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機上深夜健身的人。視覺中國供圖

0時，北京市朝陽區一棟寫字樓的24小時健身房，和白天一樣明亮。

熊敏在一台跑步機上運動——它位于最角落，右側緊貼牆壁，離所有健身器材最遠，站在上面的人擁有某種“不被注意”的安全感。這是深夜健身帶給她的“特殊權利”——如果提前兩個小時，跑步機上永遠有人，像一場接力。

據保安觀察，深夜健身者大多數會在22時到23時30分之間進門，最遲次日3時還沒離開。來者大多是年輕人，男性占多數；每天都有新面孔，鮮有人夜夜堅持；夜深人靜，跑步機最受青睐，杠鈴、器械則不那麼受寵。

一位24小時健身房老闆，将深夜來健身的人歸納為幾類：附近餐館的服務生、辦公室裡加班的“社畜”、失眠者，以及被老婆趕出家門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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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健身房裡幾乎聽不見交談，白天火熱的音樂、金屬器械撞擊的聲音也安靜下來，隻有頭頂的空調發出低低的轟鳴聲。

熊敏穿着一身黑色運動裝，戴鴨舌帽，手機裡放着電視劇，在跑步機上快走着。她喜歡安靜的環境，便于運動時思考，再加上長久以來的失眠，她将健身的時間固定在每天22時30分以後。

曾有一段時間，熊敏總是淩晨一兩點時來到健身房跑步，配速稍稍提升，她會感到心跳不正常地加快，心髒一陣刺痛。“字節跳動員工在健身房猝死”“北京一男子在健身房内猝死，家屬索賠166萬”“34歲重慶男子健身房運動後猝死”……“健身房猝死”的新聞讓她擔憂。

她對照新聞裡的描述一條條檢查自己屬不屬于類似的“高風險人群”，最終她給自己下了一個定義：“一個普通互聯網‘社畜’，不常有‘勞動密集型加班’，精神壓力沒那麼大。”于是第二天，結束加班後，她還是轉頭走進了健身房。

1時，熊敏走下跑步機，往家裡走去。她會在2時左右準時入睡，在3時和淩晨5時分别醒來——由于失眠，她每天的深度睡眠時間不超過3個小時。

短暫的睡眠過後，是早高峰與漫長的通勤。之後熊敏坐進公司格子間，與電腦屏幕、會議、外賣度過一整天。她在一家互聯網醫美公司負責App的頁面運營，雖然工作壓力比不上“大廠”，但忙的時候也要加班到22時多。熊敏不到30歲，腸胃和腰椎都出了毛病。

2020年初，熊敏的前公司精簡人員，修改了績效考核制度，按照加班時長确定每個人的績效，并要求周日加班，一些員工“被迫”辭職。離職浪潮中，熊敏遭到同事的孤立，部門的團建，她是從同事忘了屏蔽她的朋友圈中知道的。

強撐了兩個多月，熊敏提出離職。她原本等着公司裁員，拿一筆補償款，這下補償也沒了。那一段時間，熊敏常在深夜痛哭，也會一口氣吃掉7個甜甜圈，體重暴漲了20斤。辭職過後，熊敏回了大連的老家，休養生息。

幸好還有跑步。掙紮在無止境的加班、同事的“冷暴力”，以及不知道何時會到來的裁員中，“跑步”是熊敏唯一能夠抓住的一點“确定性”。相比起工作，跑步的回報是明确的，多跑一公裡，就多收獲一公裡的樂趣。這是她堅持了4年跑步的原因。

最開始的時候，她隻能跑3公裡，漸漸地，5公裡、8公裡、15公裡、20公裡……跑步機上的數字不斷刷新，熊敏感到一種巨大的快樂，她開始相信，“隻要你去做了，肯定就會變好。”

2020年8月，熊敏回到北京，找了一份新工作，“老家挺好的，适合‘躺平’，感覺那裡的人，臉上都沒什麼欲望。後來想，如果人生真的還想有什麼進步的話，還是要去大城市。”回到大城市後，熊敏在新公司附近的健身房裡辦了一張卡，深夜繼續在傳送帶上秘密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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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敏加入的這家連鎖健身房，是國内“24小時健身房”的代表之一。創立不到5年，它的全國門店數量達到了近800家，其中北京有141家，朝陽區最為密集，有59家——平均每8平方公裡就分布着一家。根據全國門店統計，有十分之一的客流是在22時至次日8時走進健身房的。

相比傳統健身房動辄上千平方米的面積，這類24小時營業的健身房往往隻有300平方米，設施少、成本低，像“便利店”一般密集開設，且采取月付制，健身的門檻降低了；健身房的門禁通過特定App掃碼進入，因此即便半夜店裡無人看守，健身者也可以自由出入；跑步機同樣依靠掃碼運行，每一次跑步的數據都會被錄入系統，成為健身者運動過的證據。甚至，在互聯網的管理邏輯之下，健身教練在這裡也擁有更多的自由。

教練郭馳可以選擇“不駐店”，隻在有課時來到健身房。但也因為“不駐店”，郭馳喪失了在App上被推薦的機會，隻能依靠老客戶推薦新學員。在App的界面上，每一位教練的累計課時、證書、好評率、以及過往學員的評價都以數據的形式呈現出來，并決定着推薦位的排序。在這類健身房中，教練沒有底薪，代課量決定其全部收入。

“互聯網”模式的健身房有着一套極其詳盡的規則，一旦監控攝像頭拍到教練違規——比如教課時坐下了，便會對教練進行處罰。有時，總店的客服——那些監控後面的監督者，會到店面對教練進行檢查評估。

教練蔣希原本是一名培訓機構的老師，也是一名資深的健身愛好者。或許是因為練得久，從去年開始，她頻繁地被一同上團操課的學員誇獎“可以去做教練了”，又被代課的教練慫恿，決定去考一個舞蹈教練證。一個月後，她通過考核，成為了一名兼職健身教練，同時在3家健身房代課。

正式進入這個行業後，蔣希發現，團操對于女教練的身材要求比男教練更加嚴格。雖然沒有哪家健身房明文規定女團操教練一定要瘦，但蔣希常常能在下課之後聽到學員聊天，“我希望那個教練更瘦一些”，或是直接在課程的評論區評價教練身材。

蔣希很快接受了這份職業的要求，并開始控制飲食，而她的體重隻有100斤出頭。“這個舞蹈本身叫什麼？叫燃脂舞，就是為了變瘦才來跳的，你越跳越胖，誰還跟你跳？”蔣希說。除了身材以外，對女團操教練的要求還包括長相，以及“有沒有化妝”。

當上兼職健身教練沒多久，蔣希工作的培訓機構倒閉了。她在失業的痛苦中暴飲暴食，開始瘋狂攝入減脂期不敢碰的主食——米飯、饅頭、面條、餅，以及大量的酒、炸雞、巧克力派。

今年1月，蔣希終于找到了一份幼兒園教師的工作。朋友們看到她，驚訝“怎麼變得這麼胖了？”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蔣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強迫自己斷掉暴食。每周6天，她下班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待在健身房，直到深夜。

3月7日這天，蔣希離開健身房的時間比平常更晚一些。她等到團操教室空下來，将手機架在教室中央，舉起地上的杠鈴，開始錄制自己的杠鈴操教練考核視頻。

空曠的教室裡，随着每一次杠鈴推舉，蔣希背部的肌肉有規律地起伏着。這個女孩不滿足于有氧訓練帶來的纖細身材，她更向往擁有一身“大肌肉”，她的新目标是考一個杠鈴操教練證。22時，她開始了加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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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時，也是餐廳打工者潘晨駿到達健身房的時間。餐廳21時30分關門，收拾完後廚，潘晨駿騎上共享單車，直奔健身房。他總是先在跑步機上跑40分鐘，再練一遍所有上身器械，一套練下來，大約兩個小時。

一年前，20歲的潘晨駿從老家山西來到北京三裡屯的一家餐館打工，過着“睜眼、上班、下班、合眼”的生活。那時他的體重是220斤，看着鏡子裡臃腫的身體，他在心裡反複安慰自己：“挺帥的，也不胖嘛。”直到餐廳裡相熟的阿姨連着好幾天在他耳邊唠叨，“小潘啊，你瘦下來一定更帥氣。”潘晨駿感到沒法再自我暗示下去了，便挑了一個下班早的日子，去24小時健身房辦了卡。

剛來到北京的時候，他過得并不開心。後廚的工作繁雜，一站便是十來個小時，油煙嗆人，一早上下來，口罩被熏得發黃。一天中最忙的時候，潘晨駿形容“就像在做一個夢”，腦子裡一片空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菜就那樣做出來了，一道接一道。他感覺自己就像是流水線上的一個機器，一年四季都被困在一方狹小的空間裡，重複着同一套動作，從早到晚。

直到健身之後，枯燥的生活有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追求，或是一種“變好”的強烈沖動——曾經連續一個月，潘晨駿在兩個小時的午休時間裡也要跑來健身房，一天練兩次，練到最後，端鍋的手止不住地抖。

2021年春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潘晨駿留在了北京，頭一次有了充足的時間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裡轉一轉。“以前你不明白的那些東西，到這兒一看，一接觸，就會發現，原來世界真的很大。”這個年輕的男孩忽然嚴肅起來，好像在宣告一個重大的決心——“所以我要來健身，因為我知道在大城市裡，隻有改變了自己，你才有機會接觸更多你從未接觸過的東西。”

“深夜健身”似乎在大城市更流行。壓力、繁忙、更多的競争者、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對于外表更高的要求，都成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深夜走進健身房的理由。

在運動醫學界，并沒有一個确切的結論來證明人在哪個時段運動是比較恰當的。但在一則采訪中，上海體育學院運動防護教學團隊成員侯希賀提出，從醫學角度來說，有質量的睡眠在改善整體健康及提高健身效果方面尤其重要。有研究顯示，23時至次日1時，人更容易進入深度睡眠，睡眠效果更好，因此，他并不建議在這段時間内鍛煉。

但對于深夜健身者而言，睡眠要讓位于更重要的東西。一位女性學員總是在22時來上私教課，她工作繁忙，經常出差，家中還有身體不好的丈夫和孩子要照料。但一踏入健身房，她依然精神抖擻。23時下課後，她還要在跑步機上跑半個小時。“為了減肥，她好像什麼都能做到。”她的教練說。

（應受訪者要求，郭馳、蔣希、熊敏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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