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歌之緣

我和冠琦是好朋友。有次我們一起去甘肅平涼的崆峒山遊玩，第二天他就寫了一篇《冬天遊了趟崆峒山》給我看，我很驚訝地問他什麼時候寫的——怎麼像天上突然掉下個林妹妹一樣，憑空冒出來這樣一篇好散文！因為那幾天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當讀他的文章時，我那種敬佩之情是發自内心的，同時也有一種對自己的惶恐不安——我是中學老師，教學生寫作是我的分内之事，卻沒有他這樣敏銳的感受力，也沒有勤于寫作的習慣。我逛完崆峒山也就混混沌沌地過去了，而冠琦卻能把它形諸文字，記錄他的所思所感，為這次遊曆增添獨特的感受和珍貴的價值。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提到的：寫文章的初衷不是為了發表，寫文章純粹是自我安妥心靈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就像每日吃飯、走路、讀書、睡覺一樣，完全成了一種生活方式。

如今他的散文集《長歌行》再版發行，我想這就是讀者對他這幾年來“長歌且行”生活方式的認可。在網絡碎片化時代，作者能用他個性化的語言，選擇個人化的言說對象來和大家分享他在社會生活中的獨特感悟，是對文學也是對文化生活的堅守。也許這就是真正的文學散文的魅力吧。

從内容上看，《長歌行》有生活雜感、讀書随筆、旅行遊記、美食文化、寫人記事、書畫鑒賞、文人墨客、哲理思考等等，下面不妨做一些梳理：

長歌之感

他的讀書随筆視角獨特，觀點新穎；語言诙諧幽默，妙趣橫生。在《讀<三國演義>——劉備逃亡的一生》一文中，作者從劉備的角度重新審視梳理，把原有的情節打亂重組，總結概括出劉備的六次逃亡，與原著中“諸葛亮六出祁山”情節相映成趣，頗似《水浒傳》中的單線發展的線形結構，由一個個英雄的傳記故事連綴而成。在講述劉備每次逃亡的經曆時，作者完全運用自己的眼光來挑選，運用自己的語言來演繹，指點江山、縱橫捭阖、鞭辟入裡、快意恩仇，并能從原著中跳出來看問題或從中生發啟示。如在每次逃亡叙述的結尾，作者都有一段類似“太史公曰”的“春秋筆法”，再次凸顯“我”的存在，因為既然是讀後感，當然是“我”的主觀所見，很符合讀書随筆的文體特點。這需要作者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言人之所未能言，也與作者大量熟讀名著密切相關。正因為能融會貫通，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因此看起來紛繁龐雜的故事在作者這裡就成了清晰的可以随意把玩的對象，甚至在表達方式上作者也能借鑒《水浒傳》《史記》筆法而不落窠臼。作者的遊刃有餘還體現在語言方面的诙諧幽默，例如把劉備的逃亡比作馬拉松式比賽，把曹操“煮酒論英雄”的感受用“酸爽”一詞以蔽之，而面對劉備的逃亡，曹操感到“無敵是多麼的寂寞”等等。不僅時時在暗示這是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觀照三國人物，而且帶有現代人的戲谑揶揄的味道，你嚴肅地叙說，我戲谑地解構，讀來輕松有趣。總之，讀他的讀書随筆，讀者不僅能在思想内容上受益，在整本書的閱讀方法上也應該有啟發。

長歌之遊

他的遊記散文，如《常甯宮》《春曉園》《留壩縣城記》《南戴河的況味》《冬天遊了趟崆峒山》《平涼龍泉寺記》《記水陸庵》《車過龍骨峽》《嘉午台記》等，均善于從曆史的縱向探伸，從現實的空間拓展，在時空坐标系中去精準審視當下景、所遊蹤，既拓展了文章的内容，又增添了文章的曆史文化厚重感。如《留壩縣城記》中寫到留壩縣城靜谧簡單的生活方式，引張良功成身退曆史故事，叩開縣城人的精神之門，為門前“百年英雄百年夢，萬裡長城萬裡空”的對聯做注解；《南戴河的況味》中寫海邊漁人，聯系海明威筆下聖地亞哥老人的形象，對得與失生發思考；《冬天遊了趟崆峒山》的開頭就思接千古，聯想到司馬遷的曆史之旅從崆峒山開啟，中國的曆史注定從崆峒山起筆，為本次遊曆增添了儀式感和隆重感。

當然，優秀的散文作家必須寫出自己的獨特感受，與餘秋雨的《西湖夢》中的西湖是屬于他個人化的西湖、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清華荷塘園是他自己世界裡的荷塘一樣，冠琦筆下的景物也都沾染了自己的個性色彩，這與作者的獨特内在感受力有關，《冬天遊了趟崆峒山》中的崆峒山是作者眼中獨一無二的崆峒山。文中大量的篇幅在寫樹，樹成了作者選取的獨特審美對象，盡管冬天樹木的葉子都凋謝了，然而這些樹枯黑的軀幹、生長的形态恰恰觸發了作者内心深處的感動：

“不知這兩棵樹面對面生長了多少年，終于不能忍受寂寞，于是勇敢地敞開懷抱，在空中緊緊纏繞在一起……就像黃土地上的男歡女愛。”

“我不禁愛上了崆峒山的樹木，它們活着不煩呢，它們活着不累呢，它們是那樣無拘無束，那樣自由自在，那樣放任情懷，那樣我行我素。”

冬天的崆峒山是空曠死寂的，作者在樹木身上找到了雄渾厚重的西北高原上的生機，贊美生命的熱烈濃酽、自由自在。

長歌之味

《記陝西的一些美食》有九篇文章寫到各地小吃美食。正如陶淵明筆下的勞作不像村夫農人純粹為收獲而進行的勞作，而是把勞動以及農村的田園風光當作審美對象。作者的筆端也不着意窮盡美食之味，而是把美食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文化審美對象，并與當地的人文特點緊密結合起來。美食不僅僅是色香味覺上的特色，更是人文精神上的特色。

《韓城羊肉胡蔔》中寫美食的文字不多，大量的篇幅在寫韓城的人，如賣飯大師傅、一高一矮兩個中年人、戴着黑框石頭鏡的老者。寫這些人由美食而逗引出來的街談巷議：“胡蔔胡蔔羊肉多，來往朋友裡面坐”是韓城人的好客；“甯可喝倒，絕不認卯”是韓城人的倔強；“羊肉胡蔔人人愛，貪官污吏把人害”是韓城人的嫉惡如仇。羊肉胡蔔的酸辣濃烈和人物精神取向互為表裡，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真實反映當地人的生存狀态。《周至粉蒸肉》中的老人近乎詩歌的“怪話”，《涼粉》中夥計們拖得很長的“粉”的叫賣聲，《涼皮》中的秘方傳奇，《五侯鲸》裡面的曆史故事等等，都是如此。“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柴米油鹽總是詩”，可是“柴米油鹽”自己是不會變成詩的，需要有作者獨特的審美眼光來抓取，以其感受來轉化，以個性化的文字形式來表現。

長歌之人

散文最難寫的就是寫人。

劉再複談文學的人性深度時指出：“我們所說的人性深處包括兩層意思：一、寫出人性深處形而上和形而下雙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瀾和各種心理圖景。二、寫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識層次的情感内容。非意識的東西潛伏在人性的深層，它隻有在某種條件下，才會流露出來。”《摩的司機嚴剛》《小醜》《擺攤老人》等正是通過人的生物層次和社會層次兩個方面來表現人性的善與惡、美與醜的。

《長歌行》中有不少篇目都在寫人，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販夫走卒，既有至親也有師友，範圍很廣。筆下的人物形象各異，塑造人物的筆法也有不同。

能抓住人物的特征是《長歌行》寫人散文的第一個特點。《素描畫九幅》中寫到的九個人物（算上潘家兄弟算是十個），都是作者的朋友，作者是懷着感激的心情寫的，借鑒繪畫中的素描技法，寥寥幾筆勾勒出一個人的面貌：作家紅柯的忙、性格直爽、語速極快；詩人原野，酒量奇大，能詩會文；劉世雄性格奇崛、傲然不羁；畫家王春輝的鬧中取靜，寂寞堅守；李建設的命途多舛卻善良好客等等。

散文寫人，必然要寫到事。事是具體的，有它的時間邏輯順序，但散文不能按這樣的順序來寫，即使是虛構的小說也不能這樣來寫。《長歌行》寫人的藝術，就是讓寫事從屬于作者的藝術感受，從而來表現人，這是他寫人散文的第二個特點。

《父親樹》中寫爺爺的為人處世、《擺攤老人》中因攤位問題而展現的老人的生活狀态，都不以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觀順序為順序，而以自己的主觀感受為中心來寫，甚至是圍繞着“我”思考的哲學命題“好壞”與“對錯”來展開的。例如，爺爺講的幾個故事貫穿着我對于“好人”“壞人”的思考，“我”與擺攤老人的幾番“鬥争”凝聚着“對還是錯”的彷徨。再如，《摩的司機嚴剛》中的嚴剛的“還錢”“看書”“送酒”的故事以及在鄉下的生活狀态，不是一下子就鋪展在讀者面前，而是随着作者與嚴剛交往的逐步深入而逐漸清晰的，“送酒”的故事表面看是打破了“我”對嚴剛的疑慮，實際上是人物形象的升華。所以，作者筆下的人物必然深深打上個人的烙印，王國維論詩中有“以我觀物”的說法，恐怕作者在散文中也有此意罷。

語言不事雕琢、樸實自然，這是《長歌行》寫人散文的第三個特點。當然，這也是作者所有散文的語言風格。既然采取了這樣的語言表述，所以他寫人散文的所述之事，大都通過語言對話來表現，叙述都力求簡練和單純。但簡練和單純并不拒絕材料組織的靈活多變。例如《素描畫九幅》中的李建設的出場，就像深山之路迤逦曲折，先是鎮長，再是李建設的老婆馬翠珠，最後終于見到李建設本人，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但作者這樣處理，并不是為了技巧而技巧，而是為了表現人物所處的環境以及夫妻二人形成對比，甚至是為結尾“極甯靜極美好的夏夜”做鋪墊。類似情況，在寫人散文裡俯拾皆是，這裡不再一一贅述。

冠琦有副對聯曰：“長安鬧市人不識，坐在書齋有相知。”我有幸和作者書齋相識，在《長歌行》裡相知。前面的梳理難免有挂一漏萬之嫌，更多的是欣賞和學習。就像我在本書封底所說的：讀劉冠琦先生的散文，如與友人圍爐夜話，氣氛輕松愉悅，話題天南海北，故事妙趣橫生。

希望讀者們也能走進《長歌行》中，品味到更多的長歌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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