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景宗去世後，其子耶律隆緒繼位，改元統和改國号大遼為大契丹。遼聖宗即位之初由于年齡較小，其政多出于其母蕭太後。聖宗朝前期繼續沿襲了景宗朝的政策，對外擴張，對内重用漢族士人。

此時室昉與韓德讓均擔任南院樞密使，耶律斜轸擔任北院樞密使，且室昉兼任北府宰相，可見當時的遼國軍政大事多決于三人，而漢官員占據了兩人。

宋太宗則趁遼國“母寡子弱”發動雍熙北伐，卻被耶律休哥于岐溝關一戰大敗宋軍，耶律休哥也因此被封為“宋國王”，其寓意顯而易見，是對宋人的挑釁。

無獨有偶，在金朝完顔宗磐也因滅北宋有功被封為宋國王。後遼又發動君子館之戰痛擊北宋軍隊，至此北宋無力重新進行伐遼戰争，但也損失較大，此後的十年間宋遼雙方沒有發生較大的戰争，兩國保持着默許下的和平。

統和十七年，遼聖宗趁宋真宗新立，“以伐宋诏谕諸道”。此後遼朝多次襲擾邊境，并扶持西北黨項李繼遷部，統和二十年大敗宋軍俘虜宋将王繼忠，統和二十二年與宋朝締結澶淵之盟。從此宋遼百年間無戰事，遼代“學唐比宋”也在這之後成為遼的方針政策。

遼聖宗朝“學唐比宋”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政治上承接唐代統治理論。遼聖宗喜讀《貞觀事要》，對唐故事極為了解，尤其是讀到唐太宗、唐明皇實錄更是佩服不已，遼聖宗為自己取漢名耶律隆緒。

“隆”字即取自唐明皇李隆基的名諱。不僅如此聖宗還親自用契丹字翻譯白居易的《諷谏集》，并要求番族大臣學習閱讀。然宋太宗與遼戰多敗，聖宗本人亦經曆過大敗宋軍之事，此話意有超宋太宗而比之于唐太宗之意。

太平十一年聖宗去世，遼人刻《聖宗皇帝哀冊》“肇分覆載，建立皇王。德惟善政，邦乃其昌。遠則有虞大舜，近則唐室文皇”也将聖宗與唐文皇李世民并稱。

也正因如此，遼朝大臣也多借唐故事規勸聖宗，希望聖宗如唐太宗、玄宗一樣開辟盛世統治。

黨項李繼遷叛宋依遼，遼聖宗封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與當年唐僖宗賜予李思恭官職如出一轍，其意義也是希望李繼遷能在西北牽制宋朝。

聖宗還組織翻譯唐律，完善遼朝法律，此時的宋朝《宋刑統》已經問世，而遼尚未有完整的法典問世。

據沈家本《曆代刑法考》及陳述《遼史補注》考證，此漢律當為唐律。此法律的翻譯使得遼朝法律有法可依，唐律漢法的施行使得遼境内民族壓迫情況得到緩解，也有利于遼朝統治者穩固統治對抗宋朝。

科舉文教上，遼聖宗對待科舉文教極其重視，聖宗本人也有着較高的文化水平，喜好唐詩，其傳世之作《傳國蠻》以詩的形式描述傳國玉玺對宋遼正統之争中的重要寓意。

澶淵之盟締結之後，雙方使節交往頻繁，其使節的文化水準代表着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

遼聖宗對遼宋使節的文化水平都極為在意，一方面這些人可以為出使宋朝做準備，另一方面接待宋朝使節也需要這些人通過文鬥來展現遼的大國氣象。

對出使人才的選用在蕭和尚身上顯得淋漓盡緻，蕭和尚出使宋朝之前擔任内史，都林牙，“大林牙院。

正是蕭和尚聰敏知文史對禮儀熟悉，化解了朱朝意欲輕視遼朝的舉動，使得遼朝使節得到了該有的重視，解決了這次棘手的宋遼交聘事故。

此後遼朝沿襲唐代科舉制度采用一年一試的方式。遼朝科舉制度的順利施行離不開聖宗為科舉立法的支持，太平十年“诏來歲行貢舉法”，貢舉法的頒布一方面使得遼朝科舉制度化，整個科舉過程都有了明文規定，有利于科舉的公平。

另一方面科舉入法，使得科舉成為遼朝的定制，之後的遼朝一直施行科舉制。

李桂芝先生曾統計遼朝舉辦的科舉至少有60次取士至少2321人，其中聖宗朝有32次取士567人，其科舉之盛取士之多可見一斑。

除了正規的科舉考試外，聖宗還下令州縣舉薦人才及對被俘宋人進行招攬。除了科舉制度上學習唐代科舉，遼在教肓理念上遼也承繼唐朝，蓋因隋唐統治階層的胡人血統，其教育理念有着“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特點，更容易被遼朝統治者所接受。

同時又與宋的“崇文抑武”大相徑庭，遼作為遊牧民族在吸收漢文化的同時也保持了其尚武騎射的教育理念。

由于遼朝施行四時捺缽制度，其君主多會騎射，一方面，遼的“學唐比宋”策略使許多契丹人對經史詩賦造詣極深，堪稱飽學之士；但另一方面卻禁止契丹人參加科舉考試。

科舉上仿唐制設立殿試，并注重詩賦的考察“禦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禦試進士自此始”。

而此時的宋朝正進行着慶曆興學活動，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唐以來的注重文章之學選拔官吏的方式，宋代科舉分進士科、明經科，前者考察詩陚水平，後者重帖經、墨義等知識積累。

宋朝科舉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從重詩賦水平輕文章策論變為重視策論要求學子要有務實精神己達到治亂興衰。

遼仍舊堅持唐代科舉重詩賦的特點，大概是因為遼需要這種飽學之士以彰顯遼的文學造詣使其在文化層面不落後于宋朝。

遼興宗曾“召宋使釣魚，賦詩”就是出于此目的，且興宗曾“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此舉一方面彰顯遼正統之依據，另一方面進士所做《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必将流傳，民間傳讀效仿也能起到宣傳教化之意，若有佳作流入宋境也能起到打擊宋人的作用。

金滅遼、北宋後曾下令“以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阙，以遼、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士，号為南北選。”

可見遼宋科舉制有着極大不同，遼朝科舉重詩賦，北宋科舉重經義策論。正是遼朝科舉極重詩賦加之皇帝群體對唐詩的青睐，遼朝契漢大臣多會作詩且有文采，“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

遼人對唐詩的喜愛與模仿十分普遍，尤其是對白居易的詩頗為重視。遼人也曾以當代樂天來誇谕時人。

宋雖然與遼簽訂了澶淵之盟，但在宋朝士人心中依舊以蠻夷視遼，既然無法通過武力達到這一目的，宋人就興起對“春秋學”研習，強調華夷之辯，尊王攘夷。而華夷之辯的核心就在于禮。

遼朝的禮法最初繼承唐禮，但并沒有明确的禮制度，隻是沿襲唐代行事，如上尊号，追封祖先等，其所用宮廷儀仗也是源于唐代。

重熙十三年，蕭韓家奴上書為遼代先主建立先廟。蕭韓家奴提到先廟制度由唐高祖創立并以前四世為尊，宋朝建立不久就追封前四祖，宋真宗時期又大規模加谥。

此時的遼朝尚未追封，加封先祖之事其實是為了彰顯其正統所在。遼興宗采納了蕭韓家奴的建議，以唐禮下诏追冊先祖。

遼興宗十分注重禮法制度，将編纂禮書，以示後世的重任交予蕭韓家奴，蕭韓家奴很快就完成了禮書的編纂，可見禮儀制度在遼已經有禮可依。

遼朝的禮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宋朝的禮法，司馬光曾因遼宋國書中的尊号問題上奏。

遼朝禮樂承自唐代禮樂《遼史樂志》有明确記載“八音器數，大抵因唐之舊。”在宋使面前奏唐代遺樂，也是表明遼承唐為中國正統之所在。道宗時“學唐比宋”使得遼朝整體文化水平達到頂峰，遼道宗并不認為自己和中華有什麼異同。

通過《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詩名及和詩可知，此時的遼道宗已經認為自己與中原無異且北極之下為中國即表述遼為中國之意。

此外，道宗妻宣懿皇後還有詩雲，借用詩賦展現了遼氣吞山河的盛世。遼朝通過“學唐比宋”在一些方面已經超過了宋朝。

作為以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天文曆法起到指導農時、解釋天象、宣傳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重要作用，而且天文曆法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官方傳授，民間不得私傳研習，“曆書法禁不可得”。

遼太祖通過冊立太子、修建都城尊孔等政策完成了遼初期的漢制改革，遼太宗占據幽雲十六州南下入汴為遼朝“學唐比宋”提供了人才、文化基礎。

世宗穆宗在南下受阻後轉而注重遼内部的漢制學習，至景宗朝遼的文化水平已經達到較高水平。

聖宗與宋真宗簽訂澶淵之盟，遼朝對宋策略轉變為“學唐比宋”，并以此鞏固了自身統治，加速了契丹族的漢化封建化進程，對當時契漢民族融合、遼宋經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後道宗、興宗兩朝繼續延續聖宗朝政策，終使遼形成了與宋合為一家的意識形态。既契丹族源于炎黃之後，經過學唐與漢化與中原漢族無異，遼宋同為中國，形成了“北南一家”、“漢契一體”的曆史現實。

遼朝“學唐比宋”策略客觀上加大了遼對唐文化的汲取以及與宋文化的交流，中原與東北邊疆的聯系也日益緊密，從逐漸接近到深度結合，融合已成為不可逆的曆史趨勢。

華夏認同意識在當時占據了主流地位，遼接受文化中國、禮之中國的理念，遼統治下的各民族與漢族融合加深，并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遼朝擴大了中國的疆域範圍，使東北地區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動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和鞏固，這也為元明清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最終成熟奠定了深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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