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甯二年 (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為參知政事，并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對，包括司馬光、韓琦、富弼等名臣也反對王安石。此時剛服完喪回到京城的蘇轼僅任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其政治地位與王安石相關甚遠。蘇轼仍對王安石變法提出了批評意見，以至于蘇轼被王安石打擊，自請外放出京，任杭州通判。元豐二年（1079年），蘇轼身陷烏台詩案，被變法派以詩詞誣告或诽謗朝廷為由進行打擊。從蘇轼的經曆來看，蘇轼顯然是反對變法的。

話劇蘇東坡

　　宋神宗去世以後，宋哲宗繼位，司馬光任宰相，蘇轼被調回京城，任禮部郎中。司馬光向來反對變法，官拜宰相會更是将新法一一廢除，蘇轼看不順眼，于是上書朝廷要求保留變法中一些對百姓有利的措施。此舉惹怒司馬光，蘇轼自覺沒趣，又自請外放。按理說，蘇轼一直反對變法，又被變法派的人陷害過，理應最痛恨變法，為何還會為變法說好話呢？于是，後人得出結論，蘇轼既不是變法派也不是保守派。

　　蘇轼于熙甯元年（1068年）年十二月回京，于熙甯四年（1071年）四月自請出京。在這3年多的時間裡，蘇轼見證了變法從籌劃到實施的過程。這段時間裡，蘇轼與王安石一共有4次交鋒：

少年蘇轼

　　1.熙甯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想對科舉進行改革，提出廢除詩賦科目，專考經、義、論、策。蘇轼正好被授命處理科舉事務，他上表反對“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蘇轼言下之意是認為變法應認真觀察效果，再慢慢應對。可見，蘇轼認為如果宋神宗要變法，應該緩緩進行，步伐不宜過快，應如溫水煮青蛙，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達到變法的目的。事實上，蘇轼曾于嘉佑八年（1063年）作《思治論》，認為宋朝的現狀是“财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即點明宋朝面臨的冗費、冗官、冗兵問題，并提出宋朝應該變法革新的觀點。可見，蘇轼認為宋朝應該變法的觀點與王安石是一緻的。不同的是，王安石認為變法應該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改革，而蘇轼卻認為應該緩緩而行。

蘇轼作品

　　2.熙甯二年(1069年)十一月，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專門負責變法事宜。蘇轼給宋神宗上奏《上神宗皇帝書》，從道德層面進行讨論，認為國家法律應該以仁為主，才能使民衆齊心。國家執法要寬大，用人有次序，要體諒人的過錯。最後蘇轼提出不應輕易變更舊的法規。不過這道《上神宗皇帝書》顯然不會引起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注意，王安石的變法本身就是為了國家謀利，過分講究仁義或守舊并不利于變法。宋神宗繼位沒多久，正躊躇滿志，想改變大宋，多少都會有點激進，自然不能因循守舊。蘇轼拿道德說事，其内容也隻是以講大道理為主，顯得很空泛，這說明蘇轼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所以，宋神宗并沒有采納蘇轼的主張，奏書也石沉大海。

蘇轼作品

　　3.熙甯三年(1070年)三月，蘇轼被受命為科舉編排官，即确定考生名次。在确定葉祖洽的考試名次時蘇轼與變法派二号人物呂惠卿發生沖突，葉祖洽在考卷中表明他支持變法的主張，呂惠卿認為可以欽點葉祖洽為狀元，蘇轼卻認為葉祖洽故意迎合皇帝，拍皇帝馬屁。王安石在變法時對反對變法的大臣進行打擊，使得他手中可用之人缺乏，他不得不通過科舉吸納人才。在用人上，王安石素來是誰支持變法就用誰。葉祖洽本身才華極高，又支持變法，正是王安石所需要的人才。葉祖洽明知宋神宗支持變法，故意在考卷中隐晦地透露他支持變法的主張，肯定是有投機之意。蘇轼作為受到傳統儒家教育的人，對這種投機之人是看不起的。這次交鋒隻是科舉中的一次小插曲，本與變法無關，但在王安石看來，蘇轼所為卻是在阻撓變法。王安石當着宋神宗的面說蘇轼“轼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這話說得非常嚴重，表明他對蘇轼已經非常反感。

蘇轼作品

　　4.熙甯四年(1071年)三月，蘇轼又向宋神宗上奏書《再上皇帝書》，系統地分析變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熙甯二年(1069年)的《上神宗皇帝書》不同，蘇轼在政治上顯然成熟很多。蘇轼在《再上皇帝書》中不再給宋神宗講大道理，而是對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變法措施提出相應的意見。例如對青苗法，蘇轼提出：“青苖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與？”蘇轼指出執行青苗法，其重點是必須約束官吏，如碰到暴君污吏，則成害民之法。朝廷雖聲明百姓可自願借貸青苗錢，但實際上這是紙空文，蘇轼說：“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官吏為了政績，強行攤派青苗錢，給百姓帶來極大的負擔。當時青苗法已經實施近兩年多，蘇轼顯然是看到青苗法實施後的惡果，才會提出這些問題。

王安石與五先生雕像

　　更重要的是，在這篇《再上皇帝書》中，蘇轼對王安石設三司條例司，并在變法的過程中獨斷獨行的做法進行嚴厲批評。為推進變法，王安石向宋神宗建議設立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的最高指揮部門，統籌變法所有事宜。由于宋神宗的支持，使得三司條例司獲得非常大的自由權，其權力比政事堂還大，所制訂的變法條例甚至不需要宰相讨論，就可以直接施行。蘇轼說：“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财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阙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條例使。”

　　蘇轼更是點明“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認為國家法律從來都不是某個大臣說了算，立法應通過群臣的讨論，分析其利弊，才能有利于執行。一個人拍拍腦袋就輕易決定的法律是不成熟的，如果草率執行的話，則會成為亂世之法。

王安石雕像

　　蘇轼這篇《再上皇帝書》可以是說當時反對變法的典範之作。王安石看了這篇奏書以後，對蘇轼非常厭惡，他感覺到蘇轼已經成為變法的障礙。《續資治通鑒》說“安石見而深惡之”，在王安石的施壓之下，蘇轼最終隻能自請外調出京。

　　由此可以看出，蘇轼對王安石變法确實是持反對意見的，但這種反對意見并非一開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級。蘇轼認為宋朝弊病很多，理應變革，但變革宜緩慢進行，才能不傷及宋朝的根本。對于王安石的變法，蘇轼一開始持謹慎态度，并不輕言反對。當看到王安石變法過于激進時，蘇轼才上書宋神宗，表達了他的看法和憂慮。兩年之後，變法深入執行，蘇轼卻看到變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給百姓帶來困擾，蘇轼就開始嚴厲批評，并與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戰線上。

東坡肉

　　保守黨反對變法的原因不盡相同，一般有兩個原因：1.實施變法後自身利益受到侵犯；2.就事論事，認為變法不可取或有待改進。蘇轼的父親蘇洵早年隻是個普通的秀才，20多歲時才發奮讀書，大器晚成，曾任秘書省校書郎，權勢不大，且沒過幾年就病逝了。從蘇轼的家世來看，他出身一般，并非權貴之家，王安石變法不會跟蘇轼有什麼利益沖突。那麼，蘇轼反對變法的原因就是後者了，他隻是作為一名大臣，為國家着想，就事論事地提出自己對變法的看法。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