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位于四川省廣漢市的三星堆遺址5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員在清理新發現的金面具殘片。

1929年，四川省廣漢市南興鎮西北鴨子河南岸，偶然被發現的玉石器顯露出古老文明的一隅。92年過去，這個被命名為“三星堆”的遺址不斷“上新”，大型青銅立人、青銅神樹、縱目面具、金杖、黃金面罩、海貝、玉器和象牙……當或是恢詭、或是精妙的出土器物再次重見天日之時，沒人能立刻解釋清楚這些究竟出自誰手、代表了何種意義。

随着大規模調查勘探和考古發掘工作的不斷開展，月亮灣小城、衡量子遺址等重要遺迹，不斷明确了三星堆遺址的分布範圍和結構布局。和出土器物一樣，它們也是人類追溯曆史的為數不多的依據，卻也因此抛出了一個又一個待解的謎團。

“神秘”成為“三星堆文化”的标簽。然而，抛開這些猜測與假說，三星堆的“神秘”之處正是認識、複原和解釋曆史的關鍵一環，它促使着人們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和研究，向答案靠近一步、再靠近一步。

源起何時？

△ 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現場（圖片來源：中國考古網）

2016年，為紀念三星堆遺址1、2号“祭祀坑”發現發掘30周年，一場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三星堆博物館召開。國内外100多位文博界的專家學者齊聚于此，針對三星堆的謎團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讨論。

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紅林在會後的綜述中提到的第一個話題，即為“年代序列的完善與調整文化性質的再研究”。

彼時學界對三星堆遺址的分期仍有分歧。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曾提出，三星堆遺址分為三期——第一期為龍山時代晚期至二裡頭文化時代初期，第二期為二裡頭文化時代晚期至二裡崗文化時期（下限可至殷墟第一期前段），第三期為殷墟文化時期第一期（後段）至第三期。前後跨越了龍山時代、夏代及商代三個時期。曾擔任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副領隊、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陳顯丹則提出了“四期說”。而經這次研讨，年輕的冉紅林又繼續對原歸為第四期的遺存進行細分，提出了“五期說”。

關于遺址分期的争議始終存在。文章指出，這關涉“成都平原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的社會面貌、族群構成等深層次問題”。直至目前，才基本建立起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編年體系和寶墩文化—魚凫三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

△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現場。（圖片來源：三星堆博物館）

除去分期的争議，關于這8個器物坑的性質也尚未有定論。在學術論著中，“祭祀坑”通常被打上了引号，孫華認為，這是因為學術界對三星堆器物坑的定性持比較慎重的态度。在三星堆地點還沒有完全揭露的時候，對坑的功能本身還要做很多研究，才能做出一個最有可能性的判斷。他表示，很多器物的确屬于宗教祭祀的像設和器具，但損壞并埋藏卻并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孫華傾向于認為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陳顯丹則依然認定這是“祭祀坑”，或者叫“祭祀的埋藏坑”。他解釋，不管是金器、銅器還是象牙，這些都是很珍貴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火燒這些珍貴器物，就是以器達之于天，也叫作燎祭；再則，坑的方向、形式一緻，而且是舉行過一定的儀式，有順序地把東西埋下去，先是小件，然後是青銅器，最上面蓋象牙，2、3、4号坑都是如此。

△ 考古人員在三星堆8号“祭祀坑”發掘現場。（圖片來源：四川觀察）

根據進行中的8号坑發掘情況，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8号坑還發現較多可能與建築物構造相關的遺迹。比如考古人員發現了3塊石闆，石闆表面平整，疑似建築物的地面；再比如，坑内有大量較大體積的紅燒土塊；此前坑内還發現了木頭柱子，以及玉石戈都較為集中地分布在一個平面上，“讓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識的行為”，8号坑有可能就是祭祀的神廟遺迹被燒毀之後再整體填埋的。

如此一來，就又延伸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此發達繁盛的文明，為何會出現變故，以至消失？目前學界有“洪水災變說”“權力鬥争說”“外敵入侵說”乃至“雷擊說”等諸多推測。

王巍表示，他曾跟當地發掘工作人員确認，沒有大規模的洪水痕迹，沒有淤土，所以起碼不是洪水造成。“我個人認為，實際上，是三星堆繁盛一個時期之後，它的政治中心轉移到成都的金沙。”他在接受媒體時稱，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原來三星堆的年代很寬泛，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而金沙好像跟它還有距離；但是最新考古測年發現，兩者之間是連帶、緊密銜接的。所以，有一個衰落、然後興起的過程。

然而誘發政治中心遷移的因素又是什麼？清華大學一團隊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認為，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與金沙文明興起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1099年的一場地震引發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導緻河流改道，使流經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使都江堰玉壘山出山口水量急劇增大。這也是造成傳說中古蜀國罕見大洪水的原因。

以上僅是諸多未解之謎中的一小捧。大到三星堆人和文化的來源去向，與中國既往發現的青銅文化以及古蜀國有何種聯系，小到2.62米高的青銅大立人手中握的是什麼，為何會具有奇特誇張的青銅藝術、侈麗雍容的金箔技藝和玉石雕琢……人們仍在慎之又慎地破解三星堆遺留下來的謎語。

其難何在？

△ 青銅縱目大面具（攝影：《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在孫華看來，此前三星堆兩個器物坑的器物十分殘破，其原本的組合關系、種類數量都不慎明晰，需要進行漫長的修複研究，才能從破碎的信息中發現線索。而在西南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巴蜀方言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汪啟明眼裡，三星堆現在之所以留下這麼多“謎團”，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像《華陽國志》這樣的文獻太少了，”文獻不足征“。

成書于東晉時期的《華陽國志》是全方面描寫巴蜀曆史地理的我國首部地方志，記錄的時段從遠古到東晉永和三年，涉及大量古蜀時期的曆史，汪啟明相信，它能為揭開三星堆諸多謎題提供重要參考。

“我國古書亡佚太多。很多我們沒辦法解釋的現象，隻是限于當下的文獻背景。”汪啟明認為，目前考古學上，出土文獻一定要和傳世文獻相結合，才能互為印證，形成完整的解釋鍊條。“目前，各地的博物館都在找當地的出土器物與三星堆的相似性，這固然是一種解釋的辦法。但是用這個出土文獻去解釋另一個出土文獻，怎麼判斷這是偶然的相遇還是同出一源呢？所以無論如何也都還是需要文獻的解釋。”汪啟明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文獻的缺失是三星堆研究面臨的極大困難之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巴蜀文化首席專家譚繼和曾在文章中寫道，“至今我們還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關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識來認識和探索三星堆遺物及其風貌和内涵”，“這就難免發生歧義，難于準确認識其真谛”。他指出，如“祭祀坑”的命名，也還是來源于中原禮儀知識，因而才引發歧義與争鳴。

除此之外，困難還在于對文獻的誤讀。汪啟明以“青銅縱目面具”為例，特别強調“一定要讀懂，然後再去發表觀點”。該面具的命名源于《華陽國志》中一段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椁，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椁為縱目人家也。”其中明确提到了蠶叢“目縱”。

但汪啟明認為，查閱文獻後似乎沒能發現“縱”字有“突起”之意。就算能理解為“突起”，但“目”字應該是指整個眼睛，三星堆的青銅面具不該是“目縱”，而是“瞳縱”。根據汪啟明的猜測，“其目縱”或許是相對于“橫”來說——蠶叢的眼睛也許并不是标準的橫着，而是有點歪着，還可解釋為”目光的延伸“。

△ 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刻劃符号圖錄

一方面是現存資料接近空白和誤讀，另一方面是尚未有新發現的、類似甲骨文等成系統的文字，隻是發現了少量不規則的符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後強在兩年前完成主要内容的文章中提出：“我們結合對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認為，三星堆發現的符号應是文字的前身，但在發展成系統文字的過程中三星堆文明便毀滅，所以沒有形成系統文字。”

“巴蜀符号印章”指的是印面有巴蜀地區特有的圖語符号的印章。李後強寫道：“巴蜀符号沒有來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毀，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字體系。”

2010年，時為四川省涼山彜族自治州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調研員阿餘鐵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三星堆文化和古彜族有着深厚的淵源，用古代彜文可以解讀很多三星堆神秘符号。

汪啟明認為這難以令人信服。他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判斷是不是文字，是有比較明确的标準的。語言是一種符号系統，是最終把人和動物分開的根本标志之一；而記錄語言是文字的基本功能，文字是符号的符号，它需要形音義完備，多地出現，且有一定的上下文，否則很可能就是文字的雛形，即文字畫、圖畫文字或符号文字。單個符号的解釋都是一家之言。

對于文化學與文明史研究來說，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汪啟明看來，文字可以“解決源和流的問題”，“文字的表意特别确切，通過文字就能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語言狀況。很多謎題就能破解”。

3月20日，冉宏林在“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新聞通氣會上透露：“我們傾向于認為三星堆遺址是有文字的。”汪啟明認為，三星堆文明的人肯定是有語言的，“比如那麼複雜的冶練技術、鑄造技術，需要多個工種搭配，也都需要相互溝通”；至于有沒有文字，汪啟明也更傾向于“有”。他指出，三星堆具備高超的工藝水平，具備文明所必需的城市、冶金、宗教。從《華陽國志》的記載來看，肯定是有文字的。而能否最終确證文字存在，隻有仰仗于不斷推進的考古發掘。

未完待續

△ 上圖為1986年，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受限于條件，裸露在空氣之中，沒有被完全封閉保護起來（圖片來源：三星堆博物館）；下圖為3月10日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拍攝的4個大小不同的“考古艙”（圖片來源：新華社）

因為新成果的公布，關于三星堆的未解之謎再次被提起，并進入了新一輪的讨論。但與35年前不同的是，在此輪發掘的新坑，有的還沒到文物層，但已經出現了沒見過的器類種類，且體量非常大。王巍認為，這“會為我們解讀古蜀文明提供全新的資料”。

從另一角度來看，不論是科技水平、經濟條件還是考古意識，如今都已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孫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1986年時很多現象沒有弄清楚，信息不完整，尤其許多有機質文物沒有提出去，導緻很多信息從挖掘者手中溜掉了。此前諸多基于1、2号坑的研究成果和推測會存在偏差。在全國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過去的一些疑問有望得到解答。

譬如針對年代測定，根據最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對在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個坑的73份炭屑樣品，使用碳14年代檢測方法進行的分析，初步判定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左右。這就印證了三星堆新發現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區間屬于商代晚期。孫華表示，此次采樣的标本數量更多，标本選擇更恰當；對标本的測量采用了精确度和靈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質譜儀，能将誤差控制在±25年之内。

舊謎題靜待探尋，更多新謎題——諸如絲綢痕迹究竟意味着什麼、象牙的來曆與意義、生産器物的作坊在哪裡、資源與技術是如何掌握的、3000多年前的人們焚燒器物的原因、掩埋器物的時間先後……也逐一浮現。

考古隊的目光并非隻停留在器物研究層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的《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會考古作為今後幾年内三星堆遺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這意味着對三星堆的追問将向着“祭祀坑”群的形成過程、空間格局以及祭祀行為和祭祀體系等行進。按照“考古中國”項目的計劃，下一步将繼續對新發現“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圍勘探發掘，把握祭祀區的整體格局、形成過程，以期系統、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體系。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左琳

責編：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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