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四次貶谪時間?四川眉山三蘇祠01，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蘇轼四次貶谪時間?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蘇轼四次貶谪時間

四川眉山三蘇祠

01

蘇轼貶谪黃州的原因

蘇轼作為曆史上的文化巨人，永遠是那麼的光彩奪目，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卻非一帆風順，甚至可說是極為崎岖不平。蘇轼晚年結束海南三年的流放生涯，以風燭殘年回到内陸，在一張他的畫像上題詩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黃州、惠州、儋州正是蘇轼一生中的三處貶所，他卻将這三處認定為自己建立功業的地方，這其中雖然包含自嘲的意味更多，但換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恰如其分。正如常言所說，苦難的土壤上更容易開出絢麗的藝術之花，蘇轼在文學和藝術創作上的三次高峰正是出現在這三段貶谪流放的時期。

貶谪黃州，是蘇轼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而他之所以被貶黃州，則是緣于“烏台詩案”。“烏台詩案”的禍根幾乎是在蘇轼剛一踏上仕途的時候便已種下了。蘇轼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22歲時進士及第，但随即因為母親去世而回鄉居喪三年，之後做了一任鳳翔府簽判，又因父親去世而返鄉居喪，等他于神宗熙甯二年（1069）34歲再次還朝的時候正值王安石當政，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推行新法。不久，蘇轼便因為旗幟鮮明地反對新法而引起不滿和排斥，得不到重用，甚至被謝景溫誣奏他扶父喪歸蜀時曾用舟船販運私鹽，後雖經多方追查證明為子虛烏有之事，但畢竟對其名譽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熙甯四年（1071），蘇轼被外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任滿後，他又相繼轉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在北宋的政治體制中，曆來是重京官而不重外官，如果一個官員長期在遠離京城的外地任職，就說明他不受核心權力層的重視，政治前途黯淡。蘇轼當時文章早已名滿天下，神宗皇帝也很欣賞他的才華，據宣仁皇太後後來回憶說，神宗常常吃飯的時候都在讀蘇轼的文章，并連連口稱奇才。

但在政治上蘇轼始終不被重用的原因在于他堅定地站在新法的對立面，尤其是多年在地方任官，更使他清楚地看到新法推行對民間生産力造成的破壞，給百姓生活帶來的苦難，于是反對更力。蘇轼在各郡任職，都竭盡全力地為當地百姓謀福利、辦實事，當他離任時，百姓無不對他感恩戴德、依依不舍，真正做到了“去而益詠”；與此同時，他在文學創作上也相當的高産，他用詩歌吟詠各地的名勝美景，也用詩歌哀歎民生多艱，諷刺苛政弊法，他的詩歌流傳大江南北，俨然成為了新一代的文壇領袖。但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在文章詩歌中的嬉笑怒罵也不斷加深着新黨人士對他的痛恨，一場無妄之災正在悄悄地向他走來。

神宗元豐二年（1079）七月，禦史中丞李定、禦史舒亶、何正臣等搜集蘇轼詩文，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上章彈劾蘇轼讪謗朝政。他們所羅列的罪證大概如此：“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三蘇祠·雲嶼樓

明眼人一看便知，以上不過是針砭時弊，頂多是發發牢騷的詩人之語，絕非是什麼包藏禍心的惡毒攻擊，神宗一開始也不以為意，但所謂“衆口铄金，積毀銷骨”，在禦史們紛紛圍攻之下，神宗皇帝也動搖了，下令将蘇轼拘捕審問。七月二十八日，一個名叫皇甫遵的悍吏氣勢洶洶地來到湖州，将剛到湖州做了三個月太守的蘇轼逮捕，“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八月十八日，蘇轼被押赴京師禦史台，淪為階下囚。因漢時禦史台外遍植柏樹，上面栖居了許多烏鴉，于是“烏台”成了禦史台的别稱，所以蘇轼遭遇的這場官司史上稱為“烏台詩案”。

蘇轼在獄中受審問的詳情不得而知了，但恰好有後來官至宰相的蘇頌，當時也得罪下獄，其被關押的地方與蘇轼隻一牆之隔，他在詩中記錄了親耳所聞的蘇轼在獄中被拷問的慘狀：“遙憐北戶吳興守，诟辱通宵不忍聞。”初入獄時，蘇轼也自度必死，他留給弟弟蘇轍兩首絕命詩，其一雲：“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其二雲：“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珰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與此同時，獄外的蘇轍和蘇轼的友人們正在積極地展開營救工作，蘇轍上書乞納在身官職，以贖蘇轼之罪，張方平、範鎮等老臣也紛紛上書請求赦免蘇轼，在朝的吳充、王安禮（王安石之弟）等人也進言神宗，認為宜寬免蘇轼，後來成為蘇轼政治死敵的新黨人物章惇，當時與蘇轼還是好友，也為營救出力甚多。仁宗的皇後曹氏在臨終前對神宗說，蘇轼是先帝挑選出來留給你将來可以當宰相的人才，千萬不可殺。就連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最後，是誰的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說法不一，或許神宗皇帝原本就沒打算過要殺蘇轼，不過是想給他一些懲戒而已，因為宋朝的祖訓是不殺士大夫，何況蘇轼是名滿天下的士大夫中的領袖，神宗想必也不願因殺蘇轼而落下千古罵名。總之，這個案子在經過一百多天的審理之後，終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結束了，蘇轼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禦史台差人轉押前去。

三蘇祠·晚香堂

02

蘇轼在黃州的生活

元豐三年（1080）二月一日，蘇轼到達黃州，一開始寓居在一座叫定惠院的寺院中。黃州位于長江中遊，城郭依江而建，蘇轼的家鄉四川眉山處于長江上遊，所謂“我家江水初發源”，再次看到半是峨眉雪水的長江令他備感親切，雖然剛經曆了寫詩給他帶來的大禍，但初到黃州的他又忍不住詩興勃發，他以自嘲的口吻寫道：“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蘇轼以戴罪之身來到黃州，雖然還挂着“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虛銜，但申明“不得簽書公事”，也就是說沒有實際的行政職務，并且其行動還得受到監視和限制，因此也就類似于被軟禁于此，閑居思過。剛走了背字的蘇轼，許多親戚故舊避之唯恐不及，他自己也不願意見人，所以剛到黃州的一段時間，他把自己關在僧舍之中，與僧人們一起吃着粗茶淡飯，隻偶爾在夜深人靜之時獨自一人散步于舍外的修竹蒲葦間。他在此時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蔔算子》詞：“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缥缈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孤獨徘徊的鴻影，不正是蘇轼自己的形象寫照嗎？

不久之後，蘇轼搬到黃州城南門外的臨臯亭居住，這裡離大江隻數十步，風景甚美，這使他感到惬意，他感歎：“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的确，谪居黃州的蘇轼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閑人，但同時也是一個需要時時為生計發愁的窮人，因為他的薪俸早已被停發了，沒有任何的經濟來源，特别是在他的家小也來到黃州之後，一家十數口人的生活便成了大問題。為了節省開支，他想了一個辦法，每月月初，取四千五百錢分成三十串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挑取一串使用，并立即把叉藏起來，若日有剩餘，就放入一個竹筒中，以備有賓客來時款待之需。

到黃次年，故人馬正卿為他向郡中請得城東荒廢的舊營地五十畝，于是他開始親自開墾荒地，躬耕其間，并自号曰“東坡居士”。他在東坡上掘井作塘，種植桑樹百餘株，又種水稻和蔬菜果樹，“身耕妻蠶”，像陶淵明一樣，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能把農事幹得有模有樣，得益于青年時在家鄉的一段躬耕的經曆，并且他還是一個嫁接果樹的高手。一兩年下來，“日炙風吹面如墨”，他已是一副标準的老農形象了。

蘇轼在東坡的躬耕，除了出于解決生活困頓的現實需要，也是在向世人顯示自己的堅韌和骨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衆目憐”。再下一年，蘇轼又在四鄰的幫助下，在東坡旁作堂五間，因建堂時在冬季，天降大雪，所以他名之曰“雪堂”，又在四壁畫滿雪景，環顧俯仰皆雪，頗與南朝宗炳的“卧遊”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雪更是象征着蘇轼高潔的志趣。

三蘇祠·碑亭雪景

人處于患難之中，更能切身感受到人情的冷暖，谪居黃州的蘇轼于此深有體會，許多人怕受到牽連，避之唯恐不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但也有許多人在此時以真誠的友誼給予了他感情上的慰藉。在黃州與蘇轼交往最密切的人之一是陳慥（字季常）。陳慥是蘇轼在鳳翔任簽判時的長官陳希亮的兒子，他們在鳳翔時便訂交為莫逆，而此時，陳慥正隐居于離黃岡不遠的岐亭。在蘇轼來黃州時，陳慥便迎之于道上，故人重逢，感慨萬千，後來蘇轼離黃，陳慥又獨遠送至九江，才依依作别。蘇轼在黃四年多的時間，曾三次往岐亭見陳慥，陳慥更七次來黃岡見蘇轼，平時書信往還更多。他們在一起遊覽山水、飲酒賦詩、說佛談禅，親密無間。

除陳慥外，蘇轼在黃州新結交了一群當地的朋友，他們大多數也是很有學問，但或懷才不遇，或高潔不仕，過着平常人的生活，如潘鲠、潘丙、潘原兄弟，王齊愈、王齊萬兄弟，古耕道，郭遘等人，他們時或陪同蘇轼遊玩山水間，時或設酒殺雞作食款待蘇轼，在蘇轼開墾東坡，營建雪堂的過程中，他們也都出力甚多。蘇轼在黃期間經曆了三任太守，分别是陳轼、徐大受、楊寀，他們都沒有因蘇轼是貶谪之人而怠慢他，而是以禮相待，特别是徐大受，蘇轼經曆了他的整個任期，徐是一位忠厚長者，他不但沒有限制蘇轼的自由，而且給予他許多幫助。馬正卿從年輕時便追随蘇轼，這次貶谪黃州，又一同前來，相從已有二十年，給予困頓中的蘇轼許多幫助。故人巢谷、道潛（參寥）也先後來到黃州，陪伴蘇轼。

值得一提的是，米芾于元豐四年（1081）九月來訪，這是二人的初次見面，作為後學的米芾在藝術上得到了蘇轼的許多指點，特别是蘇轼告訴他書法應該專學晉人，這對于他的學書軌迹影響甚大，由此書藝大進。另外，不懼流言，緻信慰問或遣使者探視、饋贈禮物者及願執弟子禮，從學于蘇轼者也不少。初到黃州的蘇轼形容自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為人識”，但以蘇轼的才學人品，“天下誰人不識君”，即便是身處逆境，真心敬愛他，願與他交往的人還是不在少數的。

在黃州，蘇轼最喜歡的兩個去處是赤壁和武昌西山。黃州有赤壁矶，當地人傳說這便是三國時周瑜打敗曹操的地方，雖然這與事實并不相符（真正的三國赤壁在今湖北蒲圻縣長江南岸），但蘇轼樂于相信這一說法，因為他正可以藉此以發思古之幽情。他喜歡在月夜載酒與客泛舟于赤壁之下，或攀上江邊陡峭的山岩，對江長嘯。

赤壁夜遊，往往能激發蘇轼的創作才情，他由此寫下了三篇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名作，即所謂“赤壁三詠”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在詞賦中，他俯仰古今，或壯懷激烈，或飄然出塵，但最終又歸于無法安置的矛盾與惆怅、一種“人生如夢”的虛無之中。武昌西山，位于與黃岡隔江相望的南岸，那裡林壑幽深，景色佳麗，蘇轼數度“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與友人暢遊山水間，甚至還萌生過在此蔔居的念頭。後來，他還在詩中回憶當時的情景：“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裡，風駕兩腋飛崔嵬。”

三蘇祠·雲嶼樓

在黃州，蘇轼身邊發生了一悲一喜兩件事。一是他的乳母任采蓮在剛來黃州不久後便病逝了。任采蓮是蘇母程夫人的随嫁婢女，曾乳育過蘇轼和他的幼姊八娘，後來一直跟随蘇轼，又照養他的三個兒子，任勞任怨，與蘇轼有深厚的感情，任氏的去世，無疑給剛剛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的蘇轼帶來了情感上的又一次打擊。可喜的是，元豐六年（1083）九月，侍妾朝雲為蘇轼生下一子，這給蘇轼的生活帶來了生趣，他對這個兒子疼愛有加，為其取名曰“遯”（同“遁”），大約也反映了他此時欲遁隐山林的想法。他在《洗兒戲作》一詩中寫道：“人皆養兒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不難看出對現實的激憤。遺憾的是這個孩子在第二年便夭折了，這對蘇轼是沉重的打擊。

蘇轼在黃州還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他與幾個朋友飲酒，有感而發，作《臨江仙》一首，詞中有“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句，衆人歌數遍而散。哪知第二天一早，城裡便盛傳蘇轼昨夜作此詞，将官帽官服挂于江邊，駕一葉扁舟長嘯而去。此事傳到太守徐大受那裡，太守大驚失色，以為走失了罪人，幹系重大，連忙與衆人一同去蘇轼住處探看，不料蘇轼此刻仍高卧床榻，鼻鼾如雷，猶自酣眠未醒，衆人方知原來是虛驚一場。此事甚至迅速傳到了京師，連神宗皇帝都知道了。

其實神宗并沒有忘記蘇轼，他一直在關注着蘇轼的消息。一次，蘇轼得了眼病，有一個多月沒出門，于是便有傳聞說他已經病死了，也有傳說他“白日仙去”的。此事也傳到了神宗的耳朵裡，他連忙找來蘇轼的同鄉蒲宗孟詢問，但蒲宗孟也說不清楚，神宗覺得可能确有其事，歎息再三。這些傳聞一再興起，充分說明了蘇轼在當時的影響力，雖然他谪居一隅，但人們都在關注着他，一旦有點捕風捉影的消息便争相走告。

神宗皇帝其實很欣賞蘇轼的才華，認為人材難得。有一次，神宗與近臣議論當世的人材，他問如果把蘇轼比配古人，哪位古人和他比較像？近臣說唐代李白的文才和他頗為相像。神宗說，不然，李白有蘇轼之才，但無蘇轼之學。神宗一直想找一個适當的機會重新起用蘇轼，開始，他想用蘇轼修國史，後來又想任命蘇轼為著作郎，元豐六年（1083），他又想起用蘇轼為江州知州，甚至诏書都拟好了，但這些想法最終都被朝中的執政大臣阻止了。

終于，在元豐七年（1084）的正月，神宗親書手谕：“蘇轼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移蘇轼為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雖然職位并沒有變動，但汝州比起黃州離京師更近，說明神宗已有意要起用他了，他的這段厄運也快要結束了。但神宗皇帝并未能親自起用蘇轼，他于元豐八年（1085）三月病逝了。由于繼位的哲宗尚年幼，由宣仁太後高氏，即神宗的母親垂簾聽政，高太後複行仁宗之政，起用舊黨，蘇轼的仕途于是變得光明起來。

三蘇祠·百坡亭

黃州谪居的四年多時間，是蘇轼仕途上的第一個黑暗時期，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始終處于矛盾和擺動之中，首先他的思想的總體基調是抑郁和苦悶的，但為了排遣這種抑郁和苦悶，他又努力讓自己豁達灑脫，因此他的思想中更多帶上了老莊和佛禅的色彩。

與此同時，他在對官場傾軋和世态炎涼心灰意冷之外，又沒有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徹底絕望，他仍然在關注着朝政，甚至還在給朋友的信中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自己的禍從口出表示了深切的追悔，并時刻告誡自己要謹言慎行，但他反對新法的态度卻依然固執，特别是在看到新法之弊時，還是忍不住要形于文字，比如他在剛出獄去黃州的路上，就作過這樣的詩：“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這與他那些被定為“罪詩”的口吻幾乎如出一轍。在給友人範百嘉（後來成為親家）的信中，他又寫到：“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問範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含譏帶諷，真可謂“死不悔改”。

客觀上說，黃州時期對蘇轼意義重大，閑居生活使他對人生、學術、文藝都有了較以前更為深入的思考，使他在各方面都有了一次深刻的蛻變。從這個意義上說，黃州時期對整個中國文學藝術史都有着重大的意義，蘇轼最脍炙人口，或者說成就最高的文學和書法作品幾乎都産生于黃州。另外，蘇轼在黃州還完成了自己的兩部學術著作《易傳》和《論語說》，這兩部著作和後來在海南完成的《書傳》共同奠定了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本文原載于《中國書法》（作者李劍鋒），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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