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太燒腦？前五集就講一個事，譚綸該不該去浙江，他的“在”與“不在”中暗藏巨大玄機，玄機背後卻是編劇的用心良苦。

譚綸去浙江，是他主動請纓，也是張居正“推波助瀾”結果，為的是不讓嚴黨以“改稻為桑”之名，行“土地兼并”之實，剝削百姓來補空虛的國庫。

來到胡宗憲身邊的譚綸，果然沒多久就發力，阻止了“改稻為桑”的強力推行，但毫無意外引起了嚴黨的不滿，胡宗憲立刻替譚綸攬下責任，趁機借此事上奏朝廷，說糧食沒到位，國策得緩緩。

胡宗憲本就不想強力推行國策，引起民變，譚綸的插手的确給了上報的由頭，可他卻卻反過來埋怨譚綸，說他不該來浙江。

不過勸說成功後，他又說，你在也好，他們至少有所忌憚。

似乎隻要譚綸出現在胡宗憲身邊，即使什麼也不做，也會對局勢産生巨大的影響，譚綸的“在”與“不在”中又有何玄機呢？

譚綸一直以為，自己在胡宗憲身邊進言提醒，就可以維護百姓的利益，直到胡宗憲一句話點醒了他，“我胡宗憲沒有退路，也沒有什麼可變。”

這時，譚綸才醒悟，原來自己的出現，非但無法如預想般替胡宗憲解難和擔責，反倒讓胡宗憲因為黨争陷入兩難。

後來譚綸受召進京，張居正這才向裕王言明，他們的主要目的非但不是阻止改稻為桑，而是在後邊推波助瀾，讓浙江這把大火直接燒及嚴黨的根基。

所以對于譚綸去浙江，他們真正的盤算是，讓譚綸的出現從心理上刺激嚴黨，利用黨争讓嚴世蕃自亂陣腳，露出把柄。

結果的确如其所料，嚴世蕃滿腦子想的都是搞錢補虧空，可清流的人一插手，胡宗憲又上疏訴苦，他就認定胡宗憲有了二心，

以嚴世蕃的腦回路就會想，就想利用這虧空把我們嚴家整垮是吧，别癡心妄想了，就算裕王有了繼承人，可皇上搞錢還不是得靠我們嚴家。

所以這一受刺激，竟然謀劃出了“毀堤淹田”的狠招給自己挖坑，打算跨過胡宗憲，躲過清流把這事火速搞成了。

可是，嚴世蕃錯就錯在，沒有“識人之明”，不是“胡宗憲受誰影響的問題”，而是真想搞成改稻為桑，“就不該用胡宗憲”，他的誤判和激進恰恰正中了清流的下懷。

胡宗憲當然不希望嚴嵩因為嚴世蕃的愚蠢而身敗名裂，也不希望朝局因此大亂，所以會那般埋怨譚綸不該來，可是黨嚴世蕃這一激進，弄出了“毀堤淹田”，這局面又不一樣了。

事情敗露，馬甯遠的供狀直接讓嚴黨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本不該來的譚綸，卻反過來起到了威懾作用，就因為嚴黨落了把柄在人之手。

此時，這事要傳到嘉靖那裡隻有三個途徑，一是楊金水和呂芳這條線，二是胡宗憲自己說，三就是譚綸看過供狀告知裕王。

在他們看來，呂芳這條線可以暫時放心，因為楊金水自己做的事不會自己找死承認，胡宗憲雖然說自己可以面聖，可是嚴黨知道胡宗憲還念閣老恩情，不是沒有轉圜餘地。

所以譚綸在與不在就顯得相對重要了，此時他就是胡宗憲與嚴黨拉扯的籌碼，為了控制局面，嚴黨才甘願配合胡宗憲簽字上疏，提出國策延緩三年執行。

從“你本不該來”到“你在也好”，随着局勢的變換，譚綸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

為什麼一個人即使什麼也不做，隻要他在那裡，對當下局面就會起到如此大的影響呢？

其實胡宗憲早已一語道破，譚綸的存在，在嚴黨眼中并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他背後牽連的勢力，隻要這種關系，以及人的“分别心”的存在，即便對當下的“事”起不到作用，也會對整個“局勢”起到重要影響。

所以看《大明王朝1566》這部劇我們可以學到的關鍵一點就是，想要成事，就要懂得将眼光從“事”中抽離，學會看”勢“。

“勢“是什麼，是變化，萬事唯有”變“是“不變”，要對當下局勢做出準确的判斷，就要學會從所有的“變化”中發現那個“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才是本質，是規律，是使我們做出正确判斷的關鍵依據。

嚴世蕃和他老爹最大區别也在這裡，嚴世蕃看問題隻會盯着“事情”看，你做了對我不利的事情，就是我的敵人，我就要把你幹倒，把你清除，而嚴嵩、張居正、胡宗憲這樣人就是擅于看“勢”的高手。

就說胡宗憲，雖然譚綸的到來對他的決定和想法不會起到任何影響，可是譚綸一來他就立刻嗅到了黨争的氣息，該上的奏本他照樣上，意料之中，嚴黨推行國策的态度更為激進，他胡宗憲抵抗和拖延的步伐也不得已加快且變得愈加強硬了。

譚綸的出現與否，對局勢起到的微妙變化，這是胡宗憲一眼就能看出來的，也是張居正早有籌謀之事，隻不過以譚綸的智商就後知後覺了。

再說張居正，胡宗憲有馬甯遠供狀在手，受召進京，同樣受召的還有譚綸，到達京師當晚，按常理裕王是要見譚綸的，可是高拱提出還是不見為好，因為譚綸是否看過供狀，是否知道楊金水也參與此事，他們并不清楚，但隻要裕王一見譚綸，不管譚綸知道與否，裕王都會被皇上猜忌，所以高拱堅持還是不見為好。

但張居正立刻提出，不見反而是心虛的表現，見是肯定要見的，隻是怎麼見的問題，就在這時王妃出來，提出“父子一體，沒啥好隐瞞的”，還特意讓馮保去請，這就是解鈴還須系鈴人，既然是父子之間的猜忌，那隻要坦然讓皇上知道此事，那麼他的疑心便可自動消除，第二天裕王也便更好回話了。

這個事情中，高拱擔憂眼下時局“變化”（譚綸可能知道内情）讓皇上引起猜忌之心，而張居正是看透“變化”，堅持了“變”中的那個“不變”，見譚綸本就是坦然之舉，若因心虛不見，那就是欲蓋彌彰，多此一舉，穿透表象堅持本質，這是張居正比于高拱厲害之處。

同樣的，呂芳也是高手，楊金水和他不是一個級别。楊金水夥同鄭何二人毀堤淹田，幹了壞事屁股還擦不幹淨，把皇上也拉了進來，這是他沒把差事辦好，所以一路戰戰兢兢來到宮裡。

嘉靖一通盤問，其實就在關鍵一句，嘉靖問他是否看過馬甯遠的供狀，要是按照鄭何這類隻求自保之人的邏輯，就會想，那我必須說看了，看了就說明自己同意簽字是有把柄在胡宗憲手上，是迫不得已。

可如果楊金水這麼說就是找死，因為馬甯遠的供狀根本沒寫毀堤淹田的事，本來想着自保結果弄巧成拙變成欺君，好在呂芳早有提醒，有什麼就說什麼，楊金水這才實話實說，反倒得了獎賞。

這一段，呂芳才是高手，他堅持的就是“變“中的那個”不變“，胡宗憲會不會拉他呂芳下水他不知道，但能堅持的就一條，讓楊金水有什麼就說什麼，事情辦得如何是一回事，欺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後講講大明首輔嚴嵩，胡宗憲受召進京，當晚就來見嚴嵩，可嚴世蕃愣是擋在中間挑撥離間，引起了嚴嵩對胡宗憲的猜疑。

等了半宿不見胡宗憲，嚴嵩有些急了，因為當晚他必須摸清楚一件事，就是嘉靖究竟知不知道“毀堤淹田”的事，如果知道那是哪條線出了問題，問清楚了他才有底氣第二天跟嘉靖鬥法。

而這些都必須問胡宗憲才知道，可嚴世蕃這個坑貨兒子愣是在中間攪和，不過第二天嚴嵩還是從容淡定地去開會了，在門口與胡宗憲碰面，他揮了揮手讓胡宗憲啥也别說了，這是因為他已經對局勢有了把握，那麼他這份把握來自哪裡呢？

其實，半夜從嚴世蕃一句意氣的話“爹，他胡宗憲不會來了”，嚴嵩就已經猜到胡宗憲來過了，顯然不是被嚴世蕃趕走他就不會說這麼果斷的話。

那麼僅從“胡宗憲來過嚴府”這件事，嚴嵩是如何推斷局勢的呢？

倘若胡宗憲真想扳倒嚴家，用馬甯遠的供狀投誠清流，作為徒弟他還會那麼坦然來見他這個師父嗎？

憑嚴嵩對胡宗憲的了解，他不是這樣的人，既然當晚來了那就是心下坦然且有話要說，有什麼事是必須連夜告知的，大概就是“嚴家無事，切勿輕舉妄動自露馬腳”這類緊急提醒，再加上第二天見到胡宗憲那副急于告知什麼的樣子，嚴嵩便更加肯定自己判斷了，以至于嘉靖讓他看供狀的關鍵時候他也能倘然裝睡。

沒有私下的知會與謀劃，僅憑嚴世蕃的急躁的隻言片語，羅龍文鄢懋卿連夜相陪，這些身邊人的言行，嚴嵩就能對當前局勢有了近乎準确的判斷。

其中的關鍵就在于他能從反常的言行和變化中，看透推動變化的根本原因，這個根本的推動力就是，胡宗憲手握的那份馬甯遠的供狀，還傷不到他嚴家。

而胡宗憲能夠以一份毫無痛點的供狀，将嘉靖、嚴黨和清流都耍得團團轉，也正是基于他深谙人心，懂得看“勢”,用”勢“，知道嚴世蕃會因為譚綸的存在，誤判局勢而變得激進，他早料到嚴黨會有大動作，但沒想到是這麼一個“大動作”，所以趕去分洪之前他感歎了一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

下一句就是，“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

“刍狗”在古代是祭祀之用，供奉時尊貴，用後棄之如弊屣，言外之意，現在朝廷為了填補國庫，也要将百姓如弊屣舍棄。

但這裡還有更深一層隐喻，胡宗憲是在歎息嚴世蕃這自尋死路之舉，他幹下的蠢事遲早要連累閣老，拖垮嚴家，現在皇上需要你搞錢填補國庫，就會縱容你，推着你，等裕王勢起，真到了朝局要轉換的時候，曾經無上榮耀的嚴家也會即刻被皇上舍棄。

這些都是胡宗憲憑借“看勢”，能夠預料之事，這份功力遠非嚴世蕃之流能及。

所以，南懷瑾先生說，世界上看任何東西“要輕松”，也是同樣的道理，你不能受眼下的困局迷惑，眼珠子都鑽到一個事情裡邊去，而是要懂得将意念收回來，把注意力抽離出來，以全局的眼光去看“東西”或“事情”的“變化”。

“看山的精神如何屹立不倒，看水如何包容萬物，看花如何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散發出沁人心脾的香氣。”

要把“花的精神”收到眼睛裡頭來，讓大腦的意識去自動分别事物變化中的規律，從而憑借邏輯和綜合積累做出準确判斷，也可以說是某種高維的直覺，準之又準，而不是将精神虛耗在具體分裂捉摸不定的事物當中，這樣我們做事情順勢把握，才能四兩撥千斤，甚至不費吹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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