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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中小學學業要求

教育，解鎖移民區蝶變密碼

——來自全國最大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區的實踐探索

光明日報記者 王建宏 張文攀

9月29日，一間挂着“工筆畫社”牌子的教室内，九年級學生楊豔楠單手執雙筆，一支勾勒，一支敷色，兩支筆行雲流水般在指間切換，一幅竹鳥圖正在筆下鋪陳開來……

學校位于中國西北的甯夏中部幹旱帶，在20世紀末，方圓近百公裡還是亘古荒原。經二十多年開發建設，這裡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區，是23萬移民群衆的幸福家園。

“啥叫今非昔比？都在娃娃們臉上寫着呢！”紅寺堡四中黨委書記鄭會平說，以前，西海固的娃娃都是“三蛋蛋”：太陽曬成紅臉蛋，嘴裡啃着洋芋蛋，褲子露着屁股蛋。這些年，他的很多同事都眼見着自己的學生成了機關幹部、人民教師、都市白領或者創業先鋒，紛紛感慨：孩子們是移民區的最大“增量”。

因為教育，移民子弟有了人生出彩的機會

至今，劉曉萍依然記得西海固老家“兩頭見不着太陽”的上學路：她的語文老師，也是當年爸爸的語文老師。

“一二年級的時候，班上還有幾十個學生。到了四年級，全班隻剩下7個人。”劉曉萍的記憶裡，語文老師和數學老師都是全能型，兼着音樂、美術、體育、科學等課程。教室是平房，偶爾還漏雨。“冬天最難過，取暖用的是水泥砌的爐子，同學們上學路上都自覺撿柴火帶到班裡，但好像從來沒暖過，大家都裹着大棉襖，穿得跟粽子一樣。”

2012年7月，村莊整體搬遷。

新學期開學時，劉曉萍随着父母搬遷到兩百多公裡外的紅寺堡，進入弘德燕寶小學讀五年級。十來分鐘就能從家門口走到校門口，第一次在三層的教學樓裡上課，第一次見到暖氣片、電子白闆。也是第一次考英語，但隻得了二十幾分。本該三年級開設的英語課，劉曉萍在老家從來沒上過。新的環境裡，她的進步很快。小學畢業時，英語竟考了滿分……去年夏天，從紅寺堡一中畢業的劉曉萍，被甯夏師範學院學前教育專業錄取。這一年，僅她所在的弘德村，被錄取到二本以上院校的，就有34人。

紅寺堡中學副校長石金海至今仍清晰記得，17年前遇到的那位丁姓家長。搬遷前，他雇了一個初中辍學的孩子輔導自己家3個娃，随着這位“小老師”能教的東西越來越有限，他毅然決定：搬往紅寺堡。

“他女兒高考時已過了20歲，在大部分類似家庭，可能早都嫁人了。”石金海說，上學期間，有個學生把他家兒子的牙打掉了，他請求學校：不要開除打人的孩子，開除他就熄滅了這個家庭的希望。

2009年，老丁家三個孩子同時考上了大學。如今，兒子丁育才成為紅寺堡一個派出所的民警。另外兩個孩子，一個在銀行工作，一個在學校教書。

石金海說，過去在南部山區，一些家庭特别是少數民族家庭不讓女娃念書。搬出來之後，看到在外面的世界，走一步路都得學會看路牌，沒有文化，寸步難行。如今，在紅寺堡中學，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占到65%，女生比例占到58%。

通過教育，越來越多移民子女的人生，有了出彩的機會。他們的家庭，也因此得到徹底改變。

财政優先保障，教育優先發展

教育在鄉村振興中發揮着基礎性、先導性作用，實現鞏固拓展教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以振興鄉村教育賦能鄉村振興，是教育的職責和使命。

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發建設之初的紅寺堡，就樹立了一種理念：越是貧困，越要把教育作為拔窮根的重要手段。

當黃河水通過三級揚水提升近300米，汩汩流入這片焦渴大地，人們對教育的渴望和對新家園的期待同時蘇醒。

聽說要向紅寺堡搬遷的那一年，楊國繁35歲，是西吉縣馬建小學的老師：“很多人就一個想法——把娃兒們帶出來，讓他們把書念成。”

大河中心小學是紅寺堡的第一所學校，也是這片亘古荒原上最先開工的建築之一。近日，當記者走進校園，教學樓、科技樓、學生餐廳、教師周轉宿舍有序分布，校園裡書聲琅琅。

23年前，1999年2月，這所小學的前身——大河三小開門辦學。當時搬遷的人還不多，隻來了不到30個孩子，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有。隻有1個老師，叫高俊新。所有孩子放到一塊兒上課，開展複式教學。

就這樣，紅寺堡教育以此為起點，在一片荒漠上實現了從0到1。

此後的二十多年中，紅寺堡各級各類學校增加到150所，在校學生超過50500人，教職工增長至2431人。

走在紅寺堡的城市鄉村，最好的建築是學校，最美的風景在校園，“互聯網 教育”成為标配。其背後，是甯夏财政真金白銀的全力保障。據甯夏回族自治區财政廳廳長孫志介紹，甯夏财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連續9年保持在4%以上，高質量完成了中央“一個不低于、兩個隻增不減”要求。尤其是“十三五”時期，五年累計投入881億元，比“十二五”時期翻了一番。

2017年，紅寺堡開始在村莊大規模建設公辦幼兒園，實現1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幼兒園全覆蓋。

“隻要村裡的孩子達到兩個班，就建幼兒園。”紅寺堡區政協副主席楊金花說，解決了後顧之憂，移民才能安心外出務工。不然，一家得留一個人看孩子，既造成社會資源浪費，也會影響移民收入。

走進大河村龍泉幼兒園，一樓拐角處的豆豆班，田豔萍老師正帶着孩子們載歌載舞。“剛到這裡的時候，孩子們個人衛生很差，有的襪子脫了都能立起來，大部分孩子都用不慣沖水廁所，嚷着要到院子裡去尿尿。”田豔萍笑着說，“你瞧，還能看出他們與城裡孩子的區别嗎？”

紅寺堡還形成了一整套機制，通過工資待遇這個“杠杆”，引導優秀教師向農村學校流動。

在财政資金支持下，移民區的教育，在“鞏固”“銜接”“拓展”的同時，正在為鄉村振興賦能。

甯可苦自己，也不誤移民

“那時候可把沙子吃美了。”楊金花一句話把時光拉回到1999年9月。那年，她25歲，從海原縣教育系統調到紅寺堡，給搬遷的第一批移民子女任教。當時的紅寺堡剛剛開發，一片沙海，偌大的沙灘上看不到一棵樹，“連根拴驢的樁子也沒有”。風一刮，即使隻隔幾米也“相見不相識”。坐在屋子裡，也要戴上頭巾，房子蓋得不太嚴實，沙子就從椽檩的縫隙裡往下灌。一些男老師和女老師一樣，穿後跟開縫的鞋，就為方便清理沙子。騎自行車回家，兜裡的沙子能掏出半把來。

這種惡劣的條件，磨砺了紅寺堡教育工作者的韌性。

2000年中秋節過後，張龍從老家西吉縣搬到了紅寺堡，在買河第一小學任教，就他和校長兩個老師。沒有桌凳，也沒有教學設施。第一年冬天，學校隻拉回去半三輪車煤。為了省出煤給娃娃們用，他和校長在宿舍裡瑟縮了一個又一個冬夜。

至今，很多人依舊記得，最初幾年，在紅寺堡最顯眼的地方，挂着一句醒目的标語：“甯可苦自己，也不誤移民”。一個“誤”字，道出了為人師者的警醒與擔當。“群衆太窮了，一口鍋、一卷爛鋪蓋基本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當。”張龍感慨，孩子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

就是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紅寺堡也未曾降低教師的準入門檻。從“老縣”調來的老師，一律不超過40歲。2000年年底，和楊國繁一起調到紅寺堡的兩位老師，就因為超過了年齡而返回了“老縣”。

之後幾年，随着移民大量遷入，學生增長很快，紅寺堡開始通過招考大批量補充教師。“從2003年至2005年，每年招考100多位老師，大部分都是甯夏大學、甯夏師範學院畢業的大學生。”2003年考入教師隊伍的童仲志說，“120多人集訓了3天，然後再分配到各個鄉鎮的學校。當時，我們就在街道上跑操，很有氣勢。這也讓很多人看到，考進來了這麼多年輕的大學生當老師，把娃交給紅寺堡，放心！”

每年補充100多名教師，加之此前基數不大，紅寺堡教師平均年齡隻有35歲，形成了一支有激情、有活力的教師隊伍。在這裡，苦教的老師和苦讀的學生，師生的相互成就，創造了移民區教育的“紅寺堡現象”。

呈現“溢出效應”，民風為此改變

民風是地理環境和人文生态共同作用的結果，其背後深層的文化心理與思維定式，沒有外力的牽引，很難得到改變。

“2018年9月，從河水小學調至東源小學時我很吃驚。”當卡世明被調至這所“問題小學”時，多少有點想不通。

“有的孩子真是一點都說不得。”東源村家長“護犢子”出了名，有的學生在學校挨了訓，家長會追到學校“罵回去”。久而久之，老師們的積極性也受到很大挫傷。

卡世明一方面與村支書、村主任及部分村民代表面對面溝通，另一方面，與老師們統一思想、真抓嚴管，校風校紀和教學質量都大為改觀。

教育的“溢出效應”表現在民風的改善上。一位領導講了親身經曆的一件事：十年前，正值秋季農田水利建設，玉米棒子掰掉後，一些村民的玉米稭稈還在地裡“站崗”，幹部就下鄉幫農民收割玉米稈。有的村民不僅不幫忙，還在一旁說風涼話：“我們年年都是這樣的，你們幹部愛幹，是閑得沒事幹了。”

小手拉大手。孩子們的成長也帶動了家長的改變。如今，村民們的玉米稭稈早早被收割成捆，整整齊齊擱在後院，養牛養羊。

遷入地教育質量的提升，也成為人口聚集的“牽引器”。在最初的搬遷中，由于遷出區沒有“斷根”，移民“兩頭跑”現象比較突出，也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難度。

“一開始對紅寺堡的教育不太信任，今天來兩三個，明天來四五個，報夠一個班，就開一個班，開學報名得持續兩三周。”石金海說，現在周邊很多縣的家長，都想方設法讓孩子來讀書。

這幾年，每到秋天入學季，紅寺堡都會增加中小學生近千人。在人們用腳為這片斬斷窮根的土地投票的同時，一路繁花正在結出累累碩果。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13日09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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