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士陵在書法、篆刻上均走的是規整、嚴謹的風格，

繪畫則是工筆。

藝術家選擇什麼方法、題材作為表現手法和對像，

是和性情有着直接的關聯。

董其昌在《畫眼》中說：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

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

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

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

黃士陵未享高壽，

與此當不無關系。

黃士陵作為晚清印壇四大家之一，

其藝術已廣為人知、載入史冊了。

黃士陵的篆書雖然也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但與其篆刻相比，

影響則不可同日而語。

他治印的聲名太盛，

當是主要原因。

另外，他的篆書面世數量較少，

也阻礙了人們對他篆書藝術的認識與評價。

另一個可能是黃士陵遵循“印從書出”的前賢教導，

更多地将篆書視為“日課”而無意做書家有關。

黃士陵的身體狀況似乎不是太好，在《報任安書》四條屏末署“病後握管重若千鈞，勉以書成，不暇計工拙也。”我們當然不能僅憑一、二次生病便武斷地下結論，但他刻“黟山病叟”當不是空穴來風、無病呻吟。他在自題小像中稱自己“老病交至”又是一證。據說他晚年還咯過血。黃士陵虛壽61，不算高壽。

這裡，順便談一下黃士陵的卒年問題。黃士陵卒于1909年現已被印學界普遍接受，《書法叢刊》2003年第3期曾刊出過“《穆甫學篆節錄》稿本及其他”一文，該文作者根據安徽省博物館所藏黃士陵“家在黃山白嶽之間”一印邊款“癸醜三月”而提出黃士陵卒年“應該是六十四歲或六十五歲”。但這方印仿鄧石如風格，是其早年作品，其邊款與黃士陵晚年風格不類，與其早年風格亦有距離，因此，筆者認為印真而款僞。該印曾見出版的印譜中，未收入邊款，想必編者是有所考慮的。

印文：伯澄所得金石文字

邊款：師漢竟銘為伯澄仁兄作，黃士陵。

出版：

1.《黃士陵印譜》P409，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

2.《黃牧甫印影》P137，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

3.《增補黃士陵印譜》P146，武漢古籍書店，1992年。

4.《黃牧甫流派印風》P63，重慶出版社。

3.4×1.6×4.1cm

筆者又在黃士陵的後人處見到一本粘貼本印譜，收有此印及邊款，說明此邊款存在較早。除了邊款僞刻的可能性外，還有一個可能便是“筆誤”，這種例子在黃士陵的作品中曾有出現，如“憲炘”、“臣印憲炘”二印邊款均署“辛未”，然此二印均為黃士陵四十以後作品風格，而按辛未算，黃士陵年僅23歲，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1931年辛未算，黃士陵添壽何止幾歲？因此，無論何種原因，“家在黃山白嶽之間”一印的邊款都不能做為黃士陵卒年的“新證據”。

印文：福德長壽

邊款：小峰明府以孝廉方正科廷試授官嶺南。戊子春，将出任海康，屬作判讀印記。有“仌淵是懔”、“視國如家”諸文，非潔身積行者，亦烏能此及。是語語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親。吾知明府必臻壽考無疑矣，因節龍門山摩崖“福德長壽”四字制印送别，即以為 将來左券，黃士陵。

出版：1.《黃牧甫印影》P359，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

2.《增補黃士陵印譜》P35，武漢古籍書店，1992年。

3.7×2.1×6.5cm

早期書法主要寫吳讓之一路，署款為行書。“愙勤在朝夕，懷抱觀古今”一聯因有甲申（1884）紀年，是這一時期作品的标準參照物。這一時期的作品還有“聽鳥說甚、問花笑誰”及書司馬遷《報任安書》四條屏。安徽省博物館藏有一冊《穆甫學篆節錄》，約三十二開本大小，封面署同治丙子（1876），黃士陵28歲，此年黃士陵尚在南昌。據有關人員介紹冊中内容為摘錄古文，多達幾十篇，認為是黃士陵學篆練習冊。其實這冊《穆甫學篆節錄》是黃士陵創作或應酬時所用的底本，略同于繪畫中的粉本。筆者曾見過黃氏将幾十幅楹聯寫于一條長長窄紙上，用途是一緻的。因為寫一篇篆書，碰到一、二個乃至幾個難字也是正常的。《穆甫學篆節錄》亦為吳讓之書風，也有徐三庚的影響，可見他寫吳讓之篆書時間較早。筆者曾在黃山市私人藏家處見過幾件黃士陵篆書日課，都寫的非常認真，不亞于正式作品。

印文：秋曉盦

邊款：1.黃子久《楚江秋曉圖》為海内神品，前明項子京天籁閣中物。番禺潘季彤觀詧以重直購得之，今歸其從孫伯澄大兄。重加裝潢，以之名齋，用示寶貴。光緒壬辰秋八月，黃士陵記。

2.惟秋乃清，惟曉乃明，清明在躬，惟心享。伯澄仍屬，穆甫奏刀。

出版：1.《黃牧甫印影》P194，榮寶齋出版社，1996年。

2.《增補黃士陵印譜》P89，武漢古籍書店，1992年。

3.《黃士陵印譜》P195，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年。

4.《黃牧甫流派印風》P78，重慶出版社。

2×2×4.2cm

“曾三顔四、禹寸陶分”及書曹植《箜篌引》四條屏大約也書于早期而略晚者。《箜篌引》面目較雜，書者一方面欲追求金文的斑駁、渾樸氣象，另一方面長期學習吳讓之而養成的用筆習慣又時時流露出來。結體欠穩，用筆亦較生硬。但它是黃士陵書法轉型期的一件作品，值得研究。最後一屏中“景”、“可”、“民”、“不”等字已初具自己面目。

第二時期書法以小篆為主、兼有大篆，即所謂“合以古籀”。因黃士陵在吳大徵幕下較長，篆書曾受到吳的影響。此時黃士陵篆書線條穩定、筆力堅實，已初具規模。如“萬福源頭歸德積，六經注腳在躬行”、“精鑒今之特健藥，慎言古有磨兜堅”等。寫給“瑞生”的兩副四條屏為第二時期較晚者，這時黃氏書風已基本形成，筆劃更加穩健且有姿态，氣息古樸，尤以《說文後叙》一件為佳。三點水的寫法，“皆”、“國”、“山”等字的下部弧圈包圍結合處故意錯落不對接等特點，已成了黃士陵成熟書法後的明顯特征和特點。黃士陵第二時期書法還有一個特點，既署款改行書為隸書，我們發現吳大徵的一些篆書也是用隸書署款，是否在這點上黃士陵也受到吳的影響？或許筆者所見有限，目前尚未見過黃氏單獨隸書作品，說明黃士陵隸書僅為署款而存在。

印文：松園編詩

邊款：澄湖大兄編輯先世遺稿刊為《詩略》，今已成帙，屬作是印。甲午夏日黃士陵。

1.8×1.8×5.7cm

第三期作品除了篆書愈寫愈老辣、愈成熟外，，其署款已改為帶有明顯碑意的行書。谷生上款的六件作品均寫于這一時期，且出現了兩個紀年，我們不妨先将焦點集中在此。乙未（1895）四月，47歲的黃士陵曾回過家鄉，所刻“臣度上言”邊款記此事，但在家鄉住了多久尚不得而知。“飛電流雲絕潇灑，銀鈎秀句益疏通”寫于是年夏閏五月，是極有可能在家鄉所寫。“多載紅藥待春還，貪廣異疏（蔬）行經笀”與“松霠繞院鶴相對，柳絮盍溪魚正肥”兩聯因風格與“飛電”聯同出一轍，書寫年份自是不遠。“一威儀以成德，澤經史而立言”雖然也寫于乙未閏五月，但字體略有異樣。上款雖注有“集峄山碑字”，僅是聯句用了峄山碑內容，字體則與《峄山碑》不相幹。此聯中除了“一”、“澤”、“經”等字仍是黃氏風格外，“威”、“以”、“成”等字筆劃則寫的十分随意，如單獨挑出來，讓人無法與黃士陵書法聯系起來。可能是黃士陵在習慣書寫中主觀欲求變化之一例吧。“恥躬不逮，寡過未能”聯寫于辛醜（1901），黃士陵53歲，此時的他已在前一年回到了家鄉。而“辭傾三峽，筆掃千軍”實則也是寫于辛醜年，隻是署了“重光赤奮若”太歲紀年。将兩聯相比，自不難看出二者的共同風格。又，1983年第4期《書法》、1995年第2期《書法叢刊》分别刊登了“史黃門急就章四條屏”、“鮑明遠舞鶴賦四條屏”，兩件作品均作于辛醜，有興趣者可參看。光緒二十九年，即1903年，55歲的黃士陵又寫了孔稚珪《北山移文》四條屏，與辛醜年所書的幾件作品一樣，筆劃平實，摒棄一切造作，是“人書俱老”，複歸平正之作。因這三件作品有明确紀年，成為這一時期的标準參照物。

印文：大潘皎如鶴出林

邊款：楊成齋句刻為澄湖潘大兄，士陵。

2.5×2.5×4.3cm

“微雨新晴六合清朗，雜花生樹群莺亂飛”寫于蠟箋紙上，因紙張的原因，顯的圓潤高潔。《曆代名人楹聯墨迹》一書中選黃士陵二聯，其中一幅内容與此幅相同，篆法大同小異。經過仔細比較，黃山市博物館所藏一聯年代可能靠後。

黃士陵作品上所钤印章問題值得一談。其中年以後作品上所钤印章多為大家熟悉者，如“江夏”、“穆父學篆”、“士陵印信長壽”、“黃士陵寫金石文字記”、“黟山病叟”、“合以古籀”等，均見于印譜中。“造化吾師”一印钤于甲辰春所作“菊”上，印譜中收有一方幾乎完全相同的印章，不同處在“造”字的篆法上。從邊款得知，此印是為李茗柯所制。大約是李茗柯見到喜歡而求刻的。“老穆”一印從風格看已是成熟期以後的作品，與“具體而微”一印皆不見于目前常見印譜中。“黟山黃氏”、“士陵印章”兩印钤于“聽鳥說甚、問花笑誰”聯上，也未見于印譜中，刀法稚嫩，顯然為早年作品。以上幾方印章除了不見于印譜，似也未見其它出版物，正可彌補阙失。

文 | 董建

本文略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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