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官員

　　在漢代，皇帝和二千石以上高官處在政治結構的頂層，曆來是史學家關注的重點群體，《史記》和《漢書》中的本紀、列傳所記載的内容大部分都屬于這一群體，使得我們對漢代中上層的政治運作有較深的了解。如今人們已經不滿足于“王侯将相”的曆史，開始對那些與普通老百姓打交道，活躍在基層社會的官吏興趣盎然。但是我們對這一群體知道的并不多，這些人的生平事迹乏善可陳，遠不如王侯将相的人生那麼傳奇，但他們卻是漢代龐大的政治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沒有他們，漢代的政治将難以運行。

　　漢代高級官員

　　一、尹灣漢墓 近些年，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為我們了解這一群體提供了一手的信息，彌補了傳世文獻中的不足和空白。尹灣漢墓出土的實物和簡牍中，出現了一位叫師饒的郡吏，我們正好可通過他去了解當時基層官吏的生活世界。

　　1993年農曆正月，蘇北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的村民尹玉旺，在挖中草藥的時候突然挖到了一面黑磚砌成的牆基，當時他并未留意這堵牆，後來和村民閑談之際有人提到有可能挖到藏寶洞了，于是幾個村民合夥繼續去挖那段牆基，結果露出了一口棺材，棺木已經腐朽，上面還有不知道什麼時代留下的盜洞。

　　後面的故事就和所有的文物發掘故事相類似了，當地政府很快介入，随後考古隊過來進行系統發掘，這就是“尹灣漢墓遺址”，已成為研究漢代曆史的一個寶庫。

　　尹灣漢墓遺址

　　這座遺址一共發掘6座墓葬（編号M1-M6），共出土文物200餘件，其中M6号墓出土的文物最豐富，除了漢代常見的木桶、漆器、刀筆等物件外，還集中出土了133枚竹簡和23枚木牍，簡牍上面的墨書字迹清晰，包含的内容十分豐富，竹簡有《神烏賦》《元延二年日記》《刑德行時》《行道吉兇》，木牍主要是漢代東海郡的行政簿書，主要是關于東海郡行政建制、吏員設置、人口戶數、田畝賦稅和行政開支等方面的統計數字，簡牍上面有漢成帝永始和元延紀年，為我們斷定墓主人的生平年月提供了根據。

　　尹灣漢墓出土的木牍

　　二、師饒其人 真正幫助我們判斷墓主人身份的三份物品清單和十方名谒，上面分别題名作“君兄節司小物疏”“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而且名谒中多次出現“師君兄”和“師卿”的稱謂，綜合這些材料，考古學者認為這些稱謂指的應該是同一個人，由此我們便能夠知道，這個人姓師，名饒，字君兄，去世的時候是東海郡的功曹，他應該在漢成帝永始到元延年間做了東海郡的卒史，後來成為郡功曹。東海郡屬于徐州刺史部，下轄20個縣，18個侯國，是漢代的大郡，轄境大緻相當于今天的山東臨沂、江蘇連雲港和徐州東部，功曹是郡守的屬吏，不像後來所有官吏都由中央任命，漢代基層吏員由二千石官自行辟署，功曹的職掌主要是人事任命，有時候也會評議政務。

　　師饒生活的漢成帝時期，沒有大的内憂外患，東海郡位于漢帝國的東部邊境，東臨東海，西臨楚國、魯國和沛郡，更是少有内憂外患，師饒便是在這樣一個時空環境中出生、成長、為吏，直到最終死亡。

　　師饒的家境應該相當不錯，在随葬清單中記錄的随葬衣服、被褥，多是以價格昂貴的絲織品為原料，平常人家根本負擔不起，M6号墓出土的木牍文書中有他參與經濟活動的記錄，有兩件記載了他為外祖母和嬸母舉行集資募集活動的捐贈名單，單次募錢數目均超過了2萬錢，還有一件事是他在元延元年（前12年）借給親戚師子夏的契約，一共借了8萬錢給子夏，約定五月末的時候還錢。不難看出，師饒本人和他的家族經濟情況良好，這也是他能為吏的一個先決條件，因為漢景帝時期發布的诏令規定：“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就是說要擁有4萬錢以上的家訾才能通過訾選為吏。

　　《漢武大帝》中的漢景帝

　　三、基層公務員的一年 根據M6号墓出土的《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在漢成帝統治期間，郡守辟署的吏員一共25人，卒史在其中地位較高，除了師饒外，同時還有9位卒史，這些卒史通常會被安排到郡府的各曹處理文書，被稱為“卒史署曹”。漢代中央每年會頒發給基層吏員用來記錄本年幹支曆日的曆譜，作為卒史，師饒養成了在曆譜上面的空白處記錄下當天公務和住宿情況的習慣，M6出土的竹簡上恰好有元延二年（前11年）師饒所記錄的曆譜，為我們了解底層吏員的工作和差旅情況提供了鮮活的樣本。

　　按照西漢的曆法，元延二年一共有354天，在《元延二年日記》中，全年有将近一半的時間沒有标注内容，記載師饒活動的一共有173天，通過對簡文的分析，師饒在元延二年的一半時間中，在家住了35天，在某宅舍住了32天，在舍（是郡府中因公務留宿住的宿舍）住了22天，在傳舍住了37天，在某亭、郵、置住了31天，在某鄉住了2天。除了家和某宅舍，其他幾處留宿地點指的都是外出公務旅途中的住宿地點，如果經過縣治附近，則能夠住在傳舍中，如果沒能及時趕到縣治，則可以投宿鄉、亭、郵和置。為什麼師饒在有記錄的173天中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差旅中呢？這是因為按照漢代的法令，郡太守不能随意離開自己的轄區，因此郡與郡之間的溝通，除了行政文書外，大部分由郡太守的屬吏來承擔。

　　考古出土的官吏陶俑

　　文史君說 作為漢代基層公務員，元延二年對師饒而言是豐收的一年，經過多年的奮鬥，他總算由卒史升遷成了郡吏之首的功曹，但他的生命卻在此刻走到了終點，根據M6簡牍整理者的推測，大概在元延三年（前10年）的時候，師饒便去世了。尹灣漢墓簡牍的發現，使得我們能夠還原師饒的仕宦生涯，看到政治制度背後活生生的個體的存在。

　　參考文獻 《尹灣漢墓簡牍》，中華書局，1997年。

　　侯旭東：《傳舍使用與漢帝國的日常統治》，《中國史研究》2008 年第1期。

　　馬怡：《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讀尹灣漢墓簡牍〈君兄缯方缇中物疏〉》，《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學刊》，商務印書館，2015年。

　　（作者：浩然文史·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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