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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民國語文的真味道

　　語文，是交流的工具。語文是百科之父。語文具有工具性作用。學習語文，要把它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為什麼學語文 ?

　　第一。語文是工具學科，學習它，是為了更好的語言交流。學好語文，才能更好的學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第二。語文學科具有人文性。語文傳承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學習語文，是為了繼承祖國的傳統文化，并使之發揚光大。

　　人與人之間進行的信息傳遞，感情的表達，如何把這些表達得，更确切，更準确，這一切都源于語文的學習。所以，語文的作用是能夠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更好的增進信息，情感的交流。沒有語文，我們個人，很難更好的發展，沒有語文，社會發展就會成為一大障礙。

　　中國語文教育的曆史源遠流長，僅從可供考證的殷商甲骨文的習刻算起已有三千餘年的曆史。但是古代的語文教育是彙經、史、哲于一體，熔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于一爐，集倫理道德、文化知識甚至自然常識等教育于一身的“大語文”教育體系。學科意義上的語文教育始于1904年“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它是第一個在全國推行的學制。

　　《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課程設置：初等小學堂設讀經講經、中國文字兩門課程；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設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兩門課程。其中，“中國文字”的課程宗旨是：“識日用常見之字，解日用淺近之文理，以為聽講能領悟，讀書能自解之助，并當使之以俗語叙事，及日用簡短書信，以開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從聽、講、讀書、作文幾個方面提出對學生的要求。

　　1911年辛亥革命後，蔡元培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總長，中國的語文教育再次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廢止“講經讀經”科,閱讀教學正式脫離經學；二是将“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學”合稱，并正式定名為“國文”科，較全面地反映了語文學科的内容。

　　1912年，民國第一個“壬子癸醜學制”頒布。學制中指出小學國文科的教學目的在于“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智德”。中學國文科的教學目的在于“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養文學之興趣，兼以啟發智德”。這一時期的文學教育調整了工具性指向，加重了文學性内涵，使工具性和人文性趨于平衡，為今後語言和文學的搖擺、偏向和分科教學作了鋪墊。

　　1915年，新文化運動給語文教育帶來嶄新的氣息。這一時期，語文教材的編制，除在形式上文言、語體兼采外，選文内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别是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話文學作品和白話議論文被大量選用，如魯迅的短篇小說，郭沫若的新詩，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陳獨秀、李大钊、胡适的論文、講演等。外國譯文《賣火柴的女孩》等首次用作教材，即使是文言文，也擴大了選材範圍，把近人梁啟超、蔡元培的文言作品及古人的文言說明文選入課本。這些教科書反映了“五四”運動的實績,在宣傳“五四”時代精神、反帝反封建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語文教育界對語文的教育目的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當時，有人把教育目的分為“主目的”和“副目的”:主目的，是對語言、文字(文章)的理解、領會和發表能力的培養，即教會學生具有聽、讀、說、寫的能力；副目的，則是在實現正目的的同時，獲得知識，涵養德行，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趣味。主目的強調的是國語國文的工具性，副目的強調的則是其教育性。[1]朱自清提出：“這兩個目的之中，後者是與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國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的原則上說，前者是主要的。換句話說，我們在實施時，這兩個目的是不應分離的，且不應分輕重的，但在論理上，我們須認前者為主要的”。[2]

　　“語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用中小學課本之時。前此中學稱“國文”，小學稱“國語”，至是乃統而一之。彼時同人之意，以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文本于語，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見此學科“聽”“說”“讀”“寫”宜并重，誦習課本，練習作文，固為讀寫之事，而苟忽于聽說，不注意訓練，則讀寫之成效亦将減損。[3]

　　縱觀現代教育發展史，作為晚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中介，民國教育承前啟後，奠定了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的基礎。如果将近百年作為一個時段，那麼，站在這條時間之河的下遊，回溯河的源頭，我們會發現——它就像長江源頭的一泓清泉，散發出清新怡人的氣息。

　　原來，語文的“真味”就在“聽說讀寫”的樸素追求裡。

　　從民國大師們的身上尋找“真味” 2005年，病榻上的錢學森面對前來探望的溫家寶，問道：“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并說：“回過頭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和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也被稱為“世紀之問”。

　　今天，我們在為“真語文”上下求索，骨子裡免不了帶有某種對民國語文教育裡，那深厚的人文意識的一種眷戀與渴望。那些民國教育時期的文化大師們，他們是何等地凜凜而有生氣，朗朗各具風神，特殊的時代造就了他們特殊的知識結構與眼界。

　　據記載，20世紀20年代在世界教育研究重鎮——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過的中國留學生多大一百六十餘人，而同時期哥大師範學院學生總共有五千多人。陶行知、胡适、蔣夢麟、張伯苓、郭秉文、張彭春、陳鶴琴等均在該校學習過。這批留學生所修學科有教育哲學、教育行政、教育統計、鄉村教育、家事教育、師範教育、教育心理學等，幾乎囊括了現代教育的所有學科。[4]

　　正是這些中國留學生，回國以後，成為中國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推動力”。而這股熱情不但表現在“走出去”，還表現在“請進來”。自1918年以來，杜威、羅素、孟祿、杜裡舒、泰戈爾等一批著名學者曾經訪問我國，通過演講以及與我國知識界領袖們和學生們接觸，他們對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說：“那時的中國處于一個之前和至今都沒有再出現的時代——一個全世界知識分子都紛至沓來的時代。”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中西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時期，學術思想活躍，大師輩出。雖然他們個性迥異，但是每個人身上都散發着甘醇清冽的語文“真味”。

　　遙望當年，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這樣講《紅樓夢》：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着長衫，緩步走上講台，坐定。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有闆有眼地念出開場白：“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别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别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于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着的小黑闆上寫下“蓼汀花溆”四個大字。有一次，他隻上了半小時的課，就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有學生追憶：屆時，在校園裡月光下擺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間，當着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俨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給學生講課時，喜歡左手執書本，右手握粉筆，一邊講，一邊從講台的這端踱到那端，周而複始。講到高興處，就突然止步，含笑面對學生。他給學生上作文課，強調作文就是說話，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有一回上課，他給學生出的作文題是《今天的午飯》，學生交上來後，他認為有一篇寫得比較好：“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鹹了些。”他以此文為例，告訴學生作文要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最後一句：“可惜鹹了些。” 據他的學生何兆武回憶說：“錢先生講課總是充滿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聽者為之動容。”

　　還有“北大狂儒”辜鴻銘，有“三瘋子”之稱的黃侃，對學生極其嚴厲的魯迅，從不批改學生考卷的錢玄同……這些民國大師，個個學貫中西，個性淩厲。他們不僅從文學的視角，還從曆史、經學等各個不同的學科出發來審視語文教育問題，向語文教育“灌注智慧”，這極大地豐富了語文教育，也使語文教育具有了開放性的特點。雖然民國時期的素質教育沒有像現在這樣提得大張旗鼓，但他們在當時的教育大環境和中外教育交流影響下，自覺不自覺地實踐着素質教育，這就使得語文教師和學生不那麼急功近利，為考而教，為考而學。

　　和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并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趙元任，會說33種漢語方言，并精通多國語言。他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着頗多深意。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衆取寵。[5]

　　原來，語文的“真味”來自教育者深厚的學養和内心的修為。

　　從民國紛繁的教材中尋找“真味” 語文教育及其背後更深廣的母語教育，是一個不會也不應過時的話題。近一百年前的國語老課本，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的共和氣象，也開啟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風。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3套小學國語課本編寫于不同的年代，折射出上世紀前半葉漢不同階段的語言風景，以及母語自我更新和與時俱進的生命力。

　　在西方兒童本位和興趣主義的影響下，各書坊編印的小學教科書取材多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力求貼近兒童學習心理，大量采用寓言、謎語、笑話、傳說、故事、兒歌、民歌等兒童文學形式，激發學習興趣，并以精美的圖畫拓展兒童的想象，培養兒童的美感。中學教科書随新文學作品語言形式與内容的更新，選用的體裁和題材也日趨多樣化：除詩歌、白話小說、話劇外，實用性文體如雜感、随筆、短評、速寫、日記、書信等都在課本中争奇鬥豔。

　　最具代表性的要數《世界書局國語讀本》（小學初級學生用）。這套讀本的字體選用顔體楷書，結體方正，筆力雄健，富于陽剛之美，即所謂“顔筋”。在印刷史上，顔體也是自宋以後的主要印刷體。可以想見，兒童日日面對這樣的國語課本，天長日久，入之于眼得之于心，執筆寫字自會受其熏染，其作用相當于書法字帖。

　　而《開明國語課本》為豐子恺先生作圖，質樸自然，充滿童趣，一副大家氣派，與葉聖陶先生編寫的課文相得益彰。相比于今天滿紙卡通人物的彩色小學課本，老課本隻有黑白兩色，卻别有一種平和、樸素之美，讓人想起意境悠遠的中國水墨畫，想起中國鄉村的白牆黑瓦，便覺一股撲面而來的中國氣韻。

　　老課本将中國文學之美、書法之美和繪畫之美融于一體，在裝幀設計上不照搬當時西方教科書，而是兼收并蓄，推陳出新，創造出極具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現代國語教科書的樣式，比之傳統私塾讀物大大前進了一步。兒童使用這樣的國語課本，得到的不僅僅是母語能力的提高，還有對中國書法、繪畫的欣賞能力，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審美觀——屬于中國人的審美觀。這樣的課本，其内涵已經超出了簡單的國語。

　　《開明國語課本》的編者葉聖陶說：“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着眼于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須符合語文訓練的規律和程序。”開明老課本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如《開明國語課本》上冊第68課《綠衣郵差上門來》：[6]

　　綠衣郵差上門來，送來小小一個袋。什麼東西在袋裡？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你想是什麼？說來給我聽。

　　短短幾句話，給信以生命，給信以情感，給信以色彩，真的把“信”寫活了。再看第69課《一封信》：

　　先生：你要我寫信。現在寫一封信給你。我在家裡看書。又寫一張字，畫兩張圖。我用心看，用心寫，用心畫。媽媽洗了衣服，我幫助他折衣服。客人來了，我捧茶杯敬客人。寫完了。你看這封信寫得像不像？黃小雲十二月八日

　　一共85字，通篇模仿兒童的口氣，真切生動，平實自然，将一個孩子在家裡的生活情景進行了白描式的叙述，字裡行間散發着一股清新向上的氣息，流動着編者的溫情與暖意。而從寫作的角度，“寫什麼”和“怎麼寫”盡在其中。這樣的課文，兒童反複誦讀，關于寫作的要領，自然心領神會。

　　開明老課本的編者葉聖陶先生又說：教材合于語文訓練，“但是這還不夠，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于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

　　這些民國老課本的編者有一特點，多為當時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張元濟、王雲五、顧颉剛、葉聖陶、豐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陳鶴琴、陸費逵、莊俞等。他們一方面有堅實的舊學根底，深谙傳統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開風氣之先。他們之所以願意俯下身來，不辭辛苦為孩子們編寫國文、國語課本，其原因在于小學課本是一個民族的奠基工程。因此，老課本處處教人看到編寫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識之基，奠審美之基，奠倫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傳統之基，而最終奠民族精神之基。

　　原來，語文的“真味”在于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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