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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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湖南是古代百越族群聚居的重要區域。古代湖南區域地名的漢化進程，可以采取計量方法劃分為百越語地名主導時代（前11—前3世紀）、漢語式地名主導時代（前3—5世紀）、漢語式地名與漢語地名平衡時代（5—11世紀）和漢語地名主導時代（11世紀以降）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地名的漢化主要表現在用漢字音譯的方式來記錄百越語地名，并盡量通過漢字部首來表達地名的類型；第二階段，區域百越語地名逐漸減少，漢語式地名和漢語地名在不斷增加，而漢語式地名占有很高比例；第三階段，區域百越語地名完全消失，而漢語地名在不斷增加，并與漢語式地名在數量上形成基本平衡狀态；第四階段，區域新出現的地名絕大部分是漢語地名，百越語語素隻殘留在部分小地名的通名之中。這個漢化進程，既是湖南區域古代百越族群與漢族地名文化從隔離到接觸、共存和融合的過程，也是認識和理解南方區域地名文化演變的良好案例。

［關鍵詞］古百越族群；地名；湖南；漢化

一、引言

在研究中國南方地區古老地名的含義時，我們常常會遇到很多含義不明的地名，較為耳熟的如無錫、姑蘇、餘杭、會稽、豫章、彭蠡等。過去一般認為，這些地名屬于古代吳越語言的漢字記音地名，類似的情況曆史上多出現在東南江蘇、浙江、江西一帶。近些年來，筆者在研究湖南地區曆史地名時，發現該區域也存在一大批類似的難解地名，例如長沙、洞庭、湘、資、沅、澧等。雖然這些地名很早就已出現于曆史文獻之中，但我們一直以來都不甚清楚它們的含義，令人遺憾。

我們知道，地名是人們給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所賦予的專有名稱。作為地理實體的語言符号，任何地名都是有含義的。我們現在之所以對很多古老地名的含義無法解釋，最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找到解開地名謎題的鑰匙。華夏（漢）族由黃河流域大批進入長江流域等地是自春秋戰國時代才開始的。在華夏族來到南方之前，古代南方地區的土著居民主體是“百越”族群。所謂百越，是古代居于南方的以越人為主的諸族群總稱。衆所周知，古百越族群主要是現代侗台語族（壯侗語族）諸民族的先民，其使用的語言從語言系屬來說，主要屬于侗台語族，但也不排除其中部分屬于苗瑤等其他語族先民。一般來說，百越族群活動區域内的地名，應該是由長期生息于此的百越族群以其所操語言命名的。由于百越族群隻有語言，沒有文字，他們活動區域的地名曆史上隻能借用華夏文字（漢字）來進行翻譯性記錄。這實際上就是對區域百越族群語言地名進行華夏化（漢化）的早期形式。曆史文獻中留下的南方地名很多即屬此類。那麼，古百越族群語言地名是如何進行翻譯記錄的？應該說，古代中原華夏族在與周邊諸非華夏族交往時，早就有“号從中國，名從主人”的地名翻譯命名傳統。“号從中國，名從主人”的含義，即中原華夏族内部稱呼非華夏語（漢語）民族區域地名采用華夏語意譯名稱，而非華夏語民族區域地名的正式名稱則采用非華夏語民族語言的漢字音譯名稱。然而，事實上，古華夏族所操華夏語與周邊的非華夏族語言二者不但字詞難以一一對應意譯，而且語法往往也差距很大。因而，時代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的古代華夏族先民在與非華夏族人民進行交往的時候，地名的翻譯方式不得不抛棄實用意義不大的“号從中國”式意譯，而采取方便易行的“名從主人”式音譯。但這種音譯又不是簡單的完全對應式音譯，而是在不同的時代根據不同的情況具有不同的翻譯命名特征，比如有的可能是百越語式音譯，有的明顯是華夏語（下稱漢語）式音譯，有的則是音譯與意譯的混合。因此，研究古百越族群區域地名整體的漢化過程及其特征，比研究單一古百越語地名的含義可能更具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知道了古百越族群聚居區地名漢化進程及其特征，對于了解古代百越族群的民族構成、地理分布、思維認知特點，古代漢族與百越族群的交往、交流、融合過程和今天區域地名的文化淵源和地名文化遺産的内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本文即試圖通過解剖一個古百越族群聚居區地名漢化的典型樣本，以認識、了解不同時期區域地名漢化的時代特征及程度。

湖南位于我國南方的核心地帶，是古代百越族群居住活動的典型地區。進行湖南區域古百越語地名的漢化過程研究，無疑有助于湖南省乃至南方地區地名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湖南地區作為古百越族群聚居區，其地名的漢化類型可以分三種形式：百越語地名、漢語式地名和漢語地名。百越語地名，是指用漢字記錄的百越語譯音地名，可謂之“名從主人”式地名；漢語式地名，是指地名在形式上像漢語地名，但其中的專名或通名仍包含明顯的古百越語語素，亦可稱為漢越合璧式地名；漢語地名，是指未明顯受百越語言影響的、專名與通名都是當時習用的漢語字詞地名。古代湖南百越聚居區地名的漢化進程，可以通過分析不同時期區域新出現的百越語地名、漢語式地名和漢語地名三者的基本情況及其數量比例變換來進行衡量。要研究古代湖南百越聚居區地名的漢化問題，首先，最關鍵的是如何識别不同時期區域内含有百越語成分的地名。本文對湖南地區古百越語言（語素）地名的判斷标準大體有二：一是曆史地名專名用漢語無法合理解釋，或解釋存在歧義、文獻存在一名異記的；二是曆史地名通名在先秦秦漢漢語地名中不存在或存在但含義明顯與漢語不同的。這種判斷标準相對客觀，其結果大緻應是不錯的。其次，是如何進一步理解其中代表性地名的含義及命名特征。這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時期湖南區域地名漢化的方式與程度。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具有很強繼承性的。由于古百越族群主體為今南方侗台語族先民，今廣西壯族先民即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今湖北、湖南等長江中遊地域；古百越族群的另一部分應該是今南方苗瑤語族先民，即活動于古代長江中遊洞庭（今洞庭湖區）、彭蠡（今長江贛皖界段一帶）之間的“三苗”人，今湖南、廣西境内的瑤族當即其主要遺裔，因而，曆史時期湖南地區留下的古百越語地名，其含義很多應該可以利用今壯語、瑤語（勉語）詞彙來進行推測。但是，世易時移，“名”是人非，今天要對這些古百越語地名的含義進行準确的解釋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們難以對解釋結果的正确與否進行準确無誤的判斷。盡管對古百越語地名的含義推測不一定十分準确，但毫無疑問，這明顯不會對區域地名漢化曆史進程的時期劃分與趨勢判斷産生多少影響。以此，筆者下文即嘗試主要從湖南古百越族群的活動史入手，通過不同時期區域地名語言特征的計量和湖南及其周邊地區具有古百越語言成分地名命名基本情況的比較，深入分析地名的微觀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盡可能準确地了解、認識湖南地區古代百越（土著）語地名漢化的曆史進程。

二、百越語地名主導時代

（前11—前3世紀）

先秦時代，在作為華夏族的楚人春秋早中期大舉進入湖南境内之前，湖南地區是純粹的百越族群分布區。其時，南方百越族群在史籍中除被稱為“百越”外，還被稱為“蠻楊”“楊粵”“夷越”“于越”“蠻越”“南夷”“蠻夷”等。也就是說，越、粵、夷、蠻等名，都屬于當時南方百越族群的泛稱。例如，通過下述記載，可以知道此間百越族群的大緻分布情況。

（1）《墨子》卷4《兼愛中》：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

墨子生活在春秋戰國之際。楚人其時還局限于江北的漢水流域一帶。顯然，此間廣大的“江、漢、淮、汝”區域，除“荊楚”以外，都是屬于百越族群的“于越”“南夷”之民。

（2）《呂氏春秋·恃君覽》：

揚、漢之南，百越之際。

《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末年。“揚、漢”即指長江、漢水。這是說其時大緻以長江及漢水為界，該線以南即為百越族群的活動區域。

（3）《楚辭·九章·涉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餘濟乎江、湘。

屈原同樣生活于戰國末期。屈原的意思是說，其時他對“南夷”百越族群并不了解，而長江以南的湘江流域一帶，是認識他們的好地方。這與上述《呂氏春秋》所說的百越族群分布區域相當契合，說明當時的湖南地區仍然是越人勢力活動的重要區域。

可見，盡管春秋戰國之際以降已有不少楚人南下湖南地區，到楚悼王時代（前401-前381）甚至把整個湖南地區都納入楚國的統治範圍（參見後），但是，直至戰國末年秦人大批進入之前，湖南境内的居民無疑還是百越族群占絕對的主導地位。例如，近年洞庭湖區常德出土的戰國楚簡有稱“越湧君”，湘西北慈利出土的戰國楚簡有稱“越邦”，似都反映出當地越人所居的主導地位。其實，先秦時代的這種局面，也可以從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發現的湖南地區的一些地名命名情形中得到明顯反映。

戰國末年以前留下的湖南地區地名記錄不多，但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些重要地名已經在此間出現。記錄相關地名的文獻舉例如下：

（1）《逸周書·王會解》：

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腹鼓。锺锺牛。蠻楊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向。

這反映的是西周成王時期（約前11世紀）的事情。可以說，其中的長沙、倉吾二名，是見于文獻記載的時代最早的湖南地名。

（2）《後漢書·南蠻傳》：

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楚悼王時代（前401-前381）屬于戰國中期。洞庭、蒼梧為楚郡名，都是當時楚國在南方邊地設置的軍事性區域。

（3）《鄂君啟節·舟節》銘文：

徙（涉）江，内湘，庚

，庚

《鄂君啟節》屬于戰國中期楚懷王時（約前355―前296）的器物。銘文中提到的江、湘、灅、澬、沅、澧、澹，為河流名，也分别就是指後世的江水、湘水、耒水、資水、沅水、澧水、澹水（澧水支流）諸河；、、陽三地則是湘江流域的聚落名稱。

由上述地名情形，可知此間區域地名命名特點有三：其一，基本以漢字來音譯古百越語地名。也就是說，此間地名多屬于古百越語地名的漢字記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此間區域所知地名大都不能從字面上對其含義進行合理、順暢地理解。筆者曾專門考察過長沙、洞庭二名，發現其漢語含義雖然難解，但是如果用侗台語族壯傣語支語言進行解釋，其女神祭壇（長沙）、紅色平地（洞庭）的含義似較為通暢。這是因為，侗台語地名的習慣語序為“中心詞 修飾詞”，與漢語的習慣語序“修飾詞 中心詞”正好相反。另外，倉吾作為部落名或地名，在漢語沒有含義，但考慮到“倉吾，蠻也”，可以嘗試用壯傣語來理解。按倉吾與蒼梧為一名異寫，漢語上古音可拟作tshaŋ¹ŋa¹，很可能是讀音與之近同的壯語詞can‐ghyaz（巫師）的古記音。巫師在壯族傳統信仰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以巫師作為古代百越倉吾部落的名稱無疑具有較強的識别意義。陽，雖形式上屬于典型的漢語式名稱，但“”（後來的《漢書·地理志》作“洮”）顯然屬于新造字，應該也是源自古越語語素記音。可見，這些基本不能從字面做出順暢解釋的地名，應當就是古百越語言的記音地名。其二，盡量以漢字部首來區别部分地名類型。這種命名方法在中原地區至遲在西周時代即已出現，例如河、渭、洛等。楚銘中出現于湖南地區的湘、灅、澬、沅、澧、澹等都是河流名，其地名用字基本上都是單字，且多帶有水（“氵”）部首，似是楚人為河流記音而借用或新造的漢字。這些河流名稱的具體含義一直不清楚，但是，如果用今壯侗、苗瑤語族語言的習慣地名用字進行近音分析，就有可能得到較合理的解釋。例如湘，上古心紐陽韻，可拟音sǐaŋ¹，與瑤語詞su‐ang（河流）的讀音甚近，可能是其音譯；灅（今耒水）、澧、澹（今澧水支流），有可能分别是壯語詞raiq（沙灘）、rij（溪水）、daemz（水塘）的古記音；而沅，有可能是壯語詞rengz（平地）的古記音。對照今日這些河流中下遊重要河段的自然地理特征，确實與特定河流所對應壯語詞的含義相仿。、陽則屬于聚落名，其地名用字帶有邑部首，反映的是人文地理事物。可見，先秦時期湖南地區的上述地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區域主體居民古百越族群地名命名的文化特色。其三，漢語式地名已開始出現。這是指此間出現的“水名 陽”“山名 陽”形式地名。“陽\洮陽”之外，此間見于記載的同類漢語式名稱還有“辰陽”（《楚辭·涉江》）、“青陽”（《史記·秦始皇本紀》）。陽\洮陽、辰陽（《漢書·地理志》謂“辰水所出”）無疑是因水而獲名，青陽則當是因山而獲名，且完全符合“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的漢語地名命名傳統規則。不過，、辰二字的含義不甚明确，最有可能還是來自古百越語語素記音。例如，辰陽位于湘西綿延的山谷之中，“辰”很可能就是壯語詞con‐gh（沖，山谷、山窩之意）的早期記音字。

由上可知，在湖南百越族群聚居區地名漢化的早期，由于區域百越族群居于主導地位，漢化的方式基本上是采取用漢字（包括既有漢字和創制漢字）對百越語地名進行記音，因而，在區域已知的17個地名（含西周時2個）中，百越語地名有14個，約占總數的82%。直至前4—前3世紀之際的楚國晚期，包含百越語語素的漢語式地名（共3個）才開始在湖南地區出現。可見，雖然楚人名義上控制湖南地區的時間不短，但在對待百越族群所采取的文化政策上似是謹慎而保守的，甚至是無所作為的。這與春秋戰國時楚人的主要精力長期放在北方關中、中原有關。盡管戰國時對于後方江南“南夷”地區楚國設置有軍事性的洞庭、蒼梧二郡，但似乎基本上是為了維持區域現狀。這大約就是到了楚末期的屈原尚在“哀南夷之莫吾知”的原因。

三、漢語式地名主導時代

（前3—5時代）

大約在前3世紀80年代，秦人開始進入湖南地區。秦人主要是從湖南北面的洞庭湖平原一帶進入湖南地區的。據《史記》相關篇章記載，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遣大良造白起進攻楚國，占領郢都，并于此設立南郡；前276年，秦軍又攻占楚國的“江旁”15邑，标志着秦人勢力從此正式進入洞庭湖平原地區。秦人進入湖南地區後，仍繼承楚國所置洞庭、蒼梧二郡政區，并以洞庭湖平原一帶為依托，沿湘、資、沅、澧諸水向南西拓展。從此，中原文化慢慢向湖南地區滲透，反映在地名命名中的古百越語文化因素也逐漸減少。

（一）秦代

過去，由于有關秦代湖南地區的曆史文獻記載十分有限，我們對秦代湖南地區的情況知之甚少。2002年，随着湘西龍山裡耶36000餘枚秦簡的出土并逐漸公布，我們對于秦代湖南地區的情況有了不少新的認識。例如，我們知道秦代湖南地區仍廣泛分布着“越人”以及“濮人、楊人、臾人”等百越部落。裡耶秦簡文字所涉年代為前222—前208年間，其中記錄有不少當時的湖南地區地名。這些地名的具體情況大略如下：

郡名：洞庭、蒼梧；

縣名：遷陵、酉陽、零陽、索、沅陵、無陽、充、門淺、上衍、辰陽、上軴、新武陵、沅陽、蓬；益陽；

鄉裡名：都鄉、啟陵、貳春、軴上；盈夷、康樂

非政區名：庑谿、夷山、與谿、鼓山、爰淺；泊筮。

從上述新出現的地名（加黑字體）中，我們可以窺知秦代湖南地名命名五方面的主要特征。其一，因水為名者較多。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等傳世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獻釋文考察可知，酉陽、零陽、沅陵、無陽、辰陽、沅陽、益陽、庑谿、與谿等地名都是因水而名。另外，索、門淺、上衍、爰淺、泊筮諸名稱可能也與水有關系。這些河流名稱基本無法用漢字本身含義理解，估計都是來自古百越族群某種語言語素的記音。不過，不像此前楚人的記音地名部分漢字似乎是新創制的漢字，此間地名記音所使用的這些漢字顯然都傾向于選用既有的通俗漢字。例如，“無水”即今舞水（沅水上遊支流），應就是“庑谿”的異稱。無、庑，上古皆明母魚部，可拟音mǐwa²，有可能與壯語詞mbwk（大）的古讀音近同，無水、庑谿的含義當就是大河流的意思。順便說，曆史時期南方地區多見的冠首字與“無”字發音近同的地名，如巫水、巫山、五溪、五嶺、武水、武陵、烏江等，其冠首字含義可能都是“大”。這從《方言》有謂“恒、蔘、綏、羞、繹、紛、毋，言既廣又大也。······東瓯之間謂之蔘、綏，或謂之羞、繹、紛、毋”的含義解釋，可得到證實。“毋”上古音同無、巫、武等，亦明母魚部。而“東瓯”“瓯”等，衆所周知，漢時皆屬居住于東南地區的百越族群。此外，高水、冷水等的首字專名，有可能也是表示大的壯語詞gox、lueng的古記音。與之相反，壯語詞iq的意思表示小，古代用來記音的漢字可能是“賹”“益”“夷”“易”等。例如，本區此間出現的“益陽”名稱的含義之謎即可因此破譯。關于益陽之得名，東漢時即已無解。應劭曾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即推測益水即資水異稱。應該說，這樣的說法并不成立，因為宋以前的益陽縣治故城近年已發現于益陽市赫山區鐵鋪嶺，位當資水之南，與“益陽”的含義相悖。益水作為資水南岸的一條小支汊（由資水分汊，再注入資水），汊口附近河段根據應劭“今無益水”的記載，約在漢代就已淤塞不通，今則僅剩20餘公裡的中下遊河段，而益陽故城遺址正在益水故道之北（圖1）。顯然，相比旁邊的資水，益水确實是一條小河，正好符合“益”的含義。令人頗為驚奇的是，2300多年後的今天，該河名字仍叫“小河”。人類曆史早期，族群部落居住分散，活動範圍相當有限，人們往往喜歡用具有相對形體意義的修飾詞大、小，來對境内河流、山體的名稱進行區别。這樣的情況，與人類曆史早期地名大多由“普通的修飾性詞組擔專有名詞作用，久而久之它們就越來越固定下來”的地名命名規律是一緻的。其二，因山為名者不少。遷陵、沅陵、新武陵、啟陵、鼓山等地名即是。西周時期關中平原地區可能即有含“陵”字後綴的地名出現，如西周晚期宣王時青銅器《不其簋》銘文中即有地名被釋為“高陵”。《說文》雲：“陵，大阜也。”在秦代的湖南地區，含“陵”字後綴的地名，都與山有關。不過，這些含“陵”字的地名，既不同于含“山”字後綴的地名（如“鼓山”）多指較獨立的山體，也不同于平原區域的所謂“大阜”（大土山），而往往是指範圍較廣、規模較大的山脈凸起地區。由“陵”字的新含義，推測含“陵”字地名的得名很可能與古百越族群有關系。按南方含“陵”字後綴的地名較早出現于鄂西北至湘西北一帶，鄂西北山區楚國時代即屬于濮人（濮人與越人關系密切，史籍有“濮越”之稱，屬越人一支，其語言當屬侗台語族）活動區，而湘西北山區楚秦時代肯定屬于越人的廣泛活動區（如前引裡耶J1［12］10号簡文有“越人以城邑反蠻衾”句），故知“陵”字很可能是時人借用來記錄古越人語大山體類地名的。比如“新武陵”一名就是例子。新武陵之得名，應該是相對于既有的“武陵”而言。這說明，在新武陵縣成立前，就已存在一個叫武陵的地方。按包山出土楚簡（成書年代約為前322-前316年）169号即錄有“武陵”一名；查《漢書·地理志》，秦置洞庭郡前，所置漢中郡下也已轄有“武陵”縣（轄域約當今鄂西北竹山、竹溪一帶）。洞庭郡所轄的新武陵縣，當是相對于這個前面設置的武陵（縣）而言。又，秦漢晉時代，漢語把南方的大山體先稱為“領”，後發展而為“嶺”（嶺）。例如，秦時“南有五領之戌”；漢代稱從南嶺發源的今贛江為“領水”；到晉代，郭璞釋《爾雅》“時善椉領”的句意為“好登山峰”，王羲之《蘭亭序》亦有稱“崇山峻領”。這些表示山體含義的“陵”“領”諸字及相關地名，遲自戰國晚期才在南方地區開始出現，也當與南方的古百越族群有關系，或者進一步說，主要與侗台語族語言有關系。在壯語地名中，修飾詞lingq（陡）常被音譯為“嶺”“領”“靈”等漢字。陵、領（嶺）二字很可能就源自于壯語詞lingq的古讀音。如武陵，很可能就是大山之區的意思。其三，因方位為名者出現。上衍、上軴、軴上三名即是例子。帶“上”字前置的地名，秦時關中地區即已出現，例如位于雒水上遊的“上雒”（今陝西商洛境）、渭水上遊的“上邽”（今甘肅天水附近）。上衍、上軴二地的位置，有學者分别推定于沅、澧二水的中上遊一帶，相當符合“上”所表達的方位意義。其四，純土語記音者減少。前面三類地名都可謂是包含古百越族群語言語素的漢語式名稱，而餘下的索、充、門淺、爰淺、蓬、盈夷等名稱，從漢字字面顯然無法順暢理解其含義，應該是前代百越族群語言地名完全式記音習慣的延續。例如，故城位于今常德市東北河流邊的“索”（縣），很可能得名自壯語詞sok（碼頭）的古記音；位于湘西北山地區的“充”（縣），則很可能是壯語詞congh（沖，山谷、山窩）的古音異記。其五，純漢語地名開始出現。鼓山、貳春、康樂三名應是湖南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純漢語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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