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南法制報

每年“雙11”，家住北京市東直門北新橋的退休職工陳淩峰都特别忙碌，年輕人忙着“剁手”，他則忙着為他們做好“善後”工作。

“小夥子，快遞盒給我吧。”當記者見到陳淩峰時，他剛從一名年輕人手中接過一個快遞盒，裡面裝滿了被撕下的包裝袋，但盒子上的快遞面單卻完好無損。

“人們對快遞單上的隐私太不重視了。”陳淩峰邊說邊用小刀熟練地從快遞盒上刮下快遞面單，然後撕碎放入其他垃圾中，這就是他的“善後”工作。當天下午，他僅發現3個将快遞面單撕下或做了塗抹處理後再丢棄的快遞盒，其餘的快遞面單均完整地貼在快遞盒上，清晰地顯示着收貨人的詳細個人信息。

一張快遞面單能“扒”出多少個人信息？除了上面顯示的姓名、手機号、地址，還可以通過手機号查到微信、支付寶等賬号，進而了解到你的興趣愛好、家庭成員等信息。自2015年11月推行快遞實名制以來，關于快遞行業如何保護個人隐私的探讨一直沒有停息。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很多公民信息洩露案件都發生在快遞物流領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11月1日起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是我國首部專門針對個人信息安全的系統性、綜合性法律，其中涉及的所有個人信息保護内容快遞行業必須遵守，要以個人信息保護法施行為契機，完善快遞行業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特别是隐私面單功能的全面推行。

快遞面單信息裸奔嚴重

“您好，您的一個快遞丢了，現在需要給您雙倍賠償。”在對方準确報出自己姓名、快遞單号後，楊女士對這位自稱是某快遞公司的客服人員深信不疑，該“客服人員”表示将支付180元的賠償費用，但需要她在手機上進行操作。最終，在一步步“指導”下，楊女士竟然轉給了對方16萬元……前段時間，一位擁有近百萬粉絲的UP主在網絡發帖哭訴了自己因快遞信息洩露而被電信詐騙的過程。

近年來，因快遞單洩露個人信息遭遇詐騙、入室盜竊的案例不時見諸報端。

前不久，浙江省嘉善縣人民檢察院在對一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中發現，犯罪嫌疑人買賣的部分公民個人信息就是通過快遞行業獲取的。

記者近日走訪了北京幾家快遞驿站後發現，快遞面單上信息“裸奔”的情況同樣嚴重。

在北京市海澱區某小區内的菜鳥驿站門前，堆放着大量還未來得及處理的快遞，記者随意拿起4個快遞包裹，快遞面單上均清晰印有寄件方和收件方的詳細信息。

随着快遞數量日益激增，加之受到疫情影響無法配送到戶，快遞驿站承載了越來越多的工作。但記者走訪的幾家快遞驿站門前均堆放着大量待處理的快遞，且無專人看管，記者翻找查看快遞信息時，也未有工作人員進行制止。

“這些都給信息洩露帶來了更大的安全隐患。”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傳統的快遞一對一配送，知曉信息的人員相對固定，但通過快遞驿站中轉，經手人員更多，且如果疏于管理，有可能使散落快遞信息被更多人知曉，在準确獲得收件人個人信息、物流單号、購買産品等關鍵信息後，也就具備了冒充“電商客服”或“快遞員”用“發送退貨鍊接，騙取銀行賬号信息”“快遞遺失，商家理賠”等手段進行詐騙的可能性。

隐私面單功能推行遇冷

通過對快遞面單上的個人信息進行部分隐匿，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快遞面單洩露個人信息的情況出現。

事實上，自從2016年6月京東開始試行推廣“微笑面單”，利用技術手段以笑臉代替部分用戶姓名和手機号信息開始，各大快遞平台就陸續推出了“隐私面單”服務，在快遞面單上用“*”來代替中間幾位手機号碼和用戶的名字、地址，以此保護用戶個人隐私信息。

但一家快遞驿站的工作人員直言，不論是對快遞平台，還是快遞驿站和快遞員而言，隐私面單都有點“不受待見”。一方面，隐藏信息需要專門系統的支撐，還要為快遞員配備手持終端，對快遞平台和快遞驿站來說增加了成本。對快遞員而言，因為不能直接從面單上獲取詳細地址，也比直接配送要麻煩。

快遞員陳東舉例稱，對于隐私面單，快遞員需要用手持終端掃面單上的條形碼才能出現具體信息并聯系客戶，出現的号碼也是虛拟号碼，如果出現客戶電話打不通或機器出現故障等情況，快遞就難以配送。因此快遞員并不會主動向寄件人“推薦”這一服務。當前如果想要隐藏個人信息，用戶需要在寄件時自行選擇相應的隐私面單功能。

為了實際印證隐私面單功能，記者下載了3家快遞平台的App，其中有兩家将隐私面單功能設置在增值服務中，雖然不收費，但需要用戶在寄件時自行勾選。另一家快遞App在寄件時并未顯示有相關服務，記者詢問客服後，對方表示如果想要隐藏個人信息，則需要在寄件備注中自行填寫。

“既然快遞公司具備這種保護用戶信息的功能，為什麼還要寄件者自行選擇而不主動使用呢？”作為一名網購達人，陳露露專門在網上購買了快遞塗碼筆來遮蓋快遞面單上個人信息，她認為快遞公司寄件時不主動勾選就不會隐藏信息的做法無異于給個人信息安全保障加了一道“門檻”，難道消費者的個人信息保護要寄希望于寄件商家去勾選隐私面單功能？

對于隐私面單，法律中是否有強制性規定？對此，劉俊海指出，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快遞暫行條例》等法律規定，快遞經營者要确保快遞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但目前的相關法律中确實并未明确規定快遞平台要強制使用隐私面單。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五章專門規定了個人信息處理者的義務，第五十一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要采取相應措施确保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并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以及個人信息洩露、篡改、丢失。其中就包括采取相應的加密、去标識化等安全技術措施。

在朱巍看來，個人信息保護法施行前，加密、去标識化的隐私面單還可以視為行業内的倡導，但随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正式施行，加密、去标識化等安全技術措施已經成為快遞平台必須履行的法定義務，因此應對隐私面單功能進行強制推行。

細化隐私面單實施标準

考慮到成本費用、派件效率等問題，劉俊海認為要快遞平台主動全面推行隐私面單功能，積極性可能不高，應該從法律制度上進行完善。

2009年郵政法明确了快遞企業的法律地位後，我國快遞業迅猛發展。為促進快遞業健康發展，保障快遞用戶合法權益，《快遞暫行條例》于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劉俊海認為，作為首部專門針對快遞業的行政法規，在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後，也應考慮對《快遞暫行條例》關于個人信息保護方面進行修改完善。他建議将全面推行隐私面單制度的相關内容加入其中，隐私面單要作為快遞平台“應當”提供的服務，快遞面單上用戶信息應默認為隐藏狀态。要通過頂層設計來督促各快遞平台盡快全面落實隐私面單功能。

朱巍對此表示認同，他建議除了要強制要求快遞平台使用隐私面單外，相關部門也應考慮制定統一的隐私面單執行标準，從技術、配送、面單信息規範等内容進行統一規制，對不執行的平台要加大處罰力度。

當前除了快遞面單，快遞信息洩露也有許多是快遞公司“内鬼”所為，比如去年引發關注的“圓通内鬼緻40萬條個人信息洩露”案就是不法分子與圓通速遞工作人員勾結，通過有償租用圓通員工系統賬号盜取公民個人信息。

“這說明當前一些快遞平台在内部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很大漏洞，需要快遞平台更加嚴格地對自身系統、員工等進行監管。”北京雲嘉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占領指出，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确個人信息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為過錯推定，這意味着當個人信息權益因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受到侵害時，個人信息處理者如果不能證明自己在數據處理、數據保護中不存在過錯，則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侵權責任。

現行《快遞暫行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出售、洩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遞服務過程中知悉的用戶信息，情節嚴重的最高處罰10萬元，并可以責令停業整頓直至吊銷其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在趙占領看來，最高處罰的數額相較快遞企業的利潤過低，建議在修改《快遞暫行條例》時進一步提高處罰額度。治理快遞行業信息洩露，重點應在快遞平台上，應通過加大懲處力度倒逼平台不斷提高信息保護意識，完善自身内部安全管控。(法治日報)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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