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我國經濟和文化都十分繁榮的朝代，在世界史中北宋一直處于社會領先地位。然而在政治清明，對議政高度開放的宋代，常能看到政見不和引起的朋黨之争，以及“文字獄”所引起的官吏黜降事件。可以說官員一次又一次的黜降貫穿了整個北宋時期。

神宗元豐二年七月至十二月間 ， 大文豪蘇轼因其詩文涉嫌謗讪朝政而身系诏獄，由禦史台負責審訊 ， 最終以他被貶黃州而告終 ， 史稱 “ 烏台詩案 ” 。這場關于蘇轼的案件與詩密切相關，同時蘇轼所關押受審的地方叫禦史台，而禦史台因為經常有烏鴉栖息，所以這場案件又被稱為''烏台詩案''。

蘇轼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葩，它是曆史上傑出的大文豪和大詩人，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同父親及其弟弟在宋朝享有''三蘇''的美稱。他才華橫溢，詩篇脍炙人口，卻在官場上幾經黜降，曆經生命磨難和痛苦的他最後歸隐森林成了一名田園詩人。由于蘇轼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其案件牽涉到 “ 文字獄 ” 、熙豐變法及相關黨争問題，對當時的朝廷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烏台詩案是北宋中期著名的诏獄。诏獄，這個由皇帝直接掌管的需皇帝下诏書始能系獄的審判高官犯罪的案子，其司法審判也是按從劾奏到聖裁等七個程序逐一進行，是诏獄審判制度的具體實施，最終的處罰結果也符合當時法律規定。官員犯罪的司法程序是圍繞查明犯罪事實、促使犯罪官員認罪伏法設計，包括诏獄在内的絕大部分案件能夠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即所謂"法在有司"。而統治者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親自下诏書最終定罪，除了訓誡教化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顯示權威的政治意義，是所謂"恩歸主上"。

烏台詩案是北宋時期 “文字獄”的代表事件。 “文字獄”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刑律的一大特色。文人雅士因吟詩作對、出言不慎而獲罪者不計其數，從法律上明确追究人們吟詩作對責任的也不止宋代的“烏台詩案”一例。

烏台詩案是北宋時期朋黨之争的結果。“政黨政治之風，亦開于宋”，在北宋時期朋黨之争已經從一黨私利，演變到了政見之争了。在北宋神宗皇帝年間，王安石被皇帝啟用，全面推行新政。王安石被宋神宗皇帝任命為參知政事，并根據王安石變法的需要專門設立了新的部門''制置三司條例司''，主管變法新政事宜。王安石就在皇帝的支持下，開始貫徹變法。蘇轼被捕入獄是有着很深的社會背景的，它是針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和反對派強烈鬥争的結果。

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轼44歲從徐州調往湖州任職，他每天飲酒作詩，樂在其中，但在三個月之後，正當蘇轼伏案辦公之時，禦史台的人奉旨前來逮捕蘇轼，要免去他的太守職位，将他押解到京城。同年的八月十八日，蘇轼被送進了禦史台的監獄，二十日，有關蘇轼一案被正式審訊，禦史台根據蘇轼的詩集細細地羅列了其罪狀。說他建議未被采納就惡意诋毀朝中大臣；譏諷朝廷風氣不正，妄議朝政。比如蘇轼《湖州謝上表》中作''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小民''被認為是不滿朝廷，妄自尊大。

在王安石實施變法之時，蘇轼在四川峨眉為父守喪，直到1069年二月，在蘇轼服喪期滿返回都城開封的途中，他看到了許多因變法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回到朝廷後的蘇轼基于此提出變法當中的不足，希望有更穩妥，危害更小的變法，同時他對于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的一些做法也并不認同。而蘇轼這樣的做法，使得他要面對兩派的夾擊，使其在朝堂之上難有立足之地，多次被派到地方做官。

這雖然讓蘇轼遠離了朝廷朋黨鬥争，但是其内心依然不能平靜，唯有借酒消愁，吟詩作對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懷才不遇的感慨。然而變法派卻借機用他的詩文含沙射影大行“文字獄”，他們命令各地官員們搜羅蘇轼的詩文，對其細細研究，把抒發情懷和政治報複的詩文歪曲成诽謗官員和譏諷朝廷的罪狀。

從元豐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開始，先後有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監察禦史裡行舒亶、禦史中丞李定向皇帝上奏，他們針對蘇轼的奏章各自有所側重，同時相互之間又有所呼應。這分明就是事先精心安排過的。他們針對神宗最為忌諱的否定新政和毀謗朝廷乃至皇帝本人兩點展開，對蘇東坡展開了極為猛烈地攻勢。

在如此精心的布局之下，神宗皇帝最終大怒，下令将遠在湖州的蘇東坡逮捕，押入都城。可以說蘇轼的被捕，就是兩派鬥争中的産物，而蘇轼就是這場鬥争中的犧牲品。

烏台詩案是神宗維護新政的産物，對宋代的政治、法制，乃至後來的“文字獄”，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在朝中有越來越多的大臣為蘇轼求情，乃至最後連曹太後都出面的情況下，宋神宗最終對這個案子決定從輕處理，最後做了貶官處理。但這場案件的受害者卻不僅隻有蘇轼一人，因為此次案件而受牽連者甚多，其中有的人被貶官，有的人甚至因此送命。

早年的蘇東坡深受儒釋道文化熏陶，性情耿直，嫉惡如仇，是為敢于谏言的忠臣，而就是這樣的品格使得他得罪朝臣，難于立足朝廷導緻了''烏台詩案''的發生。在遭受到官場打擊，險些喪命的烏台詩案後的蘇東坡，對于詩詞、功名、人生都有了新的認識。此時的蘇轼對于仕途和功名利祿已是徹底的淡泊了，他吸收了佛、道兩教的思想，不再遵循儒家所倡導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轉而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靜和淡泊。

從《前赤壁賦》中，我們可以看到，此時的蘇轼在黃州，開始躬耕于田，寄情山水，過起了如陶淵明般的田園詩人生活。在做地方官時期，他走近百姓，服務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為百姓所稱贊。從這裡可見他已然抛開了世俗的生活追求，開始了如閑雲野鶴般追求精神自由，超凡脫俗的佛道境界。

另一方面看，“東坡烏台詩案”對當時那些敢于直言不諱，耿直谏言的官員打了預防針，北宋朝廷面臨崩潰，随着宋哲宗去世，舊黨推舉皇帝宋徽宗上台，北宋徹底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朋黨之争最終毀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到了宋徽宗年間，朝堂上多是奸臣蠢臣，最終導緻靖康之恥。

“東坡烏台詩案”反應了北宋時期勾心鬥角的政壇風氣，對北宋的政治統治造成了嚴重後果，蘇轼不畏權貴，批評宋代存在的各種弊端，值得現在的中國官員學習，同時他争鋒相對的性格應該受到我們的防範，以免造成官場的明争暗鬥，對我國政府和諧統一造成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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