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的邊疆》演繹了一段史詩般的愛情。一個曾由中蘇兩國政府機構共同祝福和認可的合法夫妻,卻要為家書而被審查、發配;為聽到彼此的聲音而去禁區犯險;甚至以偷渡方式完成世紀約會;生下“黃毛丫頭”上不了戶口,衣食無靠,受限于各種票據;
人們最難想象的障礙還不是這些,一個黃頭發、藍眼睛的“二毛子”,在社會上沒有了基本的身份認同後,心靈極度扭曲…,我自己在北外(北京外國語大學)長大,身邊也有文文那樣的二毛子,我知道他們的處境有多尴尬。
文藝秋與維卡的愛情相當感人,一個是衛國戰争中失去一條腿的戰鬥英雄,一個是俄語流利,酷愛播音的中國姑娘。
維卡是莫斯科電台的著名播音員,聲音非常好聽。裝了假腿的維卡甚至能自如地跳交際舞,人長得也相當帥氣。
文藝秋不僅人長得甜美,她悟性也很高。很快,她和維卡就可以依靠嘴型來“無聲通信”了。這才有了日後他倆的隔江約會,在黑龍江兩側,他們彼此用高倍望遠鏡進行了遠程口型的“跨國約會”。我想世間浪漫不過如此,阻隔他們的并不是濤濤江水,而是政治暗流。
文藝秋給維卡的信被截獲退回,後又要求進行政治審查。信審門的一波三折這裡就不贅述了,那年代能有那麼多“特務”落網,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進步的途徑不多,常常要靠創造性的“表現”來獲得。二是政治壓力大,相關崗位就是出于免責,也需要“明察秋毫”。
本篇放下“信審門”、“監聽門”、“豬肉門”這些故事不提,重點說一說,這對有證夫妻的“私生女”和她母親的生存掙紮和心理壓力。這也是作者想通過故事講故事的一條底層線索。
先說文文生下來的尴尬,文文一生下來就是一個“洋娃娃”。歐亞混血基本上都更像“白人”,小時候,白人孩子還是很漂亮的,是的,那是你今天的看法。放在六十年代,那就是生下了一個“小妖怪”。本打算托付一個好人家,避過公安将要介入的政治風波。沒成想,答應好好的一對夫婦一見文文,頓時就被吓退了。
那年代文化底色是相當強烈的,人們非常依賴集體,害怕與衆不同。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很難理解了。滿大街的着裝不是藍就是灰,有軍裝穿當然就是最威風的了。個性都不被認可,哪裡還容得下“二毛子”。
被逼到絕境的文藝秋隻能編了一個最沒有尊嚴的故事,說是她被不明越境者給禍禍了。否則公安那一關是沒法過的,中間還發生過奪走文文的事,文藝秋隻得放下了她的所有尊嚴。
孩子生下來,可以說僅僅是苦難的開始。就算是被越境者禍禍了,孩子也是無罪的啊。可法律制度沒考慮那麼多細節,而執法者也不懂或不敢運用法的精神。公安就是不給文文上戶口,而戶口是計劃經濟分配制度的基礎設施。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布票…,配給制全憑票據。
文藝秋被停發工資,失去了播音崗位,又要養個黑戶孩子,她靠什麼呢?合法的生存方式都不在她的努力範圍之内,怎麼辦?她去公安局長家耍過賴皮,甚至跳過樓。看來生命都換不來的東西,在合規合法的範圍是真的沒有了。
文明是漸進的,去年國家才有了《民法典》。可各式各樣的制度一直都有,那麼什麼才是法治社會呢?這方面羅翔有過清晰的論述。簡單說,就是:“對私權來說,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不許的,就不算違法。對公權力來說,凡是法律沒有明确授權的,都是不合法的…”
文文從小就被鄰居嘲笑,罵她是“二毛子”。一個孩子從小生活在這樣的陰影中,那種憋屈、委屈是難以名狀的痛苦。我家樓上也住着一家“二毛子”,家裡的男主人和我父親相當熟。當年,他們兩人都是最高級别的俄語翻譯,常常與來華服務的蘇聯專家一起工作。
我當然也認識他家裡的孩子,他們的處境與文文相似,在那個年代是無法融入群體的。
文文受不了被人孤立、歧視,隻得退出幼兒園。大一點以後,宋紹山和文藝秋過到了一起。文文的避風港裡也來了“陌生人”,盡管宋紹山對文文非常好,可心理扭曲的文文早已習慣“防衛過當”,為了拒絕上那個令她恐懼的小學,她離家出走過,還被惡犬追撲。
一個孩子因為自認為自己是“怪物”而被迫脫離群體,那會是怎樣的感受?反正我們樓上那家人的五個孩子後來都回了俄羅斯。
一個良性社會,應該是有權勢的人守規矩,平民百姓有尊嚴。文藝秋被迫為生存做非法生意,那已經不能算是她的錯了,那一定是社會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身份認同對本鄉本土的人似乎無感,但對老外、少數民族,甚至外地人,他們常常會有被歧視的壓力。我們的留學生也一樣,身份認同這件事存在相當大的壓力,“綠卡”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我相信,今天的戶口制度隻是曆史性的。任何身份(無關能力和學養)上的标識都會随文明而逐漸消失。
文文壓力有多大?劇中那麼一個慈愛的老先生,耐心教她知識。她都差點把人家房子點了。公正背後都有一股抵抗身份歧視的力量。比起那個年代,我們今天已經好太多了。作者還是提醒我們文明演化有其内在驅動力,對今天的人來說,這類思考至少是一種警示。
注:配圖來自網絡,僅為文字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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