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後期，德國人謝裡曼憑借混合着神話的傳世文獻《荷馬史詩》開啟了探尋古希臘文明的旅程，并且準确找到了特洛伊古城的位置（隻是層位有誤）。謝裡曼并不是當時唯一這麼做的人，但他是最幸運的一個。20世紀30年代，古希臘、古埃及、兩河、古印度、瑪雅、印加文明等人類曆史上的主要文明基本都已被發現，這其中也包括以殷墟為代表的中國商代文明。除中國文明之外，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由西方學者發現。在殷墟發掘之前，王國維利用這裡發現的甲骨文與文獻相印證，确認了文獻所載的商代先王世系。殷墟的發掘進一步證實了商代曆史的可靠性，世界有關最早中國文明的認識也一直定格于此。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從“夏商周斷代工程”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關最早中國文明的認識不斷推陳出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突破了已定格的認識，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曆史提供了紮實的證據。如何認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學術意義是一個重要問題，這裡拟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簡要考察與展望，以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參考。

　　學術史方法

　　風物長宜放眼量，從學術發展曆程中來考察一項研究的影響，無疑能夠更準确地把握其學術意義。具體操作過程中，常用的方法是按時間階段劃分發展進程，但這種方法過于簡單，學術史的研究需要更具體、更深入的方法論。分層—關聯的方法是一個合适的選項，它強調從時間與空間縱橫的兩個維度分析一項研究所處的外部與内部關聯。所謂外部關聯包括時代背景、社會思潮與相關學科發展；内部關聯則指學科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内外關聯既可以分層考察，也可以從整體上考察。從整體上看，外部關聯可以有不同的理論維度，如福柯的“知識型”，這裡用“時代精神”來統合；而對整體上内部關聯的考察可以采用“範式”的概念，具體在考古學研究中，包括核心概念綱領、支撐理論方法與實踐體系三個部分。這裡的考察主要從整體上進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模式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項目，經過20年的實施，已經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經典模式，學科發展的标杆。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秉琦在區系類型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中華文明探源的學科重大課題，強調要研究中華國家、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起源，并提出了“古國理論”，即古文化—古城—古國的三部曲，通過考古學文化、古代城址的研究來探索文明化進程。也正是在這個階段，聚落考古的方法也被引入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古城研究更加系統化，以聚落體系的形式更充分地體現文明化進程。

　　從學科的外部關聯來看，當時的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在國際化的潮流中，建立中國文化、民族與國家的認同具有時代必要性。從學科的内部關聯來說，區系類型理論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其作用在于重建史前史的時空框架，它本身并不會闡釋考古材料的意義，而中華文明探源課題的提出，就為區系類型理論提供了闡釋的方向。

　　嚴格地說，蘇秉琦并不是中華文明探源課題的開創者，按照張弛的研究，百年中國考古學一直具有兩個顯著的主題：民族與革命，前者的目标就是要重建國史，後者是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演化序列。重建國史的目标從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之初就已存在，1949年以前，由于缺少諸如“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等理論工具，加之田野工作有限，隻是初步了解到從仰韶到龍山的文化發展序列，對于文明化進程沒有形成專門的研究。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後，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主題是以革命為主，同時也缺乏有關與文明起源相關的、專門的田野考古工作，這個局面大緻持續到80年代初遼西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發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秉琦提出了中華文明探源的重大課題以及研究該課題的古國理論，為學科發展指明方向并提出了具體的實施途徑。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明探源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核心任務，從研究進展看，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80年代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提出，文明探源作為重大課題提出并影響到考古學研究，但受制于當時的經濟條件與研究組織，研究尚不系統。第二個階段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工程本身持續時間不長，隻有五年，但加上前期的醞釀與後期的争論，由此形成一個獨立的階段。受研究計劃所限，這個階段具有過渡性質。第三個階段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面系統實施的階段，經過20年的持續努力，文明探源工作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從百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曆程來看，文明探源是一以貫之的任務，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果，與前期的探索和學術積累密不可分。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國考古學核心任務的當代延續。從外部關聯來看，最近20多年，中國崛起是一個舉世矚目的現象，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已不再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正在實現的計劃，文化自信逐漸成為時代強音。了解中華文明的由來是增強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考古學是一門以“增量曆史”為主要特征的學科，盡管它也會以實物遺存的發現與研究解構部分不實的文獻記載，考古學的主流是通過持續不斷的考古新發現增加新的信息。在中國近現代學術研究中，反思、批判或解構中國的曆史與文化一直是重要主題之一，這也是面對西方的文化優勢的一種必然反應。随着中國的崛起，這一主題發生了改變，新的時代精神誕生。

　　從學科内部關聯來看，随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田野考古工作大幅度增加，有關中國早期文明的考古發現不斷積累，尤其是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遺址的深入工作，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中國文明模糊的面貌。在此過程中，科技考古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手段，而這又離不開科學硬件設施的大幅度改善與研究隊伍的壯大。這個階段也是中國互聯網迅速發展時期，特别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擴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社會影響。與此同時，考古公園、博物館等的建設極大地豐富了考古學的實踐。簡言之，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都在不斷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得該項工程不斷滾動，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長期項目的典型代表。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成為典範還因為它回應了學科内外的重要關切，把學術研究與當代文化建設較好地聯系起來，赢得了國内外學界高度關注的同時，也吸引了廣大民衆。該項目充分發揮了中國科學研究的體制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整個項目的參與者有十餘個學科數百位學者，間接參與的學者難以計數。在現代學科高度專業化的背景中，要完成學科的交叉合作，困難可想而知。在這個過程中，以考古遺址為中心的研究方式發揮了核心作用，讓多學科的合作落到了實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需要理論、方法、材料的系統組織，而這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其他領域并不常見。文明探源涉及的相關概念與理論研究，進一步分解為具體的指标，如聚落體系的層次、墓葬的等級、手工業分工的程度，這種研究方式在邏輯上具有演繹的性質。在文明起源的探讨中還借鑒了人類學與曆史學、社會學的成果，在邏輯上具有類比的性質。而中國考古學研究通常依賴歸納邏輯，因此，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拓展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路徑，更充分地發揮了考古學在文明探源過程中的核心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為中國考古學的經典成功模式。

　　啟示與展望

　　20世紀50年代，國家就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制訂了宏偉計劃，可惜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考古學的大型學術發展計劃除“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外，還有“考古中國”以及科技部有關中國早期人類起源等研究項目。這些項目都有較為長遠的規劃，屬于大科學的範疇，有利于發揮體制組織上的優勢。需要指出的是，大科學與小科學的關系是辯證的，小科學投入少，更多以研究者個體為中心，更加靈活，在學科基礎理論的探索上往往更有優勢。相比于豐富的考古發現、先進的科技方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有關文明起源的基礎理論研究上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這方面，充分發揮小科學的優勢，将有可能形成豐富的理論研究，更進一步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

　　從學科研究内部關聯來說，範式具有重要的影響，以既定的概念綱領為中心，支撐理論方法形成相應的實踐體系。在考古學研究中，文化曆史、過程、後過程考古是三個主要的範式，表明考古學的研究範疇不斷拓展，三者之間是互補的關系。當然，不否認成熟的範式排斥新範式的情況。當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依賴的範式主要還是文化曆史考古的，下一步可以借鑒過程、後過程考古的範式，拓展研究文明起源的機制與原因，深化中華文明文化意義的闡釋。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至今，中華文明一直在不斷融合其他文明的成果，豐富自身。因此，從世界看中國與從中國看世界，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視角，這就需要在未來更好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中國考古學正在走向世界，我們需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認識世界上豐富多彩的文明，在整個世界的背景中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中華文明的特色。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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