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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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一個熟悉的名字，一個陌生的人物，作為北宋官員，他在曆史中既無顯赫地位，亦無卓越成就，卻因被範仲淹寫進《嶽陽樓記》而意外名垂青史。

（嶽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嶽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文章一開頭，範仲淹便交代了他寫作《嶽陽樓記》的緣由——好友滕子京谪遷為嶽州太守後，把當地治理得很好，于是重修了嶽陽樓，範仲淹應邀寫文記述這件事。

所謂“谪守”，就是指“因罪被貶職出任外官或守邊”，滕子京之所以“谪守巴陵郡”，源于北宋時期著名的“泾州公案”，大緻過程是：慶曆二年，滕子京時任甘肅泾州知州，恰逢西夏大舉攻宋，葛懷敏率軍抵抗，無奈兵敗定州，而範仲淹率領的援軍卻被大雨阻隔，無法及時趕到。泾州與定州距離很近，形勢非常危險，生死攸關之際，滕子京臨危不亂，在沒有足量正規軍的情況下，征召民兵共同守城，堅持到了援軍趕到。事後，滕子京感念部下守城艱辛，便動用公款犒賞全軍，并撥款祭奠英烈，撫恤遺屬。一年之後，有人舊事重提，以此彈劾滕子京濫用公款。

這個案子的最大疑點是，當宋仁宗派人前去調查時，滕子京竟然銷毀賬本，這難免有幾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幸虧朝中有範仲淹、歐陽修等極力為其辯白争取，滕子京最終才免遭處刑，隻是被貶了官，于是有了“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清平樂》範仲淹劇照）

對于滕子京其人，範仲淹的《嶽陽樓記》記載：他隻用一年時間便把嶽州治理到“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而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卻記載：“所得近萬缗，置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

範仲淹說滕子京勤政愛民、剛正廉潔，獲罪被貶完全是冤案。而司馬光卻說，滕子京在擔任泾州知州期間，挪用公款16萬貫，除了用于犒賞将士、撫恤英烈，餘下數萬貫均被他據為己有。另外，滕子京谪守嶽州期間，仍在橫征暴斂、搜刮民脂民膏，至于重修嶽陽樓，也完全是在沽名釣譽、邀功請賞，更有借機中飽私囊之意。

總之，範仲淹筆下的滕子京，是一位清官、好官，而司馬光筆下的滕子京，則是一位貪官、惡官。同一個人，在同時代的範仲淹和司馬光筆下竟然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副面孔，那麼，到底誰在說謊？誰的說法更可信呢？

（《清平樂》司馬光劇照）

觀點一，如果從身份出發，則是司馬光的說法可信度更高：司馬光作為史官，秉筆直書是他的職責所在，而範仲淹作為文人，文章中更多表達的是個人觀點，更何況，滕子京是他的好友，他确實有為其避諱、替其美言的動機。

觀點二，但如果從人品出發，則是範仲淹的說法可信度更高：真實曆史中的範仲淹，俨然就是“品行高潔”的代名詞，他不僅秉承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思想，在個人操守上更是堪稱完美。司馬光則不然，他固然是忠君愛國、清正廉潔，但與此同時，其私德卻是毀譽參半，尤以小肚雞腸、睚眦必報備受诟病。而且，司馬光還是保守派領袖，他不但反對王安石變法，也反對範仲淹新政。司馬光既然能對王安石新黨趕盡殺絕，就有可能對範仲淹好友極盡诋毀。

（範仲淹畫像）

筆者更加傾向于相信範仲淹。佐證來自二十四正史中的《宋史》：“宗諒（滕子京，名宗諒，字子京）尚氣，倜傥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财。”衆所周知，宋朝是中國古代官員工資最高的朝代，滕子京身為一方父母官，卻至死“無餘财”，可見其絕非司馬光筆下的大貪官。近代考古發現也印證了滕子京“無餘财”的說法，其家族墓葬确實簡陋樸實，并無值錢随葬品。

想必，大家共同的疑問必然是上文提及的那個疑點：如果滕子京沒有貪污，他為什麼要銷毀賬本呢？其實，這正是他的可敬之處。試想一下，滕子京為官多年，難道不知道銷毀賬本就意味着不打自招嗎？那是因為，滕子京心裡明白，有心人利用“泾州公案”彈劾他，實則意在攻擊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讓他們懷恨在心，抓不到範仲淹等人的把柄，便轉而攻擊其“朋黨”。滕子京銷毀賬本，就是要獨自承擔下所有罪責，不牽連好友，不讓範仲淹、歐陽修等再為了保他而得罪宋仁宗，以便留在朝中，繼續推行新政。

參考資料：《宋史》、《嶽陽樓記》、《涑水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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