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宗廟的毀廟、簡祀等問題的讨論長達數十年，先後有韋玄成、鄭弘、嚴彭祖、匡衡等大批人參與，自元帝開始屢改屢變，直到成帝、哀帝之時才罷。

　　而對于具體的西漢末期的社會問題，例如統治階級的普遍腐化、自然災害頻發、土地兼并加劇、民衆忍無可忍的起義行為束手無策，要麼是提出不切實際的建議，要麼是無動于衷。

　　“四方饑謹，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法三代之古，以三代“禮治”為法。董仲舒為儒學精神樹立和搭建了一個完美的典範和實踐參照。與這種理想化的社會相比起來，現實的“漢政”也就相形見绌，甚至于無一是處了。《論衡·宣漢》中所說：“儒者稱三王，五帝緻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

　　對于漢儒的“奉天法古”的思潮，閻步克先生有着完整且清晰的論述，從“奉天法古”說法的提出，到武帝時期改制的呼聲，再到西漢末期對于官制，乃至于對于皇帝稱号的改制要求。西漢後期的社會危機，在殘酷的社會危機與理想典範的強大落差下，也就産生了如顧颉剛先生所說的“許多人心厭漢的故事”。

　　在法家意識形态衰退之後，西漢末年形成的這種龐雜混合着道、法、陰陽等家思想的未成形的儒家意識形态，既沒有真正實現全社會共同的意識環境，也沒有深入廣大平民的内心深處成為信念，而是浮着在上層統治階級和逐步形成的中層知識分子地主階級之中。這種混雜的意識形态雛形，面對着西漢末年長期的土地兼并和豪強掠奪，以及中央的巨大變革，如同是烈火烹油，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推動了社會危機。王莽被時代和思潮所推動，充當了“王道複古”的“新政”踐行者。

　　元老院意識形态的弱化 舊有的羅馬帝國意識形态有着悠久的傳統和曆史淵源，主要包括着以多神教信仰為核心的宗教體系和以古羅馬精英共和為核心的元老院傳統。而在公元四世紀初，君士坦丁所面對的最核心的問題，同戴克裡先一樣，依然是羅馬帝國意識形态的重塑。

　　羅馬帝國原有多神教和元老院的意識形态的衰敗集中體現于三世紀危機之中，戴克裡先以及君士坦丁的改革，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舊制度與陳舊的意識形态難以适應于新的時代與帝國的問題。這種意識形态的推倒與重塑，本身就是帝國絕大多數中下層公民以及部分中上階層的迫切需要。

　　在思想領域起到主導和塑造性作用的就是古羅馬的精英共和傳統精神，這種精神即便是在帝國時期，也影響着羅馬帝國的格局以皇帝和元老院共享着帝國的中央權力，皇帝也長期以第一公民自稱。帝國的黃金時代找到了一種當時相對成功的皇位繼承制度，這實質上是皇帝與元老院的妥協，它契合了元老院所鐘愛的選任原則與一種虛構的世襲血統相結合，同樣也得到了軍隊的認可。

　　在實質上，包括士兵、市民、行省公民等中下層公民對于共和原則毫不關心的情緒和意願越來越明顯的體現出來。“他們發誓效忠于羅馬皇帝及其家族，發誓效忠于皇帝及其後代，将皇帝的朋友視為帝國的朋友，将皇帝的敵人視為帝國的敵人。”這種上層意識形态與下層民衆的割裂在體系運行中變得越來越明顯。

　　這種割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元老院的制度設置以及其意識形态同帝國現實之間的不協調。元老院毋庸置疑是一個極端保守的群體，基本是由具有良好出身和大量财富的精英構成，重視尊嚴并唯恐失去擁有的特權。

　　盡管在帝國元首制時期，元老院已經很難與具有強權的皇帝分庭抗禮，但其依然保持着對軍團、行省等領域的強大影響力，其與皇帝的互動與沖突是帝國活動的核心内容。但這種始于城邦制共和國的意識形态已經很難滿足于整個帝國的運轉需求，整個體系處于一種共同管轄但脆弱平衡之上。但這種财富的壟斷所造成的的負面效應很快在稅收制度上體現了出來。

　　元老院作為制度的主要制定者與受益者，往往使自身群體在稅收制度上處于免稅或低稅的位置。例如查士丁尼的《學說彙纂》裡記錄了對所有公民施以固定的人頭稅和土地稅，從而讓中小土地所有者承擔着比身為元老或者城市議員的大土地所有者更為沉重的壓力。大量農民不僅要上交國家的稅收，還要向土地所有者上交租稅，正如蓋倫所記錄下來的，這種政策使得大量農民都處于一種“長期而廣泛的饑荒”之中。

　　盡管帝國黃金時代的農民還能勉強承受這種雙重稅收的壓力，但這種冗餘實際上是非常小的，帝國稍微劇烈的活動都有可能造成連鎖性的破壞。對外發動的戰争可以通過主觀控制來避免以維持經濟體系的脆弱平衡，但外敵的入侵和自然環境的惡化卻不是羅馬帝國能夠控制得了的，這種經濟上的脆弱平衡被破壞了之後，就是三世紀長期的内戰與混亂。

　　其次，元老院的制度體系以及成員組成已經無法滿足帝國的統治重心轉移。羅馬自擊敗迎太基崛起以來，核心省份一直位于地中海西部，包括半島本土、西西裡島、非洲、西班牙和高盧南部地區。但就如同統治重心從羅馬和半島中部地區轉移到地中海西部省份一樣，在帝國統治了地中海東部、以及中歐地區幾個世紀後，主要關注點也移到愛琴海地區、萊茵河和多瑙河邊界、以及面對亞美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東部邊界。在元首制後期的帝國統治重心已發生了轉移，自安敦尼王朝的來自西班牙的圖拉真開始到來自北非的塞維魯王朝，已經表現出帝國的統治者開始向非意大利區轉移。

　　而到了伊利裡亞諸帝時期，帝國的統治重心正式從帝國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向東部，尤其是北部邊境地區轉移。而元老院本身的結構如同其傾向一樣，依然保持着極其保守又相對穩定的人員組成。元老的構成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即便在馬可·奧勒留去世的二世紀末，也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元老。在非意大利元老中大多數來自于西部，隻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元老來自于本身更加富饒、文化更加發達、人口更加稠密的東部地區，這無疑是不夠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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