分崩離析。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好像非常适合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但實際上，他的民主、人道都是無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全民的“民主”、人道，他把社會主義當成宗教教義、原則，人人都可以加入，這就是把共産黨變成了全民的黨，這不但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種唯心史觀，而且也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它的實質是混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别，否定國際範圍的階級鬥争，否定階級差别，将蘇聯引向資本主義。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惡果頻出，主要有三點：一是引起人們思想的極大混亂。二是培育了各種各樣的反對派。三是催化了民族分離主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麼大家可能會存在一個疑問，為什麼群衆會對危機漠不關心、或者說他們怎麼不去阻止蘇聯的解體呢？主要是因為蘇聯老百姓長期處于斯大林官僚專制模式的僵化體制之内、遠離民主政治，這就造成民衆不僅對改革漠然，而且也毫無經驗，他們不可能參與到政治改革中去，這也能夠回答蘇聯為什麼會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而進程又如此平穩。

由此可見，蘇聯解體的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但與十月革命發生的時機是否成熟沒有必然聯系，但戈爾巴喬夫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推行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沒有堅持社會主義，喪失共産主義信仰，背離社會主義建設的邏輯，把社會主義變成某些人追求私欲的工具，這才是蘇聯解體最主要的原因。因而，不能将蘇聯的演變及其最終解體，歸結于十月革命道路的失敗，也不能想當然的認為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恰恰相反，而是沒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堅定共産主義信念的失敗，是沒有推行社會主義建設邏輯的失敗。這樣看來，考茨基“早産論”的預言不僅是荒謬的，而且還從蘇聯分崩離析的慘痛教訓，反面驗證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因而，資本主義國家妄圖采取“和平長入”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隻能是癡人說夢的妄想。不過，考茨基的“早産論”就是一劑清醒劑，它也時時提醒人們，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有許多先天不足，一定要意識到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性與漸進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3] [德]卡爾.考茨基：《考茨基文選》王學東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頁。

[4] [德]卡爾.考茨基：《考茨基文選》王學東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頁[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1-462頁。

[6]《列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頁。

[7]《列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頁。

[8]《列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

[9]《列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頁。

[10]《列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頁。

[11]《列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頁。

（作者：賈淑品，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前沿》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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