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生于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另說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曆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于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二十八歲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曆史。後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調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他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長達3000多年的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二十四史之首，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該著作前後經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曆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史記》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曆朝正史皆采用這種體裁撰寫。

　　《史記》經典篇目欣賞： ①《周亞夫軍細柳》載于《史記·绛侯周勃世家》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将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将軍，軍棘(jí)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将軍，軍細柳：以備胡。

　　漢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大規模侵入漢朝邊境。于是，朝廷委派宗正官劉禮為将軍，駐軍在霸上；委派祝茲侯徐厲為将軍，駐軍在棘門；委派河内郡太守周亞夫為将軍，駐軍細柳，以防備匈奴侵擾。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jí)門軍，直馳入，将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pī，通“披”)甲，銳兵刃，彀(gòu)弓弩(nǔ)，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将軍令曰：‘軍中聞将軍令，不聞天子之诏。’”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

　　皇上親自去慰勞軍隊。到了霸上和棘門的軍營，驅馳而入，将軍及其屬下都騎着馬迎接。随即來到了細柳軍營，隻見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鋒利的兵器，開弓搭箭，弓拉滿月，戒備森嚴。皇上的先行衛隊到了營前，不準進入。先行的衛隊說：“皇上将要駕到。”鎮守軍營的将官回答：“将軍有令：‘軍中隻聽從将軍的命令，不聽從天子的命令。’”過了不久，皇上駕到，也不讓入軍營。

　　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诏将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将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辔(pèi)徐行。至營，将軍亞夫持兵揖(yī)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同“轼”）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将軍。”成禮而去。

　　在這種情況下皇上就派使者拿符節去告訴将軍：“我要進營慰勞軍隊。”周亞夫這才傳令打開軍營大門。守衛營門的官兵對跟從皇上的武官說：“将軍規定，軍營中不準驅車奔馳。”于是皇上的車隊也隻好拉住缰繩，慢慢前行。到了大營前，将軍周亞夫手持兵器，雙手抱拳行禮說：“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禮，請允許我按照軍禮參見。”皇上因此而感動，臉上的神情也改變了，俯身扶着橫木上，派人緻意說：“皇帝敬重地慰勞将軍。”勞軍禮儀完畢後辭去。

　　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jiē)乎，此真将軍矣！曩(nǎng)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将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yé)！”稱善者久之。

　　出了細柳軍營的大門，許多大臣都深感驚詫。文帝感歎地說：“啊！這才是真正的将軍。先前的霸上、棘門的軍營，簡直就像兒戲一樣，匈奴是完全可以通過偷襲而俘虜那裡的将軍，至于周亞夫，難道能夠侵犯嗎？”長時間對周亞夫贊歎不已。

　　②《管鮑之交》載于《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颍(yǐng)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huán)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名夷吾，是穎上人。他年輕的時候，常和鮑叔牙交往，鮑叔牙知道他賢明、有才幹。管仲家貧，經常占鮑叔的便宜，但鮑叔始終很好地對待他，不因為這些事而有什麼怨言。不久，鮑叔侍奉齊國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糾。等到小白即位，立為齊桓公以後，桓公讓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被囚禁。于是鮑叔向齊桓公推薦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後，在齊國執政，桓公憑借着管仲而稱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會合諸候，使天下歸正于一，這都是管仲的智謀。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gǔ)，分财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管仲說：“我當初貧困時，曾經和鮑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時自己總是多要一些，鮑叔并不認為我貪财，而是知道我家裡貧窮。我曾經替鮑叔謀劃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頓不堪，陷于窘境，鮑叔不認為我愚笨，他知道時運有時順利，有時不順利。我曾經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國君驅逐，鮑叔不認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沒遇上好時機。我曾經多次打仗多次逃跑。鮑叔不認為我膽小，他知道我家裡有老母需要贍養。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公子糾失敗，召忽為之殉難，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鮑叔不認為我沒有廉恥，知道我不因小的過失而感到羞愧，卻以功名不顯揚于天下而感到恥辱。生養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鮑叔啊。”鮑叔推薦了管仲以後，情願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孫世世代代在齊國享有俸祿，得到封地的有十幾代，多數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稱贊管仲的才幹，反而贊美鮑叔能夠識别人才。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财，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管仲在齊國執政為相之後，憑借小小的齊國濱臨大海的地理條件，流通貨物，積累财富，富國強兵，與普通人同好同惡。所以他的著作中說：“糧倉充實就知道禮節；衣食飽暖就懂得榮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親就緊緊依附；禮、義、廉，恥的倫理不大加宣揚，國家就會滅亡。頒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頭，要能順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淺顯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勢而給予；一般人所不贊成的，就順應而革除。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轉禍為福，轉敗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輕重緩急，謹慎地權衡利害得失。桓公實在是惱恨小妻蔡姬，就南去襲擊蔡國，管仲則趁機讨伐楚國，譴責不向周王室進貢包茅。桓公實際上是北征山戎，管仲卻趁機讓燕國實行召公的善政。齊、魯兩國在柯地盟會的時候，桓公打算背棄同曹沫所簽訂的歸還魯地的盟約，管仲卻堅持歸還，讓魯國信重齊國，天下諸侯也因此而歸附于齊。所以說“懂得給予是為了有所獲取，這是治理政事的法寶。”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仲的富足可以同諸侯王室相比，有三歸，有反坫，齊國人并不因此而認為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後，齊國遵循他的政教，常常強霸于諸侯之中。以後一百多年又出了一個晏子。

　　《商鞅立木建信》載于《史記·商君列傳》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xǐ)。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zhé)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商鞅變法的條令已準備就緒，還沒公布，（商鞅）擔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命人）在都城市場南門前放置一根高三丈的木頭，招募（能）搬到北門的人，給予十金。百姓看到後對此感到奇怪，沒有人敢去搬木頭。（商鞅）又說：“能搬木頭的人賞五十金。”有一個人搬了木頭，就給了他五十金，以此來表明沒有欺騙（百姓）。最終頒布了法令。

　　于是太子犯法。衛鞅(yāng)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sì)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qián)，黥(qíng)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qiè)于私鬥，鄉邑大治。

　　這時太子也觸犯了法律，商鞅說：“新法不能順利施行，就在于上層人士帶頭違反。”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施以刑罰，便将他的老師公子虔處刑，将另一個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以示懲戒。第二天，秦國人聽說此事，都遵從了法令。新法施行十年，秦國人都非常高興，路上沒有人将别人丢的東西據為己有，山林裡也沒了盜賊，家家富裕充足，百姓勇于為國作戰，不敢再行私鬥，鄉野城鎮都得到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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