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閻晶明（中國作協副主席）

夏日，我同一衆文友行走在河東大地上。據說，我們所去的7月中旬，正趕上幾天難得的清涼時節，細雨蒙蒙或微風吹拂，與我印象中的晉南的确大不相同。

作為晉人，我所生長的晉西北與運城所處的晉南，其實長期以來在地理交通上相隔甚遠，文化習俗也是大相徑庭。其後多年在省會太原工作生活，對晉地南北之自然條件、文化習俗、人情世故有了更多觀察、比較的機會。這些話題似乎永遠也說不完，它們本身就是世俗煙火中的一部分。

山西萬榮後土祠秋風樓資料圖片

今天，時隔20年再次來到河東大地，那些豐富的曆史遺存真的值得再次深入觀賞，而我不由得會在觀察中體味這裡正在發生的變化，希望讀出這片土地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飛躍。無論如何，運城是山西綜合條件最好的區域之一，看山西人的精神面貌，看山西未來的發展潛力，運城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領先地位。

舊地重遊，我在親切中也引發出一些思考。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又呈現出無盡的新貌。在運城，隻要開始列數過往，幾百年、上千年、幾千年，都會打開一個沒有辦法窮盡的話題。而且你會有一種感受，這裡遇到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對此十分擅長，更為之驕傲。是的，102處的國家級文物本身就是證據，無處不在的曆史遺存，燦若星辰的曆史人物，豐富活躍的民間文化，無不讓這片土地彰顯出深厚的文脈，充滿無窮的活力。但我同時又無法克制地這樣認為：我們為曆史驕傲，但不應迷失在曆史的星光閃耀裡。

可以說，同深厚博大的人文曆史一樣讓我感到興奮的是，今天的運城，是一片改革和建設的熱土。這裡的人們懷着奮鬥的熱情，創造的激情，努力地工作着，拼搏着——是的，拼搏，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種奮進的欲求，一種追求更高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實現更高理想的願望。這種願望和追求彙聚在當代運城人身上，這是最為寶貴的，也是新時代山西最迫切需要的精神狀态。

禹門口（龍門）黃河公路大橋資料圖片

龍門：千年一躍的傳奇

黃河沿晉陝峽谷一路下行，從河津進入運城。河津也是黃河沖出峽谷，走向寬闊、坦蕩的起點。黃河因此在這裡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龍門以北是地勢狹窄、兩峰并峙造成的湍急、兇險，一出龍門，則平坦、開闊，容姿也溫和、平靜很多。婉約與豪放就在此直觀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構成一道獨特的風景。乘船從龍門上行，不到半小時即可抵達黃河最窄處石門，這裡的河床距離隻有38米，由遠及近，卻并不給人壓迫之感，反而更為黃河的奔流之速、兩岸峭立的石壁、頭頂白雲的浮動三者造成的獨特視覺感觀深深地吸引，靜谧中仿佛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推動着周圍的世界，那是一種大自然的偉力，讓人無法擺脫對它的神往和想象。

龍門是自然景觀，黃河從此流經了不知多少個百萬年，從黎明到黃昏的每一天，從盛夏到寒冬的每一年，從地老天荒到龍騰虎躍，所有改變隻是造成不同的景觀，一切都不會讓黃河停止它奔流到海的腳步。也許正是因為大自然的造化太過神奇，幾千年來與龍門相關的傳說、故事從未間斷，流傳甚廣。神話傳說如鯉魚躍龍門盡人皆知，半人半神的故事如大禹治水深入人心，龍門本身就還有一個名字叫作禹門，或禹門口、禹門關。如果登上位于河津一側的大梯子崖，北望石門，南眺龍門，對于黃河的認識一定會有一種格外的升華的感覺，體會到一種難得的悟覺。

在山西萬榮廟前村拍攝的汾河與黃河交彙處新華社發

我們沒有辦法推測大禹究竟在龍門如何大動幹戈，但我們可以親見當代龍門人的奮鬥與拼搏。河津市龍門村是黃河岸邊的一個鄉村，它因龍門而得名。而當代龍門村人也的确配得上這個榮耀之名。這裡是河津也是整個運城地區最為富裕、經濟發展最好的鄉鎮。大禹精神在當代龍門人身上得到弘揚。這裡的工農業生産和旅遊産業發展迅速，人們生活富庶，無不為自己生活在龍門這一勝景之地而自豪。行走在龍門景區，沿岸的景觀正在重新打造中。表現現代革命曆史的人物雕像及紀念碑依次矗立，一條沿岸修建的木棧道正在鋪設，地老天荒之上勢必會展現一種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來客。以強大的工業作為基礎，這些藍圖一定能夠實現，唯願這些新造的景觀給人們帶來的是對曆史的了解，是遊覽的便利，且一定要與自然景觀相融合。

對于在自然景觀上做添加動作是否應該和必要，曆來都存在意見分歧。如果大禹真的在龍門上曆經十三年劈山通河，造福萬民，那麼另一方面，從他那時起，人們已經對自然動了手腳，早不再是原貌了。今天來到龍門，赫然在目的已經不是河兩岸的石壁，而是架設在其上面的大鐵橋，它才是橫在黃河之上的巨龍。這是現代交通之需，是龍門必須要接受的改變。遙想千年之前晃動的浮橋，甚至包括壺口瀑布處旱地行船的奇觀，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在獲得便利的同時，肯定也會少了許多古人曾經的景觀鑒賞機會。這是矛盾，是對是錯隻能任人評說。不但是龍門，石門之上如今也架起一座橋梁，那同樣是一條鐵路橋。詩人、旅行家肯定會有不同看法，但社會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我們唯有希望，那人造的實物，無論造型還是色彩，與自然之間能最大限度地融合。

龍門村這個黃河岸邊的鄉村，如今擁有3000多人口，每年依然能吸納為數不少的大學生來這裡工作和生活。這可能比“無憂無慮，真是田家樂”的傳統景觀還要重要。龍門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努力保護良好生态，打造宜居适遊的環境。這種融傳統和現代于一體的發展之路，或許才是我們最想要看到的吧。

河津是運城礦産資源最豐富、工業基礎最好的縣區。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河津就是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城市。事實上，即使在河東地區，河津都是人文底蘊深厚、文化名人輩出的地方。僅僅說出司馬遷、王勃、薛仁貴這三個名字，就足以讓人驚詫。當然，由于行政區劃的原因，王勃的故裡通化鎮早已屬于隔壁的萬榮縣，而司馬遷的故裡現在已被認定為是陝西韓城。用河津當地朋友的話說，隻有薛仁貴是無可争議的河津人。這也是一種無奈。就說司馬遷吧，一句“遷生龍門”，幾乎是為後世留下一個大迷局。晉陝峽谷讓秦晉兩地隔河相望，這種相鄰相隔的曆史演變中，發生過很多故事。秦晉之好是大勢，但也時有一些屬于地域文化方面的争執。韓城有司馬遷墓，有一個叫徐村的村子被認為是司馬遷的故裡。我二十多年前曾經到訪過那裡。村子裡的馮、同二姓，據說就是司馬二字拆分後各自添加筆畫形成的姓氏。兩姓人視對方為自己的宗親。

而在河津一面呢，從前也是有過司馬遷墓的，而且本來有碑為證，後被黃河水淹沒從而失蹤了。河津的西辛封村，至今生活着很多姓司馬的村民，他們世世代代堅信自己就是司馬遷的後代。直至清光緒年間的《河津縣志》，在人物類裡，司馬遷及其父司馬談都位列其中，被河津人視為本地最大的文化驕傲。龍門本來就是跨越晉陝兩岸的，誰都有資格說自己是龍門的正宗，河津這邊至今保留的龍門村名，就如同韓城那邊留有司馬遷墓一樣，都是鄉賢們堅稱司馬遷屬于自己這一側的鐵證。其實，司馬遷究竟生于何處，祖上又從何而來，這恐怕從來都是各執一詞的吧。陷入這樣的無休止論争實無必要。

如今的河津城，一座九龍塔矗立在河津市的制高點上，每到夜幕降臨，九龍塔的燈光秀就會吸引衆多遊人、市民至此觀賞。在燈光閃爍和音樂伴奏中，遊人不由贊歎于河津的自然勝景、人文曆史以及當代的創造成就。置身其中，我對新造的塔和燈光效果充滿好感。傳承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不是要人們抱殘守缺，不是躺在往日的輝煌上面悠然自得，不是津津樂道于曾經闊過，而是要以當代人的眼光，當代人的抱負，面向未來的姿态，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此而言，與其是争執一兩位千年之前的名人究竟屬于哪一個地方，不如學學先賢們的精神，做好眼前的事情，創造美好的未來。站在九龍公園的高台上，環視燈光璀璨的河津市區，讓人心生感慨，更感振奮。隻有擁有美好的現實，為更加美好的未來去拼搏努力，隻有投入創造曆史的進程當中，才能真正擁有過往的曆史。

後土祠：兩河交彙處的生生不息

在山西，萬榮可能是一個非常特别的地方。這裡是黃河與汾河的交彙處，山西的母親河汾河就是從這裡彙入黃河，彙入奔流到海的進程中。兩河交彙，必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事實也果真是，位于榮河鎮汾陰脽上的後土祠，是具有4000年曆史的祭祀之地。立于後土祠的秋風樓更是名滿天下。2000年前，漢武帝劉徹在汾河之上泛舟，寫下了流傳千古的《秋風辭》。漢武帝寫不寫《秋風辭》，秋風樓依然在那裡，但是，“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的感歎，那種滄桑和渾厚可以說穿越千年，激蕩起多少人的哀與樂。秋風樓因為文學與帝王的雙重影響力而聲名遠播。今天所見的秋風樓，位置和造型早已不是漢武帝時的情形。我記得20多年前來此參觀時，當地朋友就曾介紹過，秋風樓本在黃河與汾河的交彙處，由于洪水的侵襲，秋風樓經過了六七次重修，沖毀再建，以此往複。現今的秋風樓為清同治年間所建，位置已離開兩河交彙處數公裡，并置于後土祠内，成為後土祠的重要景觀之一。登樓而上，可見每一層都有石碑，同刻一首《秋風辭》。極目遠眺，确有“念天地之悠悠”的感慨。

後土祠位于自軒轅時始設的祭地，從堯舜二帝再到夏商周，這裡是曆代皇家祭祀大地之神的神聖之所。後土祠是在原來的祭地之上修建的，建造時間正是漢武帝在位之時。它同樣曆經了多次洪水沖垮，一再重建，為的是保留這深重的文化密碼。從軒轅時的掃地壇到後土祠，再到北京的天壇地壇，曆代帝王對土地的敬畏，對大地之神的敬仰可見一斑。

萬榮是一個傳統農業縣。這種傳統之深，讓你感覺到即使是故地重遊，觀察人們的談吐、趣味，人們的衣着、飲食，仿佛依然置身在昨天的氛圍中。萬榮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标志的地方。萬榮笑話應當是其裡走得最遠、影響日見其大的地域文化符号。我曾經到訪過萬榮笑話的發祥地謝村。四池八井十二巷，說明這不是個一般的小村落。村子的中心廣場上有一株“柳槐樹”，它是槐樹，卻長着柳葉，據說就象征着這裡的一切都非同凡響。萬榮笑話的精髓始終貫穿一個主題，這個主題是一股精氣神，書面點說是固執、執拗，當地人把這種氣質稱作“ZENG”（四聲），如何寫卻曆來都說法不一。目前出版的萬榮笑話圖書，都用“萬榮72ZENG”來書寫。我記得曾讀過一本當代版的《萬榮縣志》，裡邊把萬榮笑話凝聚的這種耿直與執着，稱為“咬定青山不放松”。也是一個很好的闡釋。

萬榮是一個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地方，曆史上湧現過衆多文化名人。今天的萬榮，亟待一次現代化的提速，以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萬榮的地域文化豐富多樣，充滿歡樂，但這裡的人們同時也需要走出一方天地，眺望更遠的地方，擴大視野，更新觀念，以新的姿态和熱情建設家鄉。萬榮的李家大院我這次是第一次參觀，其闊大，其舒朗，其建築風格的中西合璧，堪稱壯觀。李家大院的主人是曾經留學英國，并與歐人聯姻後回家鄉安居的。這個故事本身就代表了一百年前萬榮人高遠志向。在秋風樓東西走向的通道裡，東面門洞的上面刻有“瞻魯”，西邊門洞上則對應着“望嶽”一語。古時萬榮人尚且有此眼光與胸懷，今人則更應高遠才對。我們的先人盡管生活在農耕時代，卻有着心系天下的傳統。同在河東，同在黃河之濱的鹳雀樓上，王之渙一定是登高望遠，心情難以平複，于是才會有這樣的感慨：“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全詩就是一種希望看到更多、看得更遠的欲求表達。“白日依山盡”固然是眼前所見，“黃河入海流”其實已是想象了，在山西永濟是不可能看到渤海的。即使再上更多層樓，想要窮盡“千裡目”，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但人要有這樣的志向，要有這樣的胸懷。萬榮這片熱情的土地，一定會迎來更加美好的未來。

闆棗文化·“青銅”制造

第一次來到稷山。稷山相傳是後稷神農氏教民稼穑的地方，稷山之名因此而得。這也注定了它與農業、農村、農民不可分割的恒久聯系。稷山的标志性符号是紅棗，當地人稱之為闆棗。山西是紅棗的盛産地，而稷山闆棗又是其中的第一品牌。它的特點是皮薄、肉厚、核小。稷山闆棗的種植曆史已達兩千年以上。這兩千年的概念是，自漢代以來的棗樹至今仍然存活，不僅還能結棗，而且可摘可食。自漢而下，唐宋元明清，曆代棗樹同在一園，共結果實。千年共食一顆棗，這不是傳說，也不是奇觀，而是伸手可得的驚喜。在棗林裡，我們有機會觀看了由棗農表演的打井、提水、澆灌的情景演出。不以文藝的标準要求，隻感受那種熱烈的氛圍，表演者臉上的表情、手上的動作，就可以欣賞到勞動之美，田園之景。當地正在盡力打造紅棗文化品牌，建起了規模宏大的紅棗文化博物館。其中既有關于紅棗的科普知識，也有中國紅棗的種植曆史及地理分布，更有稷山闆棗的詳細介紹與展示。

紅棗之于中國，可謂根深蒂固。從專業的研究角度講，紅棗的起源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起源于中國，另一種是多頭起源說。總之都離不開中國。紅棗的英文名字也很奇特，叫作“Chinesejujube”或“Chinesedate”，中國元素不可剝離。而且從中國種植紅棗的曆史講，其最早的種植地正是黃河中下遊。稷山闆棗，可謂是正宗的中國棗。

紅棗中孕育着不屈和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自大禹以來，就凝結在中國人所認可的英雄人物的身上。我曾經研究過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野草》的開篇叫作《秋夜》，第一句是這樣寫的：“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個關于棗樹的陳述句震驚了很多人，近百年而熱議不止。而根據有關記載可知，百年前的北京城，棗樹似乎是最常見的樹種，至少是最常見的結果實的樹種。從氣候、土壤、水文等條件而言，棗樹的頑強的生長力，可能是人們選擇它來種植的重要原因。魯迅的寓所其實是個規模不大的院落，《秋夜》裡描寫的兩株棗樹位于“牆外”，是别人家的，據記載，魯迅自己小小院落裡，同樣也種着兩棵棗樹。

紅棗是北方植物，山西之外，山東、河南，以及新疆，都有馳名的紅棗品牌。人們各取所需，選擇的口味可以有多種。不過，來到稷山，方知穿越千年的棗樹可以并列生長，而且都努力地結出紅碩的果實，奉獻給所需要的人們。這可真是對紅棗亘古不變的精神最好的诠釋。稷山也在全力打造闆棗文化，提煉闆棗精神，加強科學種植，摸索市場規律。訪客到此，不但可以漫遊棗林，與千年棗樹合影，并且可以認領棗樹，獨享棗樹開花結果的樂趣，感受闆棗收獲的喜悅。

離開稷山，下一站是夏縣。夏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社會夏朝國都所在地，夏縣因此得名。這裡同樣是人文荟萃之地。曆史上的著名人物，一是東晉女書法家衛夫人，一是《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司馬溫公祠是一處保存十分完好的勝景，内中不但有司馬光父子、兄弟的墓地，更有号稱中華第一碑的奇特景觀。号稱“中華第一碑”的原因之一是碑體的确碩大，通身超過8米之多，即使截成四節擺放，也如一面牆一樣十分寬大。更重要的，此碑乃宋哲宗題額“忠精粹德之碑”，碑文則是與司馬光同朝的蘇東坡所撰，珍貴之極，堪當用一層樓來專放。我20多年前至此一遊時，這裡确也像個私家祠堂，古樸的建築群落在鄉間安置。如今再來訪問，古樸的味道沒變，但周圍的環境卻完全不是當年模樣，大樹參天，郁郁蔥蔥，芳草萋萋，野花盛開，真讓人有一種美不勝收的愉悅。

在夏縣人心目中，鳴條崗是個吉祥之地。這條橫亘于縣西的丘陵地帶，具有深厚的曆史傳統，發生過衆多曆史事件。今天的鳴條崗，則是夏縣經濟發展最好的區域，在夏縣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大都坐落在這一區域内。我特别感到欣喜的是，之前時常從藝術家韓美林、吳為山那裡聽說的專做青銅藝術品的衛恩科先生，得以在此次訪問時相見。同行的文友們一路看來、聽來，無不驚訝，那麼多精美的青銅國禮，那麼精美的大師雕塑作品，那麼多熟悉的城市地标性雕塑，原來都是在山西夏縣這麼一個居于鄉村的企業制造的。因為大家都是來自文藝界的，看到近二十年來許多國家級文藝大獎的獎杯，同樣都是夏縣制造，更是驚歎不已。這樣的制造之所以能夠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與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肯定有着内在的聯系，同時也與當代夏縣人矢志不移的努力、勇于創造的意志、不斷開拓的進取、廣泛交流的熱情有着必然聯系。從這些人身上，我聽到的都是充滿自豪、自信的表達，看到的都是前程似錦的景象。我想，悠久燦爛的曆史、深厚的人文底蘊、星光耀眼的人物，這些既是我們文化上的驕傲，更應成為當代人前行的動力。隻有胸懷遠大，眼光向前，朝着未來的目标去紮實努力地奮鬥拼搏，曆史的底色才會在當代發散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運城人正在朝着這個目标努力，也在這條道路上穩中求進。有着數千年輝煌曆史的河東大地，正在開放着面向未來的希望之花。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6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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