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部偉大的奇書問世了。這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的《史記》是西漢時期最偉大的文化創造之一。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卷，是一部上起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迄漢武帝時代的中國通史。作為史學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結構之周密，在曆史上是空前的。《史記》以人物《紀》、《傳》為主，輔以《表》、《書》，合編年、紀事諸史書文體之長，創造了史書的紀傳體新體裁，成為此後二千年王朝正史編纂形式的規範。《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在東漢桓帝永壽元年(公元155年)之後，才開始出現《史記》這一名稱。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年說法不一，一說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說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年不可考。司馬遷十歲起就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二十歲開始遊曆天下山川，重視探訪重要的曆史遺迹。此後不久，任郎中，以漢武帝侍衛和扈從的身份多次随駕出巡，并曾經奉命出使巴蜀。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曾經參與主持制定新曆。此後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對匈奴的戰争中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下獄受腐刑。獲釋後為中書令，忍辱發憤，完成了《史記》一書的撰著和修改。

　　《史記》這部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曆史眼光之闊遠，久已受到學人的重視。揚雄《法言·君子》說，《太史公》書，聖人在其中也将有所收獲。桓譚《新論》也說，通才著書以百數，隻有《太史公》書氣勢宏大，其餘都是叢殘小論。《論衡·案書》又寫道，漢代著書者不少，司馬遷是大河，其餘都是小水。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涉獵者廣博”，筆力跨越古今。

　　《史記》之廣大博雜，建構了社會史料的宏大寶庫。《史記》幾乎描述了全景式的曆史。成功的帝王，失敗的英雄，叛亂的首領，失意的學者，流浪的俠士，忙碌的商人。都成為司馬遷所注意的對象，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一一得到具體而生動的記錄。于是，一幅社會史的畫卷，展示在人們面前。

　　《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特别高的地位。曆代評價《史記》，有所謂“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深于《詩》者也”，“千古之至文”，“《五經》之橐龠，群史之領袖”，“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等種種說法。這些贊美，都說明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内容的“文”“史”之中，《史記》很早就已經被看作一座文化的高峰。

　　《史記》的寶貴價值，首先體現在當時的文化基點上，能夠真實地、完整地描繪出社會曆史的各個層面。司馬遷在記述政治史的同時，對于經濟史、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等，也在《史記》中進行了生動的記錄。與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動家同樣，讀書的人，作買賣的人，算命的人，盡管在當時社會上地位不高，他們的事迹也受到司馬遷的重視。

　　在司馬遷筆下，遊俠的俠義精神得到贊美，酷吏的殘暴行徑有所揭露，悲劇英雄項羽和秦始皇、漢高祖一同列人本紀，農民領袖陳勝和諸侯一同列人世家。司馬遷在頌揚漢武帝的功績的同時，也曾經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長生，多欲好戰，耗費民力的行為，在《史記·汲黯列傳》中，還責備他“内多欲而外施仁義”。

　　由于堅持了一種追求曆史真實的态度，敢于背離傳統，富有批判精神，甚至對于當代帝王也敢于指責，《史記》曾經被稱為“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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