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靜波

【編者按】1924年，日本小說家村松梢風（1889-1961）出版了《魔都》，記述了他的在滬見聞，随着該書在日本熱銷，上海的“魔都”意象逐漸在日本傳開和放大。2018年，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關項目首席專家徐靜波将該書翻譯成中文，使更多普通讀者知道了“魔都”一詞的誕生及其内涵，也讓人窺見了近代曆史中的一些上海風貌。

根據徐靜波多年的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日文書籍中有關上海的資料相當豐富，展現了鄰邦日本的“他者”視線中的上海，一定程度上也為上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線索和參考。2021年11月，收錄着這些精選且珍貴史料的《魔都鏡像：近代日本人的上海書寫（1862-1945）》 付梓出版，徐靜波教授以簡練清晰的筆調，為讀者勾勒出了自1860年代初至1940年代初這八十年來東鄰日本人對上海乃至中國的感知、體驗和認識的大緻軌迹，自然，也因描述者處于不同的時代以及不盡相同的立場和視角，這些描述也呈現出了五色斑斓的多元色調，由于相當一部分的記錄是當年比較紮實的田野調查的結晶，因而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史料。讓讀者踏入一個“他者”眼中的活色生香的曆史上海的現場，同時又可從中察知近代日本人對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整個中國的基本視線。

經出版社授權，摘選書中有關村松梢風在滬時期的社交活動的研究片段，看一看他在魔都結交了哪些朋友，和田漢、郁達夫、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碰撞出了怎樣的火花？

《魔都鏡像：近代日本人的上海書寫（1862-1945）》，徐靜波 著，上海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

四次來滬，為了“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1923年3月，村松梢風登上了駛往上海的輪船。“說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種富于變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實現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村松梢風 (1889—1961)

據對各種文獻的梳理考證，可知在1923—1925年間，村松梢風總共到上海來過四次。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約二個月，據村松梢風自述，初抵時寄宿在西華德路上的日本旅館“豐陽館”，大約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今武進路）95号一處房東為俄國人的公寓（此建築今日仍然留存）内。第二次來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左右，住在前述的“一品香”旅館。第三次來上海，是1925年6月10日左右至6月底，下榻于日本旅館“常盤舍”。第四次來上海是1925年11月初，下榻在“豐陽館”，約一周後，移至“一品香”住宿，經人介紹一度又曾短期入贅到愛多亞路（今延安路）北側小路上的名曰“平安裡”内的一戶中國人家裡居住。斷斷續續在上海總共居住了大概半年時間。

村松梢風《魔都》扉頁

第一次到上海來了兩個月之後，回到東京的村松梢風撰寫了《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和《江南的風物與趣味》等兩篇長文，分别刊登在發行量很大且檔次頗高的《中央公論》當年的8月号和9月号上，翌年，他将《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改題為《魔都》，又收錄了《南京》《西湖之旅》《江南雜筆》等諸長文，合成《魔都》一書，由小西書店在1924年7月出版，出版後銷量頗好，屢屢再版，上海的“魔都”意象也逐漸在日本傳開和放大，後來我将此書譯成了中文，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魔都》，【日】村松梢風 著，徐靜波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開啟日本作家和上海新文壇交流

1923年村松梢風在上海與田漢、郭沫若、郁達夫等新文壇作家的交往。在近代中日文學關系史上，日本作家與上海新文壇的關系發生，大概肇始于1923年春天的這次村松梢風的上海之行。1918年10月，作家谷崎潤一郎自北而南來中國遊曆，試圖在上海尋訪中國新文學作家而未果其時創刊于上海的《青年雜志》已移往北京，北京文壇上開始出現了一些新氣象。1923年3月末，作家芥川龍之介受《大阪每日新聞》派遣來中國踏訪，雖然後來在北京見到了胡适（1891—1962），但在上海還是未能接觸到新文壇，隻是會見了章炳麟、鄭孝胥和李人傑（即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的李漢俊）三人。與此後大部分日本文人通過内山書店的媒介與中國新文壇發生接觸的情形不同，村松梢風是自己徑直尋找到田漢的，日後在田漢舉行的家宴上又認識了郭沫若等一批創造社的新銳作家，彼此間的交往，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

在初次來上海的途中，村松梢風懷裡揣着作家佐藤春夫為他寫給田漢的介紹函，自然，他原本與田漢并不相識。這次獲悉村松梢風将往上海，佐藤春夫想起了上海有他的熟人田漢，便給他書寫了一通介紹函。

佐藤春夫 wiki 圖

田漢與佐藤春夫的相識，始于田漢對佐藤春夫的投書和面訪。田漢于1916年8月自家鄉湖南經上海東渡日本求學，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受世風熏染，鐘情于文藝，不久與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的郭沫若等結為同志，1920年在東京創作了《梵娥琳與薔薇》《咖啡店之一夜》等劇本，并在東京上演。田漢那時比較傾慕佐藤春夫的文名，曾數度造訪，後又曾伴同郁達夫往訪。1922年秋，田漢自日本回國，供職于上海的中華書局編輯所，與佐藤春夫間似仍有書函往返。

據《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後改名《魔都》）的叙述，到達上海幾天後，村松梢風獨自一人找到了田漢供職的中華書局，将名片和佐藤春夫的介紹函遞給了門房後，他被引進了會客室。不一會兒，田漢迎上前來，說一口流暢的日語。當得知村松梢風現居住在西華德路（今長治路）上日本人經營的旅館“豐陽館”時，田漢熱情地邀請他住到自己的家裡來。村松梢風這樣記述了他當時對田漢的印象：

我們倆仿佛一見如故。田漢君約有二十六七歲，是一個瘦瘦的高個子青年。長長的頭發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撓抓，因此都亂亂蓬蓬地纏繞在一起。蒼白的神經質的臉上，一雙大眼睛總是憂郁地、似乎有點驚恐地不住眨動着。其身上上下都穿着淺綠色的棉衣褲。（《魔都》，第47頁。）

青年田漢

下了班後，田漢熱情地邀請村松梢風一起去他在民厚北裡的寓所。“折入一條弄堂一直往裡走，在盡頭處有一扇大門，一丈左右高的木門半掩着。約有門兩倍高的圍牆将鄰家隔了開來，其處有一棵似是樸樹的古木枝葉繁茂。田漢噔噔地快步走上了狹窄的樓梯，将我帶到了二樓他自己的書房。書房内有一張簡樸的床，書架上放滿了英文的小說和日文的文學書等，書桌上放着一部文稿的校樣。”（《魔都》，第49頁。）

田漢向村松梢風滔滔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經曆，以現在我們所知的田漢的生平事迹來參證，村松梢風的記述大抵都十分準确。談話間，話題轉到了中國的文壇，田漢向村松梢風講述說：“現在中國的文壇死氣一片。傳統的文學幾乎都徒具形骸，毫無生命力。現在勢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學的雜志和書刊，都是些低級庸俗的東西。我們的一批朋友聚集起來創辦了一份《創造》雜志，其中有中國最新銳的小說家郁文（達夫），詩人、劇作家郭沫若，批評家成灏等。什麼時候我把他們介紹給你。我自己呢，以前主要是在做翻譯，今後想主要從事創作。”（《魔都》，第51頁。）

創造社出版部舊址位于虹口區四川北路1811弄41号。創造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社團，1921年7月中旬在日本東京成立。初期成員主要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1926年4月創造社出版部成立于寶山路三德裡，1928年1月遷此。舊址于2006年被虹口區人民政府公布為虹口區紀念地。上海市重要革命遺址通覽 圖

《創造月刊》創刊号封面

随後田漢又陪同村松梢風外出，在電車上興緻勃勃地向他介紹中國的各類民衆藝術的種種特點和魅力，說得村松梢風怦然心動，當晚即央請田漢帶他到新世界去觀看。在田漢的影響下，後來村松梢風竟成了大鼓迷，雖然其唱詞并不能聽懂。他感慨地說：

最初是從田漢君那裡聽說了大鼓的妙趣，此後為了聽大鼓，我又曾數度到新世界去，慢慢聽熟之後，其内含的妙趣也就漸漸能領會了。不過那兒不僅見不到洋人，連日本人的蹤影也難以尋覓。夾雜在中國人的人群中，品味隻有該國的人才能欣賞的特别的藝術，我覺得自己已經完全融入到了他們的生活中。想到這一點，我感到了一種他人難以體會的愉悅和滿足。（《魔都》，第59—60頁。）

幾天之後，村松梢風接到了田漢的書函，邀請他去家裡吃晚飯。在這次湖南風的家宴上，他認識了郭沫若、成灏、林祖涵等一批創造社的同人。

郭沫若與馮乃超（革命活動家、教育家，中國現代詩人、作家、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創造社後期的中堅和主将）在上海

他對郭沫若的印象是“膚色白皙，高度近視眼鏡内的一雙有點外凸的眼睛中，蕩漾着一種藝術家式的純真和陰郁的苦惱”。席間，郭用一種和藹而又帶些韌勁的語調對他說：“在去日本留學前，我對新文學諸事都不懂，所以大家都進了各種不相關的學科，但自高等學校時代起，我們對文學開始産生了興趣，進了大學後對文學的熱情就更加高漲，雖然勉勉強強在學校畢了業，但現在什麼是我們的本職，自己也搞不清了。”（《魔都》，第90頁。）說着郭笑了起來。飯後，郭又熱情地邀請酒酣耳熱的村松梢風到他在民厚南裡的家裡去坐坐，在這裡，村松梢風認識了“溫柔可愛”的郭夫人安娜（日文名佐藤富子）。

1910年至1912年，哈同以舊式裡弄建築風格，打造了民厚南裡、民厚北裡兩個現代社區。民厚南裡、北裡建築完畢不久，受所笃信之佛教影響，為稱頌佛的慈悲為懷，哈同夫婦決定将其産業全部更名，以“慈”開頭。這兩個現代小區又改名為慈厚南裡、慈厚北裡。圖為今日慈惠南裡。上海地方志辦公室 圖

這次家宴之後過了兩三天，郭沫若與田漢、成灏一同去看望了住在靶子路（今武進路）上的村松梢風，并由郭沫若做東，一起到三馬路（即漢口路）上的“美麗”酒家去吃四川菜。沿路順便去了四馬路（即福州路）上出版《創造》的泰東書局，村松梢風在那裡購買了一冊郭沫若的《女神》，并在日後撰寫的《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即後來的《魔都》）中介紹了郭沫若的新詩，還全文引述了其中的一首《上海印象》。

這次在“美麗”舉行的晚宴，上次因有事未能參加的郁達夫也趕來了。“于是一下子增添了很多熱鬧。他實在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才子。今日大家都穿了西服，但郁君的模樣尤為清新脫俗。他的日語極其流利，語調流暢圓潤。”（《魔都》，第95頁。）

1926年3月18日，創造社同仁同赴革命運動正蓬勃發展的廣州，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在這次酒宴上，田漢演唱了一曲湘劇《空城計》，“他唱得很精彩，而且從丹田之中發出的那種悲痛的腔調，最易使人聯想起中國古代的故事”（《魔都》，第96頁。）

此後他們之間又曾有數度交往。有一次村松梢風感慨地說郁達夫真是一位才子，“郭沫若笑着接口說，‘真是一位才子，我們之間都把達夫稱作為江南才子。’郭君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他出生于四川，現在攜妻帶子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他對上海喧雜污濁的空氣非常厭惡，他真切地對我說，再稍過一段時間想到鄉下去生活”（《魔都》，第97頁。）參照郭沫若這一時期發表的文字和其他有關文獻，這一想法應該是郭的真情流露。

（本文标題、小标題均為編者所拟，内文有删減）

責任編輯：朱喆

校對：丁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