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勒内·笛卡爾事實上是近代哲學真正的創始人，因為近代哲學是以思維為原則的。”笛卡爾在哲學史上有一個功績，他将獨立的哲學思維與神學論證分離開，結束了中世紀以來哲學作為神學之婢女的可悲狀态。笛卡爾的哲學裡雖然仍有着試圖論證上帝存在之類的渣滓，但他已經把目光轉移到了人的身上，将人（而不神）視為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他認為除了“上帝的存在”，哲學還應研究“人類的心靈”。因此，可以說笛卡爾是一個帶頭重建哲學基礎的英雄式人物。

生于文藝複興末期的笛卡爾（1596-1650)

笛卡爾認為人是這個世界的觀察者，跟其他動物存在本質的區别。動物隻是一架由上帝創造出來的機器，它們雖然精緻而奇妙，但缺少了一個靈魂，因而不能夠進行思考。與之不同，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擅長懷疑，能夠思維，具有着獨一無二的本性。人的尊嚴并不體現在直立行走的軀體之上，而是存在于獨立思考的理性之中。理性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勻的東西，除了兒童與白癡之外，任何人都能完整地占有它。我們的見識之所以如此相異，并不是因為一些人的大腦容量比另一些人多一點，而是由于我們運用理性的方法各不相同。愚蠢的人偏聽偏信、迷信權威，不懂得怎麼去開發自己的大腦；聰明的人則獨立自主、懷疑一切，懂得整理與糾正一切學來的知識。

哲學既然以追求真理為目的，那麼它就應當将理性視為主要研究對象。哲學家們的任務在于說明如何正确地引導人類的理性，以便在各門學問中尋求得真理。作為哲學史上的革新者，笛卡爾在《談談方法》和《哲學原理》中以自身為例，論述了自己是如何擺脫成見，懷疑一切，進而找到不可懷疑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重建思想體系的方法。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正确運用理性，通過獨立思考去發現真理的典範。

《談談方法》——笛卡爾哲學的誕生地

從呀呀學語的幼兒時期開始，一直到成年獨立為止，我們的知識基本都是通過灌輸式的教育而學來的。因為，在這段時間裡，人的理智尚未成熟，就如沒有生存能力的兒童需要父母的監護一樣，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也需要接受書本的灌輸。

這時在理性之中起主要作用的并非是思維，而是想象力與記憶力。我們通過反複背誦、聯想記憶來把書本上現成的知識與觀念攝入腦海裡，并且着重于數量而忽略了質量。這樣，等我們長到成年、理智日漸成熟之後，思想中就已經堆積了許多未加以甄選、沒有經過考察的知識。我們不知道哪些知識才是可靠的，哪些知識又是經不起推敲隻因灌輸才被我們接受的。如果我們不運用自己的理性對腦海中的知識進行一次系統的反思與梳理，我們就沒法将自我的烙印标記在這些知識上面。也就是說，我們的價值觀念、認識體系和是非判斷都是别人教給我們的，我們沒有屬于自己的東西，隻是被别人塑造出來的一架機器而已。

這種被成見所束縛的煩惱曾困擾着笛卡爾，他自幼就接受灌輸式教育，聽信了人們的話，認為靠讀書就可以對一切有益于人生的東西得到一種明白且可靠的知識。可是，等他修完所有課程，成為一名頂尖的學者之後，卻愈發覺自己是多麼的無知。愚蠢的人總是勸人要多讀書，而睿智的笛卡爾卻發現了多去懷疑的必要性。他偏愛于數學，認為這門學問的基礎是最為牢固的，但還不夠完善。哲學與神學則顯得不夠可靠，前者早已經成了聚訟紛纭的是非之地，千百個哲學家就有千百種哲學理論；而後者更是自诩超出理性之上，不容許任何懷疑。

對此，笛卡爾選擇在成年之後暫時抛棄理論，完全放棄了書本的研究，決定走出書齋，到歐洲各地去遊曆。他與各種氣質和各種身份的人交往，收集各種生活經驗，在他看來書呆子們對于學術問題的判斷毫無意義，因為這些判斷關系不到他們個人的利害，即使說錯了也無妨；而普通人卻得為自己的錯誤判斷買單，要更為謹慎出言。人死後靈魂是否不滅？——這對于柏拉圖的健康有何幹系？明天是否會下暴風雨？——卻關系到漁夫的性命！

要想認識真理，就應當擺脫書本的束縛，不要迷信那些書呆子的嘴巴的筆頭，要用自己的理性在生活之中獨立思考問題。

笛卡爾反對書齋式的學術研究

1620年，在投筆從戎、參加三十年戰争之後，當年冬天，笛卡爾将自己關閉在一間暖室裡，他利用沉思的方法來重新梳理腦海中的知識。

每個人的知識都是通過不同的老師、不同的書本授予的，就如許多工匠共同雕琢一尊石像一樣，在經過衆手之後，它早已面目全非、失去特色了。既然我們在成為大人之前都曾是兒童，都在很長的時期裡被不同的老師們所支配，而他們之間又是如此的良莠不齊。那麼，我們就需要在理智成熟之後，利用沉思來對所學的知識進行一番梳理。

這種梳理更類似于樓房的翻新，我們首先得考察整個知識大廈的地基，判斷這些灌輸進來的知識是否可靠，小心地避免無知的偏見與頑固的成見。然而，腦海中的知識經過十幾年的堆積，在數量上已經難以估量，要想通過理性這把尺子來對每條知識進行校正乃是不可能的事。為了便捷起見，笛卡爾選擇采用“懷疑一切”的做法。也就說我們直接假定一切灌輸進來的知識都是不可靠的，都需要重新進行檢驗。用笛卡爾的話來說，就是：

要想追求真理，我們必須在一生中盡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來懷疑一次。凡可懷疑的事物，我們也都應當認為是虛妄的。

懷疑是打破權威、避免洗腦的最好方法，通過懷疑我們才能将别人宣傳、灌輸進來的偏見清洗幹淨。在未成年之前，知識都是别人教給我們的，而懷疑能力卻是我們理性中固有的東西，是自我的體現。在運用理性的時候，懷疑被放在了首要地位。我們不盲從、盲信任何觀點，而是直接假設一切外來的知識都不可靠，或者是那些灌輸知識的人不懷好意，或者是我們的感官具有欺騙性。為此，在接受某個觀點之前，都要采取謹慎的态度。凡是沒有論據的觀點，凡是未經實踐檢驗的東西，我們都對此存疑。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存疑的東西要遠遠多于可信的東西。甯可疑而不決，也不可輕信于人，用懷疑來排除一切成見。

在沉思中，利用懷疑來清洗成見

與古典的懷疑學派不同，笛卡爾并不以懷疑為目的，而是把它當做手段。通過懷疑，我們能将一切不可靠的知識全都連根拔起；這樣，剩下的那些不可置疑的東西便成了新體系的牢固根基。在笛卡爾看來，“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就是一條不能被懷疑拔起的知識，他說：“我毫無疑慮地接受這條真理，把它當作我所研究的哲學的第一條原理。”

笛卡爾認為我作為一個實體，可以設想我所在的世界、所在的地點都不存在，但是我沒法設想自己也不存在，因為我是“設想的主體”。而根據斯賓諾莎的看法，所謂的“我思故我在”和“我是能思想者”是等值的論斷。我可以設想世界不存在，但我不能設想我不是思想者，因為沒有了思想者，設想就毫無意義。對于這個命題是否如笛卡爾所說的不容置疑，我們不展開評論，而是采納他的核心觀點——懷疑的目的是要找到可靠的知識基礎，并将這些知識用來作為我們思想體系的根基。

這些可靠的知識一般以公理的面目出現，如洛克在《人類理智論》中提到的“一物不能同時存在而又不存在”，以及“一加一等于二”，“所有人都會死”等等，都是經過無數代人反複驗證并承認的知識。而某某偉人的觀點、某某宗教的信條、某某權威的理論都不配與這些原則并列，除了這些公理之外，沒有任何理論是不容置疑，不能拿出來公開讨論的。

笛卡爾認為真理具有清楚而且明晰的特點，它不是神神秘秘的遁詞，也不是不為人知的天啟。隻要是真實的、可靠的，就能明确地表達出來。真理雖然會被謬誤與謊言所蒙蔽，但是一旦真理被确認，它就永遠不會再被謬誤所取代。

我無法設想我不是能思想者

懷疑一切的目的是把别人灌輸給我們的成見排除掉，隻留下可靠的知識。之後，我們便在這些可靠的知識上重新建築屬于自己的思想體系。用笛卡爾的話來說就是：

我這樣做并不是模仿那些為懷疑而懷疑并且裝作永遠猶疑不決的懷疑派，因為正好相反，我的整個計劃隻是要為自己尋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粘土來。

那些自幼灌輸而來的知識，除掉偏見部分外，可靠的内容将作為岩石留存下來，它們與作為粘土的生活經驗一起堆砌在牢固的地基之上，成為修築大廈的材料。知識的構建并非如簡單的制造工具那樣：要想煉鐵（學知識），就得先有鐵錘（書本、老師），而想制造鐵錘，又必須有别的鐵錘或别的工具（讀别的書，找别的老師），如此遞推以至無窮。

知識體系的重建應是這樣的：先從最确定、最牢固的幾條公理出發，就如要先造出簡單的工具一樣，然後在其基礎上通過獨立思考來進行逐步推演，循序漸進，從簡單、粗陋工具進化成複雜工具，從簡單公理推演成系統的思想體系，如此一步步進展，以至無窮。

因此，獨立思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先離開書本，從生活中獲取可靠的經驗；第二，通過懷疑來排除掉灌輸進來的成見；第三，懷疑完後，找到那些可靠的知識，以此作為基礎；第四，在牢固的基礎上擺脫懷疑，重建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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