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松弛感”，白玲似乎不是一個典型的形象。在《星加坡故事》這則收入劉以鬯南洋故事集《椰風蕉雨》的中篇小說中，“我”邂逅了歌台佳麗白玲，并參與了她戲劇化的命運。整體上，白玲被賦予了歌伶典型的跌宕命運，遇見“我”時風光正好，與“我”分手後低靡徘徊，表面玩世不恭，内心純潔掙紮。她敢愛，也甘于犧牲自我以成全所愛之人，為了保護“我”免遭因為與她相愛而受的威脅，不惜悔了“我們”之間的婚約。讓我逐漸忘了她過上新的生活，自己則潦草地結束了一生。直到收到她留下的遺書，“我”才知曉其中緣由和曲折。

然而，在此提及白玲，是基于作者捕捉到的她的某個狀态。一次白玲在家中向“我”邀酒，一面談論起男女在情感中的博弈。劉以鬯寫道：白玲的談吐使我産生了無法描摹的驚訝，她的精辟的見解證明她是清醒的，她的突如其來的大膽則又仿佛帶着幾分醉意。這個介于清醒與醉意之間的時刻，綻放了這個女人松弛的魅力。或者說，此時的白玲，兼具清醒時的内在堅定與醉酒時的不受約束，生動诠釋了“松弛感”。再回頭看這個人物，盡管在台上光芒四射，在“我”面前，卻從一開始，便既如孩童般直率又如孩童般堅持。“我”問她，雇車去吃風好不好，“不好” “因為不願意别人聽到我們的談話”，那麼吃宵夜好不好，“不好” “因為不願意去聽别人的談話”。最後選定“情調最好的一座花園”，她修正說，是“調情最好的一座花園”。小說雖然被籠罩在南洋潮濕黏稠的氣氛中，人們也傾向将王家衛的影像風格作為劉以鬯意識流小說的視覺表現，前半段兩人相識、互相試探的情節，倒因為白玲坦誠利落的對答，透出幾分俏皮的明媚。僅有松弛，松弛感是無法成形的。白玲也有一股凝神屏息般的内在力量，始終清晰的自我認知。這股力量控制下的慵懶迷離，展現出的才是風情。也是同一種張弛，主導了兩人關系的方向，牽引着她過不偏離自己決心的人生。

盡管，在生活的重重焦慮中讨論“松弛感”看上去充滿挑戰，但如果，松弛感不隻是另一種穿搭、妝容的外在風格，也不是待人處事的新型教條，如果松弛感是由内向外擴張的某種力量，那麼，養成松弛感的内核，就可視為一種必須，甚至是迫切的。江鵝在《俗女養成記》裡說，“不光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就會有選項。”選項，就是這個。選項越多，就越不至于受困。松弛，就是不受困的感覺。

江鵝是通過比較不同人家的媳婦總結出選項理論的。街坊上滿仔的媳婦用力學捏菜包，滿仔氣她這都不會，丢下一句“路上全是人，不會去看嗎？”就去睡了，醒來發現菜包全都捏成了有手有腳的小人。阿嬷把它拿作笑話講給媽媽聽，媽媽也笑，江鵝一邊跟着笑一邊不安起來，意識到一旦自己成了女人，現在手裡這些随随便便的面團，是要達到某個标準的。是台北的大伯母将她從傳統對女人的評價體系中解放出來，大伯母從容不迫點了一桌菜，吃得賓主盡歡，自信的風範讓她又意識到，世上還有“知道該上哪個館子點鐵闆牛柳的媳婦”。“用力乖”，拿到别人眼裡的高分，女人的命運不隻如此。

《俗女養成記》劇集劇照

江鵝是朝着不會用力乖的方向成長的。有一次阿嬷破例買了菜包給她吃，她卻發現自己吃下的半顆紅豆不是紅豆，是蟑螂蛋！但阿嬷一口咬定就是紅豆，隻叫她趕緊吃掉。她選擇站在阿嬷那邊，決定剛才吃下去的半顆就是紅豆，行動上聽從内心，偷偷丢掉了剩着半顆蟑螂蛋的菜包。這件事并沒有随着丢掉菜包而結束，反而對她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乖乖照大人說的做，并不能保證沒有麻煩。比起來，趁着大人都去午睡，溜去摔碎溫度計看看裡面流動的水銀到底是什麼、把爸爸裹着糖衣的藥錠全部舔一遍再放回去、一路滾下樓梯卻發現滾樓梯無法節省時間因為會昏過去很久，這些擺脫大人注意力、以純然的求知欲探索世界的機會，讓她萬分慶幸。“聽話”有時恰恰是一種限制和困境，不過“聽”或“不聽”都是自己的選擇。遇到違背真心的指令，不聽不必自責。倘若聽了，也不要哀怨發話的人。

《俗女養成記》從成年視角，回味了一個女孩如何在洞察和親身經曆中，逐漸分辨出家人和親戚、媽媽和媳婦、“乖”與“不乖”的微妙差異。參照差異，她一邊無視不合理的社會标準，延續着童年天然的松弛感——“不知道危險為何物的全然安全感”——和免受幹擾的特權，一邊成長。盡管她稱之為在台南跟着父母和阿公阿嬷、“從塵裡土裡乒乒乓乓”長大的經曆，長成的也隻是“總有哪裡不夠成材”的“普通女人”——“當年的寶貝女兒們，如今的自我感覺并不寶貝。認真長了三四十年，到現在仍要一邊尋求療愈，一邊思圖長進。”人前或人後，自願或受迫，對父母家人，對卵巢子宮，總有自己感覺抱歉的對象。活在其中，以至于不易察覺這一事實的荒謬。“俗女”從中跳脫出來，理直氣壯地承認普通，做了個安樂自在的人，這一點，江鵝應當要将自己歸到成材那一邊去。

《安妮·霍爾》電影海報

至少，松弛感可以後天養成，令人欣慰，松弛的觸手甚至可以伸向周圍的人。伍迪·艾倫的經典劇情片《安妮·霍爾》以女主角安妮·霍爾命名，男主角艾維·辛格卻在其中占據更多戲份。影片截取了艾維從與安妮相遇前到與安妮分手後的一段生活。艾維過于敏感，恐懼開車，無法接受鄉村的甯靜。安妮是他難以相信自己會愛上、一個會說“啦嘀嗒”（la-de-dah) 的女孩。“la-de-dah”源于19世紀上層社會蔑視和傲慢的表達，趁着“安妮·霍爾”熱潮在20世紀回歸且更新了語境，安妮一身随性時髦的中性裝扮，對艾維主動搭讪，又漏洞百出，尴尬詞窮之時便用“啦嘀嗒”來打發，一次快樂的自嘲。無論如何，艾維上了她的車，卻發現她開車胸有成竹，瘋瘋癫癫，艾維在副駕駛摸到一塊疑似吃剩的三明治，安妮的笑聲和疾馳的風聲一樣令人印象深刻。安妮總是很快樂，仿佛先天般的。龍蝦在廚房四處逃竄她也大笑，還慫恿艾維抓住一隻舉起來，突然想起要拍照，又鼓勵艾維再來一次！

艾維舉着龍蝦驚恐而幸福的照片在他們分手後還挂在安妮家的牆上。這份快樂是隻屬于安妮的，艾維試着和别的女人複刻抓龍蝦的場景，對方無動于衷，都沒放下手裡的咖啡。安妮總是出人意料：她會為艾維将她每次情緒低潮歸咎于月經忿忿不平，卻又在艾維因為電影開場遲到兩分鐘不願再看時，繳械而平靜地問，那你想做什麼；艾維提議她去進修，盡管她因此懷疑艾維覺得自己笨并為此沮喪，還是認真選擇了課程；艾維推薦心理醫生給她，她深受其益，第一次去就哭了，取得了艾維十六年也未曾取得的效果，不斷的進展也促成了她與艾維的第一次分手。當艾維克服了飛機旅行和開車的恐懼，去好萊塢挽回他們的第二次分手時，安妮沒有那麼快樂了，她表現出留在好萊塢唱歌同時拒絕艾維的意志。她對艾維毫不留情的批評被照搬進了艾維的第一部戲裡，隻是他篡改了戲中的結局，通過藝術表達了生活中缺失的完美。當艾維與回到紐約的安妮再次偶遇時，安妮重新快樂了起來，他們共進午餐，回憶往昔。與安妮握手告别時，艾維的畫外音說，我意識到她是一個多麼好的人，這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哪怕隻是認識了她。艾維是否意識到，即便分手，安妮仍在持續對他施加影響，像一種後遺症。從這一角度而言，《安妮·霍爾》這個名字當之無愧，連神經質的艾維也變松弛了，他身上呈現的變化正是安妮強大人格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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