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尚書》為孔子編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時期的堯舜一直到春秋時期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彙集在一起，經過認真編選，選出100篇，這就是百篇《尚書》的由來。相傳孔子編成《尚書》後，曾把它用作教育學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書》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實際上西漢學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尚書》百篇之說乃後起。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頒布《焚書令》，禁止民間收藏圖書，凡是民間收藏的《詩》《書》及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毀。秦代的焚書給《尚書》的流傳帶來毀滅性打擊，原有的《尚書》抄本幾乎全部被焚毀。

西漢時期，相傳魯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牆壁時，發現了另一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的字體書寫的，人們稱之為古文《尚書》。古文《尚書》經過孔子後人孔安國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書》多16篇。

然而，在西晉永嘉年間，及一篇孔安國傳和一篇《尚書序》，當時《秦誓》一篇已佚，所以這部《尚書》共有59篇。現今流傳兩千多年的《尚書》，大多是根據梅赜所獻的這個本子編修。

《尚書》所遭劫難頗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書撰異》裡說：“經惟《尚書》最尊，《尚書》之離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亡矣。”

《尚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托古作品。西漢初存28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現隻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東晉梅赜所獻的僞《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16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僞《古文尚書》的合編本。《尚書》的真僞、聚散，極其複雜曲折。

尚書》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獻，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衆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法，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制作的，應該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稱為“誓”或“诰”，後人便用“誓”、“诰”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号令叫“诰”，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并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谟”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後代史官便隻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隻是說的話，并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曆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删《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裡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大約那所謂“書”隻是指當時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并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裡。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将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尚”，“上”也；《尚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書”上加一“尚”字，無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書》稱為“經”，始于《荀子》；隻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并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着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着了。那時傳《尚書》的隻有一個濟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燒詩書的時候，他将《書》藏在牆壁裡。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隻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這一些，私自教授于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隻用當時的隸書鈔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幹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尚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鬥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嗎！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盡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牆壁裡得着“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隻是晚周民間别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這些書都交還孔子的後人孔安國。安國加以整理，發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将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裡。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幹。哀帝時，劉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争辯。這便是後來所謂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迹。所争的雖然隻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為關系孔子之道即古代聖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裡所争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緻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确也有不同處。大緻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所以主張通經緻用。他們解經，隻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隻是他們自己的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曆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诂、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典中《逸禮》即《禮》古經已經亡佚，《尚書》之學，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随身帶着。他是怕“《古文尚書》學”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尚書》作注，從此《古文尚書》才顯于世。原來“《古文尚書》學”直到賈逵才直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麼師說的。而杜林所得隻一卷，決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尚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裡，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過西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無息的亡佚了罷。杜林的那一卷，雖經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後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古文尚書》的運氣真夠壞的，不但沒有能夠露頭角，還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诏征求能夠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書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為數十，作為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将這僞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着的孔壁《尚書》對看，結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張霸投入獄中，卻還存着他的書，并且聽它流傳世間。後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并謀反，朝廷才将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僞《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僞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⑾，又僞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着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僞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曆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聯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于人。隻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⒀，正是他僞作的《大禹谟》裡，便見出這部僞書影響之大。其實《尚書》裡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為，不受什麼政治道德的約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隻要擡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為開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是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良好的政治隻在誠信的感應；隻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壓迫。”這叫作“德治主義”⒁。看古代的檔案，包含着“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僞書所以專從這裡下手。他果然成功了。隻是詞旨坦明，毫無诘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過博士⒂；這《古文尚書》大概就是王肅僞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後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僞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赜發現了它，便拿來獻給朝廷。這時候僞《古文尚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尚書》并行起來。大約北方的學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者卻是信僞孔的多。等到隋統一了天下，南學壓倒北學，馬、鄭《尚書》，習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诏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正義》居了标準的官書，經學從此大統一。那《尚書正義》用的便是僞《古文尚書》孔傳。僞孔定于一尊，馬、鄭便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僞《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僞《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的吳棫首先發難。他有《書裨傳》十三卷⒃，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⒄。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去找出确切的證據。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采取僞《大禹谟》裡“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的将伏生今文從僞古文分出；他的《尚書纂言》隻注解今文，将僞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僞孔，并找出了相當的證據。但是嚴密鈎稽決疑定谳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者。這裡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第二是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辨析詳明，證據确鑿，教僞孔體無完膚，真相畢露。但将作僞的罪名加在梅赜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馀論》，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肅找出來。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後等着動手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作到的，也隻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諸大師的功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還應該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隻有一、二篇像是戰國時人托古之作。《商書》究竟是當時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夏書》大約是戰國末年人托古之作，隻《甘誓》那一篇許是後代史官追記的。如此看來，《今文尚書》裡便也有了真僞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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