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玉潔

　　已經有朋友在日本買了房子，更多的朋友想要去日本買房子，朋友圈的打卡此起彼伏，總有人在東京，或是京都，馬桶蓋的神話早已過去，現在是零碎而體系龐大的藥妝神話，——我還沒有去過日本。關于日本的書、電影看了很多，雖然不愛看日劇、日漫，但你從來無法忽視它們。這不是馬可波羅傳說神秘東方的時代，這是無數屏幕在生活中閃爍的時代，還沒有去過，日本已經無處不在。

　　台灣的朋友問，為什麼不去？我愣了一下。她問，是因為反日嗎？我條件反射地立即回答，當然不是。心中又想，為什麼“當然”？在我所生活的圈子裡，似乎反日是相當遙遠、甚至可憎的詞了，唔……可是為什麼不去？想來想去，大概容易講的理由是，遵循“遠香近臭”的粗俗原理，隻要有錢有時間，就想去更遠、文化差異更大的地方，就如同生長在甘肅，我卻隻在去年才去過敦煌一樣。

　　這年9月，終于第一次去了日本。“終于”的動力之一，是去看聞名已久的寶塚。

　　9月，寶塚要上一出新戲，可惜預售時，五分鐘内全部搶完，國内有牆，手腳還是慢了。那麼，隻好一早去現場排隊，官網上說，劇團每天會為現場觀衆留42張票，如果不夠，還有19張站票。

　　早上七點，整個城市像無印良品的超級店鋪，四處都灰撲撲的。人們在地下成群結隊，安靜而高速地移動，地上的目的地，正冷冷地等着他們。寶塚所在的地方也沒有任何花哨（與她們的表演正相反），在一個堅實方正的寫字樓裡，大樓的石柱上，低調地刻着“東京寶塚劇場”。

　　大樓前的走廊上，席地坐了一列人，基本都是女性。她們一定是在排隊——在日本，這一點不用懷疑。數了一數，來得及。随之而來的問題是，頭在哪兒，尾在哪兒？沿着隊列走了一趟，所有人都低着頭，不說話，也沒有表情。對這五個茫然而叽喳的外國人，沒有'人好奇。氣氛是如此安靜，要出聲詢問，簡直魯莽得像推開陌生人卧室的門。再張望，盡頭的拐角處有一個窗台，拉着卷簾，很像售票處的樣子。我們決定排在這頭，隊尾的大姐，一直黑着臉，坐在藍色的毯子上，頗有點令人生畏。

　　我們席地而坐，等着窗口打開。劇場對面，是制作男性偶像的傑尼斯事務所，距此走路五分鐘外，有另一家劇場，海報上都是美少年，門口聚集了很多美妝博主一樣的時髦女孩。相比之下，寶塚外的女觀衆，就樸素、成熟多了。對中國的年輕遊客來說，最熟悉的可能是秋葉原的AKB48劇場。

　　想到孟京輝曾說，他在日本待過一年，看了各種小劇場，這一年的經曆對他影響很大。當時以為，他所說的都是先鋒話劇、實驗話劇，在寶冢劇場排隊時才想到，更有可能是這種市場細分的劇場吧，同樣“小”，卻是商業的深耕細做，賣豆腐、賣青菜、賣海鮮的，各做一輩子的“小”生意。

　　寶塚的曆史已經超過了一百年。1910年代，坂急鐵路公司新開了一條鐵路線，為了吸引人們乘坐這條鐵路，他們在沿線的寶塚開發了一個溫泉，又成立了一個少女歌唱隊，把室内遊泳池改造成劇場，為泡溫泉的遊客表演。這個歌唱隊，就是後來的寶塚劇團。因為這段曆史，中國的粉絲稱她們為“鐵路文工團”。寶塚的成員全部是未嫁的女性，一旦結婚，就要退團。未嫁和單身是不同的——由于訓練和管理非常嚴格，寶塚被上流社會看作培養女兒的好地方，在寶塚待過，就能嫁得好。早期寶塚不負責賺錢，隻是配合觀光，1980年代，日本鐵路私有化，競争激烈起來，坂急盈利下降，寶塚改以商業運營，反而蒸蒸日上。寶塚的制作人森下信雄曾經寫道，寶塚成功的秘訣就在于明星化策略，尤其是由女性扮演的“男役”。森下信雄常在劇場走動，聆聽觀衆的評價，如果有人說，“這次的戲劇演出，劇本非常好，音樂也很棒！不過啊，明星某某某，好像不夠帥氣哦！”他說，這是最糟的評價，隻有首席男役一亮相“就讓人覺得有股帥勁”，戲劇才能成功。可以想象，寶塚的粉絲基本都是女性，據說多是家庭主婦，為此寶塚的演出常有下午場，看完演出後，主婦正好回家做飯。大概也是因此，她們才能在工作日的清晨在這裡排隊吧。

　　大約九點，一位穿制服的大姐從劇場出來，她走到我們旁邊，緊皺着眉頭。我們看到她手裡的清潔布，忙站起來，讓到一邊。她用雙手推起卷簾，露出大片的窗戶，和窗戶上的告示。我們突然明白，原來這才是售票處，原來黑臉的大姐才是第一個！

　　我們忘記了控制音量，喧嘩起來，在隊伍裡走了兩圈，确認我們排錯了方向。此時隊伍已經在那頭長了一截，卷了過來。所有人仍然安靜地低着頭。我們在沮喪和震驚中又走了一圈，震驚的是，一個多小時，沒有任何人提醒我們，包括那位黑臉的大姐。她們一定在内心笑話我們吧，或是覺得這完全和自己沒有關系？既然已經排了一個多小時，不甘心勝過了沮喪，我們坐到了另一頭，決定繼續碰碰運氣。這次，大家不再贊美日本的秩序，而是開始懷念好事的中國大媽。

　　好在，另一件有趣的事發生了。我們前面的台階上，突然站了六個人，齊齊的一排，她們穿着同樣的灰色開襟毛衣，面向馬路，左右張望，像在等待什麼。同行的寶塚粉絲M說，這就是著名的“入待”：粉絲恭迎演員來上班。突然，她們像聽到号令一樣，齊齊蹲了下來，并攏雙腿，蹲得很好，很少有人像上廁所一樣。過一會兒，她們站起來。突然，又蹲下。又起來。像是空襲警報的演習。M解釋說，她們的偶像還沒有來，但是别的演員經過，她們也要蹲下，以示禮貌——不能顯得有的演員沒粉絲啊。

　　她們又蹲好了。一個戴口罩的人（如果你是路人，可能會以為她是男孩）遠遠走來，站在她們面前，摘下口罩，依次從她們手裡接過禮物——隻是信或者卡片。粉絲們依舊蹲着，仰望着，似乎在說着什麼。從我們的角度，隻能看到她們蹲着的背影，和似乎在微笑的男役。片刻，男役走了。粉絲們仍舊蹲着，轉頭目送她，一直等她進入劇場，才站起來四散了。

　　這時馬路上人多起來，上班族來來往往，演員也陸續到來，粉絲來了又去好幾撥。她們都有統一的着裝符号，或是上衣，或是圍巾。人越來越少，但即使兩個也排成短短的隊，肅靜地蹲着。

　　十點左右，絡繹來了一大群人，她們人數遠超之前，統一戴上了粉色的絲巾，在馬路邊蹲下，長長的三排。片刻，一個藍襯衣、戴毛線帽、戴口罩的瘦高個（同樣，如果你是路人，會以為她是男孩）在路口下了車，她慢慢走過來，快速、熟練地接過粉絲的信和卡片，像流水線上的工人。粉絲們蹲着，鴉雀無聲，一排排手機和相機在閃爍。身旁的一位阿姨拿着翻蓋手機，屏幕很小，畫面顆粒極粗，然而專注地跟随着——從這陣仗來看，正在走過的，就是今天的首席男役明日海。氣氛安靜而躁動，持續了五六分鐘，明日海走完了全程，擺一擺手，在衆人的目送中進了劇場。

　　在她之後，沒有粉絲會來了。人們站了起來，解下絲巾，現出了樸素的真相。然而她們很歡快，互相鞠躬道别，紛紛離開，一天的生活還在前面。我們也跟着歡快了起來。開票了，我們很幸運，買到了最後幾張坐票。

　　東京寶塚劇場外的海報。攝影：小樹。

　　寶塚的入待。

　　兩個粉絲也可以入待。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絲在入待。攝影：小樹。

　　首席男役明日海 りお的粉絲在入待。

　　* * *

　　那天的演出倒沒有太多可說的，因為不懂日語，我在人物對話的時候睡了過去，在打打殺殺的時候醒來。我用制作人的話來安慰自己，劇情并沒有那麼重要。可是在那重要的歌舞階段，我也并不感興趣，隻覺過于老套。我一再想起的，是排隊買票時的經曆，那種驚人的秩序感，和驚人的沉默，這也讓我想到了一直不願去日本旅行的另一個原因。

　　這種不情願，來自台灣的生活經驗。最早去台灣時，因為深深厭倦于大陸社會的粗魯，那種粗魯不是勇敢者的行動，也并不真的是禮崩樂壞，而是無處不在的權力造就的恃強淩弱，相形之下，台灣社會的溫潤有禮幾乎讓我落淚，也讓我自慚形穢。但是這麼多年過，台灣社會變了。一方面，由于兩岸關系的變化，深層的善意消失了，另一方面，“禮貌”卻還在，甚至越來越細，越來越嚴格，加諸個人的約束越來越多，也愈加空洞。我原本是好禮之人，漸漸也覺得吃不消了。

　　和台灣的朋友們讨論這個問題，她們默然——她們同樣是台灣的批評者，也永遠是我最喜歡的、最友善、最真誠的朋友。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下樓時不小心用力過大，公寓大門在身後“啪”地重重合上。我心想，糟了。果然，第二天出門時，我在門邊看到一張紅紙，上面寫着：大門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要善待大門，輕開輕關。這太荒謬了，是不是？住了一年，我從來沒有和鄰居來往過，第一次來往，是一條善待大門的戒律。這麼多“禮”，這麼細緻的日常生活的規則，内中并沒有善意，而且會越來越少善意，它隻會讓人壓抑，扭曲，也讓人和人之間更加隔絕。

　　一位台灣朋友想出了一個原因，她說，我覺得台灣受日本的影響太大了。她講了一個小故事，一個學姐到日本留學，課間拿出一根香蕉，扒掉一半皮之後拿在手裡吃——就像我們平常那樣，這時日本同學進來了，他們看到這位學姐都吸了一口氣，往後退了一步，“不是普通的往後退哦，是往後彈了一下。”朋友說。每個人進來都是這樣反應，學姐不知道為什麼。她很奇怪，卻又不知道該不該問，當然，也不會沒有人告訴她。

　　是不是他們想到色情的地方了？有人問。

　　朋友說，學姐一開始也這麼想，可是一年以後，她到一家動物園去玩，才明白是為什麼，日本人連喂猴子吃香蕉，都是切成一片一片，放在飯盒裡，再一片一片扔的！

　　在日本，才親眼目睹人們對自己的細密管理，所謂“不給别人添麻煩”，似乎可以相當嚴格。比如，你很難不被周遭的安靜而震懾，很少聽見小孩哭，他們靜靜地坐在嬰兒車裡，雙腳凍紅了伸在外面。連狗都不叫。是不是把聲帶割掉了？同行的朋友說。在中國，當主人抱怨狗太吵時，寵物店老闆可能會這樣建議。

　　日本人的身體是向内的，手臂折疊在身體前面，絕不亂甩，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領地隻有那小小的一塊。向内，但又高度敏感，時刻眼觀六路，以免妨礙别人，因為不會有人提醒你的，更不會有人吵架，他們隻會靜靜地等待，或是靜靜地走開。

　　京都的公車上，座位很窄，我坐下來，髋部挨到了旁邊的男性，隻有那身體最寬處的一點，在中國時，會覺得這已經很好了。突然，他臀部一抽，拼命離開了，我們的身體之間乘隙流入一絲涼涼的空氣。我不禁有點佩服，即使在靜止的狀态下，日本人的身體也如此用力，難怪很少看到胖子。

　　一次，我們離開居酒屋，服務員小哥在門口鞠躬目送，直到我們轉過街角。M講了一個“目送”的故事。她說，一個朋友曾經到日本某島玩，住在一家高級酒店，走的時候坐船離開，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島上列隊，向他們揮手道别。一直揮手，他們坐在船上也覺得很緊張，直到船轉過一個小山包，看不見島了，才松了一口氣。突然發現，工作人員登上了那座小山包，繼續向他們揮手。

　　這些“相當日本”的段子，真讓人驚歎。有點好奇日本人是如何成長的，什麼樣的教育，讓他們長成了這個樣子。生活在叢林化的中國，我羨慕日本人的禮貌和道德感，很希望人們不要那麼粗魯，希望處處如入無人之境的中國男性，也能學習他們對身體的控制，但是這種高度的秩序化實在令人畏懼。尤其是服務業者，賣面包的女孩對所有顧客執行清晰、繁複的服務程序，微笑地點頭數次，難以想象人在生活中，要内化這麼多規則，太辛苦，也太……順從了。

　　另一點很難忽略的，是日常生活裡的各種黑科技。有些是好的，比如夜裡清理下水道的工人，将探頭伸進管道，他們像外科醫生一樣，看着屏幕，判斷管道裡的狀況。但也有很多時候，你會懷疑技術的必要性，比如，獨自緩緩落下、又緩緩升起的馬桶蓋。舉手之勞而已，何必呢？一隻手上有必要長第六個、第七個手指嗎？

　　走在秋葉原的人行道上，心想難怪那麼多科幻電影都在這裡取景。日本高度發達的機械制造業，和高度秩序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沒有關系的。這是現代社會走到極緻時的表現。機器模仿人并沒那麼可怕，可怕的是人模仿機器。

　　秩序感還紮根于嚴格的等級體系。段子大王M講了一個寶塚的故事。她說，寶塚劇團按照進團的時間分學姐、學妹，也叫上級生和下級生。下級生見到上級生一定要鞠躬，這不用說了。下級生為了走路的時候不撞到上級生，都要貼着牆根走。有一次，一個上級生對下級生說，昨天我在輕軌上看到你了，你是不是經過了某某天橋底下？從那以後，這個下級生每次在天橋下看到火車經過，都會站住鞠躬，萬一學姐在上面呢？

　　等級制的核心，是性别。寶塚建立起的金字塔結構中，首席男役就是王。那是一個相當浮誇的男性形象，個子一定要高，聲音刻意低沉，叉着腿走路，“他”是永恒的主角，所有人仰望的中心。對于這些扮演男性的女演員，劇團說，她們在扮演男人的過程中，了解了男人的心理，結婚之後，會更加懂得如何服侍男人。這令人無言的邏輯，相當有趣，寶塚的戲劇形象看似越界，竟包含着這麼保守的内核。但是久而久之，形象的越界，能夠改變這一堅硬的内核嗎？男役退役之後，大部分恢複女裝，結了婚，變成了普通的中年阿姨。她們經曆了什麼樣的故事？而那些一生未能越界的女性，比如寶塚的粉絲，又過着什麼樣的生活？

　　* * *

　　真情實感的善意，我們在日本也碰到過一次，那是在越後妻有，三年一次的鄉村藝術祭。

　　在其中一個藝術現場，川西村，一位笑眯眯的當地老爺爺為我們導遊，他穿着幹淨的白襯衣，下擺束在西褲裡，一邊用日語解說，一邊拿出兩張紙，展示給我們這些外國人。紙上的圖片和英文告訴我們，這片林間的空地曾經是相撲場，但是1998年之後，因為村裡人口太少，相撲場已經廢棄了。

　　那天下着若有若有的細雨，水氣中樹更綠了，天空是透明的灰色，草地踏上去有微微的泥濘。正是一個美麗鄉村的樣子。參觀之後，老爺爺帶我們到旁邊的神社休息，幾位老奶奶準備了茶和點心。可以想象這是村裡的主要人口了。一位老奶奶站在門口，仔細看着一個個年輕人的臉龐，開心地說，卡哇伊内！老爺爺拉着我們，走到一個地球儀旁邊，指指上面，詢問地看着我們。我們找出了中國。他點點頭，像變魔術一樣，又拿出了一張紙，上面四個毛筆寫的漢字：日中友好。我們念出來，點頭說，對對。他又拿出了一張紙，上面寫着：以德報怨。我們仍然點頭，卻突然想到，老爺爺的年紀，也許是經曆了侵華戰争的。他放下紙，用雙手依次緊緊握着我們每個人的手，用不标準的中文念：日中友好，以德報怨！

　　老爺爺放開手，又拿出了一張紙，上面寫着：明眸皓齒。他頑皮地笑了一下，又依次握着我們的手，對着每一個人念：明眸皓齒！不知道為什麼，他略過了我。

　　很多人批評說，藝術祭沒有能真正改變鄉村。在我看來，越後妻有已經非常好了，盡管很多所謂藝術品莫名其妙，但藝術祭的設計和組織能力，實在超越中國的同類活動太多太多，親切、細緻，誘使遊客緩慢行進，深入各個鄉村。藝術祭無法改變的是舉世的難題，城市化造成的鄉村凋零，已經勢難挽回了。同樣，老爺爺老奶奶的熱情，那種基于農業社會的人情味，也是我們非常熟悉而正在丢棄的。我們懷念這種人情味，卻又無能無力，家族、農村都在解體中，社會和人已經變了。

　　2010年，NHK電視台播放了紀錄片《無緣社會》，從無人認領的屍體入手，探讨日本社會一個重要的現象：個人與周遭的社會失去了聯系，變成孤獨的個體。最早啟發節目組的，是主持人采訪過的一個公園流浪漢，他失業了一段時間，一直找不到工作，沒有住處，隻能住在公園裡，晚上太冷睡不着，他就一直走路。主持人看到，他的鞋尖已經破了，露出了腳趾。當問到為什麼不去領救濟金，他說，怕領了救濟金之後，就再也不想找工作了。“不能給别人添麻煩啊”，他說，這也是片中很多孤獨老人的生活原則。過了一段時間，節目組再也找不到這位流浪漢了。紀錄片編輯而成的書裡，制作人感歎，日本社會怎麼變成這樣了？人和人之間不就是應該互相麻煩嗎？

　　“不能給别人添麻煩”，中國的年輕人也正在傳播這樣的信條，大概人們不會意識到，它會導向什麼樣的未來。從家族、原有的社會中解離出來，城市裡以個人為單位，成為著名的“原子化”社會。不錯，人與人之間是應該有界限，可是界限到哪裡為止？彈性多大？新的生活形态在建立中，需要新的哲學。

　　越後妻有，指新潟縣南部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裡土地，古代曾有“越後國”與“妻有莊”的通稱。這裡人口稀少、老齡化嚴重，冬季豪雪有3米多高，是川端康成筆下著名的“雪國”。

　　村裡的相撲場，因為人少，已經啟用。

　　裡山當代美術館，水池的設計原本是想造成藍天的鏡像，結果我們去的時候是陰天。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作品《梯田》。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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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園寺算是東京的郊區了，那裡并不是景點。鑽進胡同一樣的窄巷，走到深處，看到一家二手商店，裡面堆了很多家具、日用品，那不夠整齊的味道，就是“素人之亂”。

　　“素人之亂”，從日語裡直接挪用，看起來很古雅，有時候覺得說是窮光蛋的造反，更像那麼回事。“素人之亂”的創辦者松本哉，1970年代出生在貧民區，有一對“亂七八糟”的父母。媽媽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在他高中時就離了婚，到日本各地流浪，後來住在深山裡，自己耕田種菜。有一天爸爸說，我要當作家！然後就辭掉工作，大白天回到家裡。從那時起，爸爸偶爾會說出“我們是窮人家，所以今天沒飯吃！”之類的話。有這樣的父母，松本哉從來沒有夢想過“考個好大學，進個好公司”，做一個循規蹈矩的中産階級，好好打拼，獲得物質上的成功。

　　上大學之後，松本哉開始搞事。他所在的東京法政大學，還有全共鬥的尾聲。但是對那種傳統的、嚴肅的學生運動，他不是很感興趣，他所做的，簡直就是搗亂。有同學投訴食堂的飯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貴，松本哉就組織同學發傳單，沖餐廳，向管理者抗議。最絕的是，他們向老家種田的朋友要了米和蔬菜，熬夜煮咖喱，偷偷從教室接電煮飯，造成全校停電。第二天中午，他們在食堂外面賣了四百份咖喱飯，一份隻賣一百日元，讓餐廳少賺了很多錢。

　　學校的領導宣稱，學生來學校就是上課，下課就該回家。為了抗議這種說法，讓學生盡可能留在學校裡，參與學校的事務，松本哉和朋友們在廣場上煮火鍋，烤秋刀魚，招呼路過的同學來吃火鍋。結果廣場上人來人往，連掃地的阿伯、教授也加入了。一到傍晚，就會看見煮火鍋或是烤肉的景象，一經過就會有人問，要不要喝一杯再走？松本哉說，走在路上就能交到朋友，真是好大學哪！

　　畢業之後，松本哉繼續搗亂。他把自己做的事拍成了紀錄片《素人之亂》，也出版了同名書籍。書裡的口吻就像他做的事一樣，有點搞怪，滑稽，都是大白話，并沒有闆起臉來講道理，但是背後的道理又很深刻。他說，現代的社會趨勢就是制造越來越多的罰則，抽煙要罰，亂丢紙屑要罰，玩滑闆和騎自行車都要罰，這樣下去，恐怕連在公廁用衛生紙超過四十公分都要罰，整個社會變成一個超荒謬的社會。

　　同時，這又是一個“格差社會”，“一個大家一聽到，就馬上緊張地拼命往上爬的詞”。“當個不上不下的上班族，用三十年的貸款買房，想跑也跑不掉，跟無聊的男人結婚，過着百無聊賴的家庭生活，最後又受不了壓力掐死自己的小孩？向公司宣誓效忠，想象自己将被提拔成高級主管，接過卻發現自己隻被當成耐操的廉價勞工，最後還得憂郁症然後翹辮子，還有比這更笨的事嗎？”

　　這樣的人，松本哉稱為“模範受刑人”，日本社會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模範受刑人。

　　在《素人之亂》裡，松本哉介紹了很多對抗資本主義生産和消費體制的實踐，其中之一是，他在高園寺開了二手商店，吸引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家夥”，把原來蕭條的街區變成了日本“最自由的解放區”，也是“最危險的地方”（右翼作家雨宮處凜所說）。

　　對一個淺層次的遊客來說，高園寺的秋日下午并不危險。松本哉不在，看店的女孩一直在忙出忙進，一個阿姨在裡面流連，一直在端詳一個舊的電飯鍋。我看中了一個舊皮箱，才2000日元，最後還是放棄了，買了一本中文繁體版的《素人之亂》。

　　在去京都的新幹線上閱讀《素人之亂》，是日本之行中最愉快的事了。甚至可以說，還好有松本哉。我一向認為，每個地方，最可愛的人，都是它自身的叛徒。為它所滋養，由它塑形，卻也反叛它，變形它，為它生長新的枝桠。松本哉就是今天日本的叛徒。試圖在高度秩序化的、為政府和财團綁架的社會裡，制造一點空間，在嚴格的日本社會，作出一個亂來。

　　很多人質疑說，這種搗亂無法帶來整體的改變。沒錯，整體的改變是很難的，但是，松本哉的革命，至少能讓大家生活得自在一點——更好的生活，這不正是一切改變的目的嗎？從這點上，松本哉的搗亂，恰恰是非常激進的。他說，回到江戶時代也不錯啊，過了中午沒事就在街上晃，看到浮世繪還會興奮地呼朋引伴！當人們慵懶地生活時，地球還不是在照樣轉！

　　松本哉常常提到童年的貧民窟生活，他并不覺得辛苦，反而認為，這樣的生活很開心，因為窮人之間必須得團結起來，才能生存下去。大學的時候他到中國，發現這裡跟自己成長的地方很像，大家都沒什麼錢，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小孩們很開心地在外面跑來跑去，阿伯在屋檐下睡午覺，到了晚上，還會有人在路邊拉起銀幕，開始放電影，他說，看起來比日本快樂多了。

　　現在的中國早就不是這樣了，而是在追随日本（當然是在那些糟糕的層面），變成“格差社會”。人們似乎富足起來，事實上卻是為房子、為想象中的成功受刑，争取“不給别人造成麻煩”的自由，驕傲地奔向灰暗的未來。也許有一天，我們會重新需要松本哉的智慧，過去的智慧，也許現在就是。

　　我漸漸覺得，無論旅行，還是閱讀，都是有關可能性。原來生活可以這樣，還可以那樣，原來人曾經是另一個樣子。一個悲哀的社會，是單一的、不提供其他可能性的社會，一個悲哀的個人，是沒有選擇的人，更是沒有想象的人。反過來，希望就在于，看到了衆多的可能性，讓我們試試，這樣生活，那樣生活，說不定，就會試出新的可能性來。也許會的。

　　中文繁體版《素人之亂》插圖。

　　—— 完 ——

　　題圖：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作品。

　　除署名外，圖片由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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