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漢朝的制度大部分繼承延續了秦朝，因此很多人用“漢承秦制”，來概括漢朝的中央行政體制。

與秦朝相似，漢朝也出現了修築城池宮室、平定叛亂、抵禦外敵入侵等事件，再加上代的統沿制度脫胎自秦，則自不免承襲了其律令制度中的不少弊端，比如徭役沉重等等。

但是，漢朝的百姓鮮有過激之舉，幾乎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為什麼相似的體制，漢朝沒有和秦朝一樣滅亡？

秦末戰亂的積極因素雖然酷烈的戰亂，給新興皇朝造成了重重的困難。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又何嘗不是一次徹徹底底的“全民大掃除”。

在這次全民衛生活動中，不僅原先那個暴虐的政權被徹底掃入了曆史的垃圾堆，而且原六國遺族那點殘存的威望也被戰争悉數驅除。

自戰國以來久蘊于民間的戾氣也幾被蕩滌一空，那些草莽英雄們集百姓之怨憤，乘勢而起，先依傍名族而馳騁，後自樹赤幟以逐鹿，最終失敗者戰死疆場，成功者南面稱孤，正所謂各得其所，民怨早已消了氣。

戰亂不僅使人口大減，而且對社會經濟也造成了極大破壞，據說當時天子也不能找到四匹同樣顔色的馬來駕車，将相或乘牛車而出，百姓則窮困得家無儲藏之物。

因此當時物價暴漲，以至于米至一石值萬錢，馬則一匹值百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極其渴望過上安定的生活。

事實上還是在楚漢戰争期間，雙方士卒就普遍産生了厭戰情緒。漢四年(前202年)，楚漢雙方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後，軍中即皆呼萬歲，因此楚漢戰争的結束，正符合了人們渴盼過上安定生活的願望。

故而雖然當時承接秦朝的弊病，壯年男子去打仗，老弱者轉運糧饷，使得百姓因徭役頻繁無暇耕織而财用匮乏，但百姓卻鮮有過激之舉。如楚漢戰争後，劉邦與其異姓王集團的矛盾很快便表面化，結果引起多起叛亂，但由于百姓多不參與，結果旋生旋滅，竟不能成事。

新興政權以亡秦為鑒普施德政也是一大重要原因。事實上，還是在漢元年(前206年)十月的時候，劉邦就因“約法三章”而聲名鵲起，後來到了漢五年(前202年)五月楚漢戰争剛一結束，劉邦便讓士卒複員，并下诏對複員的士卒、流民、賣身的奴婢、高爵者等進行安撫。

如對于複員的關東土卒願意留在關中的，免除其十二年的賦役，回到關東家鄉的免除六年的賦役。對于因戰亂而成為流民的人，則下令讓他們各歸其縣，恢複他們固有的爵位和田宅。

對于因饑餓而賣身為奴婢的人，都被免為庶人。由于新皇朝的統治者是愛護黎民百姓的。那麼一時的痛苦又算得了什麼？因此百姓選擇忍耐，而沒有選擇揭竿而起。

漢重視民衆，且君主承認其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乃衆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因而君臣不僅都非常重視民生之疾苦，并且君主也相當樂意聽取臣下的建議，于是國家便在衆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漸走上了正軌。

這個新興的皇朝沒讓百姓失望，因為此後數十年間，它一直提倡黃老之學，大力推行與民休息政策。

立國伊始，從長治久安考慮，劉邦君臣就對秦之亡與漢之興進行了深入的探讨認識到了民衆力量的偉大。不像秦的統治者那樣，把百姓看作無法改變自己命運，任人擺布的弱者，隻有他們才能解之于倒懸。

親眼目睹了民衆揭竿而起的威力的漢初統治者，認為民衆中蘊含着難以想象的力量，如果統治者處理不當，就會産生難以想象的後果，如陸賈就認為秦覆亡的原因在于一直任用刑法而不做變更，且将其發揮到了極緻，因而徹底得罪了民衆的緣故。

陸賈認為新興的皇朝必須以亡秦為戒，行施仁義之政，效法古聖先王，用寬緩的手段治理天下，順民之情，與民休息，盡可能減少國家對社會的幹預。他得以“無為”為宗旨的聞述治國之道的政論每奏上一篇，劉邦都無不稱善，左右侍從都高呼萬歲，劉邦還欣然稱陸賈的書為新語。

蕭何為相時，鑒于百姓痛恨秦的法令，因而順從民意推行符合他們願望的政策。後來惠帝時期，曹參繼蕭何為相，蕭規曹随，繼續推行無為政策。繼曹參為相的陳平，治國時也以休養生息為主。

惠帝、呂後亦對此非常支持。在無為思想的指導下，國家不斷地推行親民政策，如減輕賦稅徭役，田租十五稅一，并注意減少大工程的興建和用兵，以免勞民傷财。開通關卡鼓勵商品流通，放松對山澤的控制，任由人們開發。

同時，漢王朝還鼓勵生殖，在漢七年下令百姓生孩子的免除其徭役二年。惠帝元年規定女子年齡在十五歲以上至三十歲而不出嫁的要征收五算的人頭稅。

總之，在以上多個方面積極因素的引導下，漢帝國取代秦帝國後終于走出可怕的夢魇，沒有像秦帝國那般“短命”。這個新生的帝國踏上新的征程，擡眼望去，一個偉大的盛世之陽正在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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