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解釋著作權?輝格2012年4月6日，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名詞解釋著作權?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名詞解釋著作權

輝格

2012年4月6日

《著作權法》的修訂草案引發了許多争議，不過，要對各方的意見和主張作出恰當的評價，進而評估其可能的社會後果，我們最好對著作權的性質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它是一種财産權，但直覺上，它與物權等有形财産又十分不同，那麼究竟不同在哪裡？這些不同會引出些什麼法律含義？

經濟學家常用對抗性（rivalry）和排他性（excludability）這兩個維度來區分物品的産權性質；對抗性是指同一項資源增加一個使用者，是否會降低其他使用者的用益，用可擁擠性這個詞或許更容易理解：資源是否會随使用者增加而越來越擁擠，因而單位用益越來越少；它比較容易識别，知識産權等信息類财産，都是完美的非對抗性物品。

基于信息作品使用的非對抗性，有人主張取消著作權，可這樣一來，已有作品的用益是最大化了，創作者卻失去了一個重要激勵，未來作品将會減少；對此，有人又主張，可以由政府獎勵優秀創作者，供公衆無限制使用，但這樣就必須賦予政府權力來決定哪些作品是優秀的或有價值的，這對于一個自由社會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同時，不需要這些作品的納稅人，将為其他人的用益負擔成本，因而也是不公平的。

不過，對抗性上的差異确實讓我們認識到了著作權的特殊性所在，法律保護著作權的宗旨，與保護對抗性物品的财産權有所不同，後者的首要目的是保護權利主體對物品的用益：我的汽車被别人占用我就用不了，而前者的唯一目的是鼓勵創造，假如事實證明這種激勵是不必要的或無效的，那麼著作權确實可以取消，至少需要調整邊界。

排他性則更麻煩些，按通常的說法，是指一些人能否阻止其他人使用某項資源，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被稱為“公地”，意思是這些資源雖會變得擁擠，但無法建立産權來内化成本，從而暗示隻能由庇古稅之類的公共政策來獲得效率，以防公地悲劇；既無排他性又無對抗性的物品則被稱為“公共品”，被認為不可能由私人産權制度為生産者提供激勵，因而隻能由政府提供。

但這些詞彙其實頗為暧昧且具有誤導性，混淆的源頭之一是“能夠阻止”裡的“能夠”究竟是什麼意思，假如是指技術上的可行性，那麼信息産品一旦發表便失去了排他性，更合理的理解是得到司法支持的前提下的技術可行性，這樣的話，近代實踐已經證明，為信息作品建立排他性是完全可行的。

可這樣的界定是不能用于對著作權的法理論證的，否則就犯了将結論用作論證前提的錯誤：先假定著作權應得到法律支持，據此證明它可以具有排他性，從而認為它是合理的财産權形式，理應得到法律保護。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到技術可行性這個起點上；對于某些物品，比如生活日用品，排他性是随使用而自動且完全的建立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别人就不能穿了，除非暴力搶奪，那會立即引起強烈對抗，因而對這些物品，使用本身就是在捍衛排他性，此類物品的财産權是最容易建立的，難以想象缺乏此類财産權的情形，它們對制度和法律不甚敏感，而隻需要最起碼的善意和對暴力傾向的最低限度克制，即便在那些财産權被破壞或剝奪殆盡的社會，生活日用品的産權也總是存在的。

然而，随着使用與排他性的關系越來越松散，财産權就越不容易自動建立，而更多的依賴于慣例、習俗和法律等制度條件，也更可能需要某種中心化司法系統的支持；比如，耕種一塊農田不會自動排斥路人通行其中，保育和采伐一片樹林也不會排斥獵人在其中捕獵，或鄰居在其中拾柴，甚至采伐之間和狩獵之間也未必直接排斥。

當一片森林中隻有兩位獵人時，他們可能是朋友，但要是增加到兩百位，擁擠和沖突便難免了，此時必須尋找某種産權形式來劃定當事各方的行為邊界，才能避免沖突和公地悲劇，可是這邊界不像生活用品或耕地那樣，會随使用過程而自動形成，因而諸如先占先得之類認定初始産權的原則也難以适用，因為很難界定怎樣才算“占有”和誰是“先來”的；類似的情況存在于道路、集市攤位、水資源、噪音、空氣等各種擁擠度随使用者加入、使用強度增加而逐漸提高的資源。

這樣的産權制度演進，對社會的談判、妥協和糾紛解決機制，政治與法治成熟度，普遍的善意，對暴力傾向的自我克制，等等社會制度環境條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用與排他性的關系越松散，擁擠度增長曲線越平緩，對上述環境條件要求越高，因而，為那些制度環境高要求的資源建立“高級”形式産權的能力，實際上已成為觀察一個社會政治成熟度和法治水平的良好指标。

信息作品的完美無對抗性，更讓使用過程完全無法為排他性的建立提供動力，這一動力隻能單方面來自作品創造者自己，這樣，産權邊界便不可能從使用者的沖突和妥協過程中自發浮現，而隻能由立法者武斷劃定：為何著作權身後期限是50或70年？為何專利期限是17年？為何那些使用方式算是善意的？為何另一些又可以法定許可？沒有多少經驗性理由可說，多半是憑直覺而做出的武斷規定。

然而任由立法者武斷劃定産權邊界是危險的，也很可能是無效的，缺乏參與者的克制與妥協這一權利的社會基礎，而僅僅依靠司法系統的執行能力，财産權往往不能有效建立而隻是停留于法規條文的紙面，特别是對那些法治遠未完善，司法系統也缺乏公信力和權利保障能力的社會，這麼做常常隻是增添混亂。

可是人們或許又認為，著作權是如此重要，決不能舍棄，甚至曆史經驗也證明了其價值不容否認，那怎麼辦呢？那就相信成熟法治國家的司法經驗吧，不如把那裡已被證明有效的著作權界定标準照搬過來；況且，在如今這個日趨一體化的全球市場中，即便你尚未能确信這些法律是好的，一旦它已成為國際共識，已被普遍遵循，在實踐上你恐怕也不得不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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