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敏 朱熹是一位大學者,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關于閱讀與寫作的論述,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朱熹小學教育的主張?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朱熹小學教育的主張
唐曉敏
朱熹是一位大學者,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關于閱讀與寫作的論述,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關于閱讀。朱熹重視讀書的“遍數”。說道:“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淨端正,将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祥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隻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又說:“書須熟讀,所謂隻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别,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又說道:“古人雲:‘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又說:“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直至“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
這有深刻的道理。讀書與古人的心靈的溝通,是一種深切的情感體驗,多一次吟誦,便多一重體驗。
重視“遍數”,這是古代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如呂祖謙也說道:“凡讀書務必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牢靠。若是遍數不夠,隻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程端蒙也是一樣,說:“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以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
朱熹強調成誦:“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着力處也。”
讀書,自然需要思考。但在思考在建立在熟讀的基礎上的。對此,朱熹說:“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 ”又說:“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 ,亦無可得思索。” 這一點非常重要。
關于寫作。朱熹強調“模仿”:“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
又說:“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卻不得用。”“作文章,須取一本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又說:“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作文從模仿起步。這也是中國讀書人的共同看法。吳宓講:“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古人,節節規撫。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吳宓著:《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6頁)
朱光潛說得更具體:“學文如學畫,學畫可臨帖,又可寫生。在這兩條路中間,寫生自然較為重要。可是臨帖也不可一筆購銷,筆法和意境在初學時總須從臨帖中體會。從前中國文人學文大半全用臨帖法。每人總須讀過幾百篇或幾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誦,然後執筆為文,手腕自然純熟。……許多第一流作者起初都經過模仿階段。莎士比亞起初模仿英國舊戲劇作者。布朗甯起初模仿雪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許多俄國小說家都模仿雨果。(朱光潛:“談作文”,見《朱光潛全集》,第一卷,第3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又說:所謂‘學習’不過包含兩種活動,一種是嘗試,一種是模仿。這兩種活動是分不開的。我們隻要看小兒走路,或是成人學遊泳,就可以知道嘗試也要根據模仿。藝術的成就本來在創造,而創造卻須從模仿入手。(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一卷,第41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外國學者也重視模仿。如叔本華就講:“觀摩古老作家如何應用那在語法上完美得多的語言,并模仿他們的風格實為最好不過的預先練習——它使我們慢慢學會靈活、技巧地運用自己的母語,完美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種模仿練習甚至是無可替代的,這就好比未來的雕塑家和油畫家在着手自己的作品之前,同樣有必要仿造和臨摹古典的傑作以訓練自己。(叔本華:“論語言和語言學習”見《叔本華美學随筆》,第121頁,韋啟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關于模仿,古人還有更具體的見解,這就是先從某一作家入手。對此,曾國藩講:“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自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為天地間除昌黎而外,更無别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曾國藩:《家書》)
集中學習某一作家的作品,自然會受到影響。王蒙講過自己的體會,他說:“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體會,如果我連續兩個星期每天讀的都是魯迅的作品,等我一寫文章來,怎麼忽然帶上魯迅的味兒了?是吧,這個語言相當地凝練,比較沉重、比較悲傷,比較憂郁,它有一種分量,一種往下沉的分量。”(王蒙:《王蒙新世紀講稿》,第8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
羅庸還以自己的經曆,講了這個道理。他說自己讀中學時,語文教師王老師選古文做課文“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雖然念了許多家的文章,競如隻念一家一樣,風格意境,造句謀篇,都屬于一派,一點也不淩亂。這樣,無形中引起大家讀專集的興味,我們幾個喜好國文的人便相約各人讀一部專集。我選的是韓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韓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長進不少。(羅庸:“我的中學國文老師” ,見《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第729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羅庸感歎道:“近三十年來中學國文教材一貫的毛病是‘雜’,姑無論學生不能講清背熟,就是能講能背也沒有多大效用。但看每年大學招生的國文卷,幾乎沒有一篇略具風格的,就因為中學六年中沒有一貫的涵泳。我以為:固然不必像我們王老師那樣專講古文,但能選講一家之文連續讀二三十篇不換家數,也就足以培植下一種風格。學字尚不可每天換帖,學國文反倒一日三遷,此所謂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羅庸:“我的中學國文老師” ,見《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第732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模仿是作文的起步,先是模仿一個人,在此基礎上再讀其他人的作品。趙樹理講:“寫起文章來要像走路一樣的順當,我認為這和我小時侯坐在闆凳上哇啦哇啦地念書有關系。譬如,小時侯老師教我們讀《莊子》,我們就學到莊子的句法;讀韓愈的文章,又學到了韓愈的筆法。各種風格的文章都學,久而久之,我們學會了讀别人的文章,說自己的話。讀别人的文章固然對自己的說話有關系,可是書讀多了就不會箪模仿一個人的話了。所以多讀是學語文的好辦法。”(趙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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