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山河月明》最近火熱，但劇中卻出現了一幕非常“擰巴”的劇情：胡惟庸的落馬竟是被“空印案”引起的，更奇怪的是，“空印案”竟然是由錦衣衛查辦的。

在曆史上，“空印案”和“胡惟庸案”是兩個獨立的案件，胡惟庸也沒有因為“空印案”而落馬。而且，“空印案”發生的時候，朱元璋尚沒有設置錦衣衛，所以，根本不可能由錦衣衛查辦此案。但電視劇畢竟是文藝作品，我們也不必太過苛責。

“空印案”是“洪武四大案”中争議性最強的一起案件，至今仍有人認為朱元璋處置得不正确。另外，包括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死亡的人數都存在普遍的争議。史料中記載了朱元璋僅僅殺死百餘人，但後世卻訛傳朱元璋怒殺八萬人。

今天，筆者搜集史料，希望通過證據和分析，給大家聊一聊“空印案”，并希望由此引發大家的獨立思考。

“空印案”雖然是刑事案件，但涉及的知識面較廣，包括經濟、财會、行政、軍需等領域，講起來比較複雜。所以，筆者先從《明史》的一段記載講起，《明史·刑法志二》雲：

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這段記載首先明确“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記住這個時間，下文還會提到。

當時，明朝規定每年各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相當于省）、各府、各縣都要将錢糧、财政收支、稅款和軍需等賬目送往戶部。因為賬目是地方上一份，戶部一份，所以，隻有戶部賬冊上的數目和地方上的數目完全相符時，才算交差。如果有一項對不上，那就不給核銷。

這個解釋比較晦澀，我以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浙江來舉例。明朝時期，浙江布政司下轄11個府（相當于市），包括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等；而杭州府又下轄錢塘縣、仁和縣、臨安縣等9個縣。那麼，假如你是臨安縣的縣令或縣丞，你每年的賦稅流程是這樣的：

每年你要把百姓的錢糧稅賦收齊，然後運到杭州府去交差；而杭州府在收齊下轄9個縣的錢糧和稅賦後，再交給浙江布政司；浙江布政司衙門在收齊下轄11個府的錢糧和稅賦後，終于可以長籲一口氣了，然後，他需要将将這些“政績”送往戶部。浙江布政使看衙門裡的辦事員“張三”腦瓜靈活，算盤打得好，又擅長和上級打交道，于是，便派“張三”将錢糧和稅賦押送到戶部。

這時，臨安縣交了多少錢糧，浙江布政司那邊是有賬目的，等“張三”把臨安的賬目交給戶部的時候，戶部一稱糧食，發現缺斤少兩，這就意味着賬目對不上。戶部會說：“老‘張’，對不起，你要重新做賬冊交給戶部！”

“張三”趕緊辯解道：“糧食這個東西，運輸過程中肯定有損耗啊，臨安縣交給我們一萬斤，半路上水分蒸發、蟲吃鼠咬的，少個幾斤還不正常？”

戶部官員有些不耐煩了：“那我不管，我們接到‘上頭’的命令，錯一兩一錢都不行！”

“張三”因為臨安這一個縣的賬目不對，他就要把整個省的賬目都重新做一遍。因為布政司的賬冊都是蓋的騎縫印，更換一張紙，騎縫印就不完整了，其他縣的賬目也就廢了。

于是，“張三”趕緊到驿站把浙江下轄11府75個縣的賬目修改後重抄一遍，抄完了給戶部，戶部說：“老張，還是對不起，你的賬冊沒蓋騎縫印，我們不要。”

壞了，這事不好辦，第一，因為“張三”隻是一名小吏，以他的身份，怎麼有資格帶着布政司的官印呢？第二，“張三”是去南京出差的，即使是布政使去出差，那官印也是要留在衙門備用的呀。

所以，“張三”隻能屁颠屁颠地跑回杭州，找領導蓋上官印後，再交給戶部。由于古代交通不發達，“張三”這一來一回，就耗了半個月。如果這時候戶部再發現另外一個縣的賬目也不對，那“張三”就要急哭了。因為耽誤了戶部的核銷，就意味着上司沒政績，而且朝廷的各種款也撥不下來，那整個浙江布政司的人都過不好。

其實，“張三”是幸運的，因為杭州到南京不算遠，要是雲南布政司的“李四”來南京送錢糧和稅賦，那他就慘了。以古代的交通手段，文官從昆明跑到南京，一來一回，說不好耗三個月的時間。等事情辦完，黃花菜都涼了。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後，“張三”、“李四”想了一個妙招，他們提前帶上蓋有騎縫印的空白紙張來京城，一旦賬冊需要重寫，他們隻要回驿站熬夜加班就完事了，不需要再回去。這就是《明史》中所說的“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

實際上，所謂“持空印文書”的事情，在元朝時期就已經成了各省的不成文潛規則了，戶部和地方官都深谙此道。隻不過，朱元璋是底層百姓出身，又沒有地方上的行政“經驗”，因此不甚了解。

等朱元璋察覺此事後，嚴重的後果就來了，他發了天子之怒。

朱元璋為何要發怒呢？《國初事迹》記載：

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

朱元璋之所以發怒，本質原因是認為戶部尚書和各布政司的官吏欺瞞于他。作為開國皇帝，他不容許别人出現半點“欺君”的行為。除了欺君之外，朱元璋還有其他的擔心：

第一，朱元璋擔心這些蓋了官印的空白紙張半路遺失、或被小人拿到手，然後他們再以官府的名義來欺壓百姓。

第二，帶空印上路，相當于把錢糧數量的自主權交給了“張三”，朱元璋怕“張三”和戶部官員沆瀣一氣，中飽私囊，侵占百姓錢糧。

說白了，朱元璋發怒的原因，不僅僅是出于“欺君”，更是為“吏治”考慮。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末年，自幼對元朝吏治的黑暗充滿憎惡，特别是對于那些借着官府的名義欺壓百姓的小吏，朱元璋恨不能扒其皮，抽其筋。《明太祖實錄》記載了朱元璋對元末吏治的描述：

仕進者多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薄書小吏、非财賄亦莫得而進。及到臨事，辄蠹政鬻獄，大為民害。

意思是說，那些小吏賄賂權貴，邀買官職，然後去欺壓百姓，亂政禍民。朱元璋從小便深受其害，因此格外敏感。明朝開國後，朱元璋對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官員，一律嚴懲不貸。

所以，“空印案”爆發後，朱元璋盛怒之下，操起屠刀，殺奸佞官吏。由于史書中關于“空印案”的記載非常少，而“空印案”又名列“洪武四大案”之一，和它齊名的胡惟庸案、藍玉案牽連甚廣，因此後人主觀上認為，“空印案”的死亡人數也非常多，一些民間話本更是說朱元璋因“空印案”殺了3萬人，甚至8萬人。

例如，吳晗老師在《朱元璋傳》中就寫道“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

那實際上，因為此案，朱元璋到底殺了多少人呢？《明史·鄭士利傳》：

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軍遠方。

朱元璋隻是将涉事的主官（主印官員）統統處死，副職以下的打一百杖後充軍發配。注意，主印官員大多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他們的人數絕對沒有七八萬。而方孝孺在《遜志齋集·卷二一》記載：

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禦史獄，獄凡數百人。

意思是，被朱元璋逮捕下獄的官員凡“數百人”，這些人，包括被處死和被流放的。可見，朱元璋真正因“空印案”而殺的官員人數，應該在百人左右。

另外，包括《劍橋中國史》等近現代的一些史料認為，“空印案”的死亡人數，的确在“百人”左右。

可見，朱元璋雖然痛恨“空印”行為，但絕對沒有像後世訛傳的那樣動辄牽連數萬人。後世之所以将死亡人數誣成八萬多，大多是以訛傳訛。

既然“空印案”影響這麼大，那它到底屬不屬于冤案呢？“張三”、“李四”因為路遠而帶上空印，他們到底有沒有罪呢？

關于“空印案”的性質，筆者先從一個名人身上打開入口，這個人就是方孝孺。

提及方孝孺，大家可能會想到兩個标簽，其一是“讀書人的種子”，其二是“滅十族”，實際上，方孝孺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标簽容易被人忽視：

第一是他是宋濂的學生，是太子朱标的師兄弟；

第二是他的家庭和“空印案”有關。或者說，空印案之所以在後世這麼出名，也得益于方孝孺的記載。

《明史·方孝孺傳》記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甯海人……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複從濂卒業。

方孝孺是浙江甯海人，他的父親名叫方克勤，在明朝初年曾任山東濟甯知府。洪武九年，方克勤受“空印案”牽連被殺。當時，方孝孺才19歲。

父親去世後，方孝孺非常傷心，他便寫了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叫《先府君行狀》，這篇文章中，方孝孺把父親說成是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員。

不僅如此，方孝孺還把文章寄給我了恩師宋濂，懇請宋濂為父親寫一篇墓志銘，宋濂執筆寫下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銘》，這篇墓志銘收錄于《宋學士文集》。宋濂在這篇墓志銘中，把方克勤說成恪盡職守的好官，文中說：

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

意思是，方克勤運氣不好，下屬誣告他參與了空印案。

注意，宋濂沒有說“空印案”是冤案，他隻是說方克勤之所以會被處死，是因為被人誣陷參與了“空印案”。

隻不過，宋濂和方孝孺的記載，和《明史·刑法志二》中有相左的地方。我上面說過，《明史》中說“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而宋濂和方孝孺都說方克勤是死于洪武九年，而方克勤又是因為“空印案”而死。所以，這就給後世留下了很大的争議。筆者認為認為，空印案應該發生在洪武九年。理由有三：

第一，宋濂和方孝孺是和方克勤同時代的人，而《明史》約編撰于300年後，後者記載的時間有誤可能性更大。

第二，方孝孺在《先府君行狀》中說其父方克勤死于洪武九年，他絕不會把父親的忌日寫錯。

第三，宋濂死于洪武十四年，如果“空印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那宋濂是沒有機會給方克勤寫墓志銘的。

所以，“空印案”大概率發生在洪武九年。而明朝的錦衣衛設置于洪武十五年，所以，所謂錦衣衛查辦空印案，是不合邏輯的。

方孝孺有一名老鄉，名叫鄭士元，此人曾任官湖廣按察使佥事，他也身涉“空印案”中，鄭士元被處死後，他的弟弟鄭士利覺得兄長冤屈，要為兄長鳴冤。方孝孺還為鄭士利寫過傳記，後來這份傳記的部分内容被《明史·鄭士利傳》沿襲，根據《明史·鄭士利傳》記載：

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诏：“有假公言私者，罪。”

意思是，“空印案”爆發後，正巧欽天監監測到了“星變”，古代君王認為這是“上天”的警示，朱元璋因此要廣開言路，讓士子發言。鄭士利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他對身邊的人說：“之所以會發生‘星變’，是因為朝廷殺了無罪的人！”很明顯，鄭士利認為“空印案”冤枉了一些人。

接下來，鄭士利真的寫了一封萬言信給朝廷，這封信被地方官看到後，驚出一身冷汗，但茲事體大，這封信還是被送到了禦史台。

鄭士利在信中直指“空印案”是一場冤案，他認為，朱元璋不應該懲治那些涉案官員。理由有四條，由于文字較長，我引用一小部分：

第一，鄭士利在萬言信說：

“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

意思是：陛下你擔心空印紙被小人得到後，他們會虛造名目去欺壓百姓。但是，空印紙蓋的都是騎縫印，并不是完整的官印，那些小人即使得到一張，也沒有用處。

第二，鄭士利認為，錢糧是比較複雜的問題，從縣到府，從府到省其實都已經對過賬了。但從各省到戶部“遠者六七千裡，近亦三四千裡”，這麼遠的路，官員們用空印，也是權宜之計，而且，從元朝就已經有這樣的潛規則了。

第三，鄭士利說：國家要講究法律，懲治官員也要有法可依。大明朝此前并未規定攜帶空印有罪，那麼，你将這些官員治罪，法理依據是什麼？《明史·鄭士利傳》雲

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

第四，鄭士利還認為，國家要培養一個官員需要數十年的時間。陛下像割草一樣将這些官員處理掉，接下來國家怎麼治理？

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複生也。

鄭士利言辭鑿鑿，曾讓朝野上下掀起軒然大波。朱元璋看完此信，怒發沖冠，下令追究鄭士利背後的指使之人。不過，最後朱元璋也沒有殺鄭士利，隻是将鄭士利流放到了江浦。當然，朱元璋也沒有因為鄭士利的信去赦免那些涉“空印案”官員。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鄭士利是一個有血性的讀書人。他敢于寫信和朱元璋講道理，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然而，他說的“四條辯駁”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如果說，鄭士利說得有理，那麼“空印案”的确是冤案，如果說鄭士利言之無理，那“空印案”的性質就有待商榷。

筆者認為，要理解“空印案”，還是要先理解朱元璋這個人。朱元璋對待官吏極其嚴苛，但他卻非常愛民。或者說，他對官吏的嚴格要求本質上還是為了百姓。例如，朱元璋曾規定貪污60兩以上的官員都要判死刑，這在曆朝曆代都是不曾有過的。朱元璋處理“空印案”，也是為了澄清吏治，防止百姓受到不法分子的剝削和壓榨。

我們再來分析鄭士利的“四條辯駁”，筆者先說結論，我站在大明朝百姓的立場上認為：鄭士利膽子雖然大，但他說得并不在理。

• 首先，鄭士利認為空印紙蓋的是騎縫印，丢失一張沒關系，那麼，如果丢失的不是一張，而是一冊呢？“張三”能帶着一冊空印去南京出差，他就不能帶兩冊？萬一第一冊又寫錯了呢？筆者認為：官印代表着官府的信譽，不管任何時候，它的使用都要受到監督，否則受苦的還是老百姓。
• 其次，鄭士利認為各布政司衙門距離南京太遠，用空印是權宜之計，而且前朝就有先例。那麼請問，權宜之計所帶來的風險誰來承擔？前朝有先例就是符合規定嗎？那“空印案”爆發後，明朝接下來200多年不也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 再次，鄭士利認為，朝廷沒有對使用空印案設置法律條文，懲治“空印案”的官員無法可依。這更是個笑話，官員妥善管理官印是基本準則，違反官印使用規定就是違法，難道還要細化到官印蓋在什麼紙上才算違法嗎？

• 最後，鄭士利認為朝廷培養官員不容易，要朱元璋手下留情。這一點，不是寬宥犯罪的理由。

隻是，我們在辯證地看待曆史問題的時候也必須承認：鄭士利作為讀書人，他有勇氣，但是的認識是受局限的。

而朱元璋作為一國統治者，他在處理“空印案”的時候，存在“一刀切”的問題。但他對官員持懲戒态度，整體上是沒有錯的。

換句話說，朱元璋懲戒官員的态度沒有錯，但可能存在個别人被過重處罰了，例如殺頭。如果說“空印案”存在冤枉，那就在這個地方。

嗚呼，曆史泱泱，朱元璋作為統治者，能維護百姓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像空印案這樣公然違反制度，濫用官印的情況若不給予懲戒，那勢必會造成朝廷法度變成一紙空文，到時候吏治随之動搖，百姓再次陷入元朝末年的苛政之中。

《尚書》中說：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意思是說，為政者，不能不懲罰嚴重的過錯，也不能去寬恕小的犯罪。

筆者無意美化某一個皇帝，因為這個皇帝已經成為曆史，但“空印案”給後世的警示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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