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湧

2021年12月26日，我們夫婦倆正準備和次日要離家的女兒一起吃晚餐，突然收到友人通過微信發來的消息：著名曆史學家史景遷去世。當妻子莊玮讀出這段新聞後，我本能地嘀咕一句：什麼？接着腦子裡就是一片空白……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讓我這幾天難以集中精力做事。在腦海的空白狀态中，與恩師相處的歲月，如電影鏡頭一樣，一幕一幕地跳出……

我開始上史景遷的課，是1995年在耶魯讀碩士的第一年。1997年成為他的博士生，一直到2004年拿到教職、2006年拿到博士學位。兩年後，他就榮休。應該說，我大緻屬于他最後一批弟子了。

我入門時，史景遷在英文世界的聲望早已如日中天。當時西方的中國史或中國研究還相對冷僻，他的知名度則遠遠超出自己領域。一般美國讀者如果對中國有什麼興趣的話，能說出的第一個作者大概就是史景遷了（再老一代的則是費正清）。進入本世紀後，他的著作就如井噴一般被翻譯成中文，影響巨大。

中國讀書界對史景遷的學術已經相當熟悉。這幾天看了不少中文的相關評論和報道，學到很多東西。這裡，也許是為了纾解失去恩師的悲哀，僅從個人的角度，把浮現在腦海中的一點一滴記述下來，試圖勾畫史景遷的一個側影。

我第一次見到史景遷，正處在留美頭兩年的掙紮中。

我1994年到了紐黑文，并非去耶魯讀書，而是探親。當時莊玮剛剛進入耶魯日本文學的博士課程，我半年後和她團聚。那個年月留學，多半是身無分文。幸運的是，我作為學生家屬，可以在任課教授的準許下旁聽。我就借此先旁聽了人類學系蕭鳳霞教授的讨論班，并在她的支持下，1995年進入東亞研究的碩士課程。碩士課程隻有兩年，我一年之内就必須想好下一步申請什麼博士課程，因為申請本身的周期就半年左右，在碩士第一年後就要馬上動手。

我到紐黑文時，史景遷早已是個傳奇，校報上不停地有他的報道。因為他的本科生大課一直是耶魯最為人氣的課程，動辄四五百人、十幾個助教。我當時跑到他的研究生讨論班上旁聽了幾節課。在自我介紹時，用人們很難聽懂的英文結結巴巴地解釋，說自己不是本校的學生，是學生家屬……史景遷和藹地建議我去旁聽他給本科生的大課。我當時嘴裡就蹦不出幾個英文字來，情急之中說：it is too simple. “那個太簡單。” 事後回顧，這句說得實在不禮貌，甚至很粗魯。自己都沒有聽過，怎麼能說人家講得“太簡單”？他成為校園傳奇，主要就是因為那個大課。那是他用力最多的地方。很多本科生擠不進去，有時為此吵鬧到校刊上。他好心好意建議我旁聽這種一席難求的課，我則劈頭就說“太簡單”，而且是當衆！記得他沉吟一下，問了一句：“你是否覺得你已經處于比較高的水平了？”我也忘了自己嘟囔了一句什麼，反正當時我說出來的英語大概自己也聽不懂。接下來看到的，就是中文媒體中對他的那種經典描述：一張雄獅般的臉，笑得兩眼眯成一條縫，溫暖的英國口音跟着飄過來：歡迎！

可惜，他的課節奏太快，我英語不行，堅持不下來。但進入碩士課程後，馬上就選了。這次第一堂自我介紹，我說自己是東亞研究的新生。他那笑眯眯的臉轉向我：“哈哈，你轉正啦！恭喜！”還三言兩語告訴全班我的事。大家跟着笑起來。這實在是意外的意外：他不僅記得我，而且記着個人細節！大概我的無禮能給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這門課和本科生大課不同。作為研究生的讨論班，它主要是跟進最新的現代中國史研究。閱讀材料，基本是頂尖學刊剛發表的論文，偶爾有新出版的重要著作的章節，主題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從明末一直到當代。因為這些論文和章節都是讨論非常專門的題目，比如浙江某鎮在十九世紀末的鄉紳組織等等，要求學生對十九世紀中國的曆史梗概乃至區域的文化、經濟、地理有個粗線條的了解，否則閱讀就有點“找不到北”。第一堂課，教室爆滿，很多學生，我懷疑是想近距離“看大神”來的。等第一周過去，大約一半人知道這些材料對付不了就退了，剩下二十人左右。我仗着自己曆史背景比較熟悉，雖然英文障礙依然很大，上課發言還是相當積極的。

整個課程，要寫三篇讀書報告或論文，每篇十頁左右，我經常寫十五頁。我知道自己口語太差，怕課堂表現吃虧，所以寫作是用力最多的地方。每次不僅引證和注釋多，而且文字在提交前必請美國博士生前輩修改。這也是我學習英文寫作的基本訓練了。頭兩篇交上去，很快就批改回來，上面從文字修改到旁批，密密麻麻，最後寫一段評語，對我激獎一番，很受鼓勵。寫第三篇時是期末，另外有兩門課，每門都有學期論文，各二十頁左右。也就是說，短短時間，要寫大約五六十頁的論文。這顯然超出我的承受能力。還好，大部分學期論文都可以申請延期，利用假期完成。隻是他在課上特别強調截止期的重要性，要求大家一定守時。我就決定到他辦公室陳述自己的理由，懇請延期。這是第一次和他一對一的談話。

趕到他辦公室時，前面已經有幾個同學排隊，等了相當一段時間。整個校園都知道，他是最忙的教授之一，本科生課上學生就幾百，如果每人談五分鐘會是什麼情況？簡單的算術就能算明白。等輪到我，就慌慌張張地進去，希望盡快把事情講清楚，少耽誤點他的時間。他則特别放松地招呼：“薛湧，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你。先坐下，我們慢慢聊。看看你的背包好重呀，是不是先卸下來，這樣背着坐在那裡多不舒服。”我馬上卸下背包，然後就直奔主題，說我第三篇論文實在無法按期完成。我理解他讓大家嚴守截止期的要求……他立刻打斷我：“當然了，當然了。截止期，是針對有些學生。沒有截止期他們不會交。你是非常勤奮的，前兩篇寫得特别好，我學到不少東西，很期待，什麼時候寫好就什麼時候交吧。”

我松了口氣，事情辦完準備告辭，他則沒有送客的意思，開始問寒問暖，特别問及我初來乍到的适應情況。我忘了當時說了什麼。然後就是我終生難忘的場景。他坐在我對面的靠背椅上，在背光中如同一座雕像的剪影，兩眼閃亮地直視着我：“薛湧，我對你印象深刻。我們終于碰到一起了。（We finally met.）你在學術上發展很有潛力。我不知道你未來的計劃是什麼，隻是要告訴你：如果你想讀博士課程的話，不管是在這裡，還是到任何地方，我都是你堅定的支持者。“

這話一下子把我雷蒙了，心裡暗暗嘀咕：“什麼？”本能的反應，是自己的英語聽力是否靠得住。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恍惚，又把類似的話重複一遍。這下子我才敢繼續：“那麼我可以讀您的博士？”“當然，太歡迎了。你希望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呀。反正我都會支持你。”狂喜之餘，我進一步問：“我如果申請您的博士，需要考托福和GRE嗎？您知道，我英語不好，現在很掙紮，對這些考試也沒有信心。”他馬上說：“你沒有必要為那些考試浪費時間。你在這裡的學術表現更說明問題。我相信我們對你有足夠的了解，期待着你的申請了。”

第二學期開學不久，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薛湧，我正在看系裡的申請材料。怎麼找不到你的申請信？你不是說要申請嗎？出了什麼差錯？“

我這才意識到，一定是我的口語亂七八糟，有些話沒有交代清楚，引起誤會。于是解釋說：“我英語太差了。馬上讀博士沒有信心。現在是我碩士課程第一年，希望等讀完兩年碩士後再開始讀博士。這樣英語方面可以準備得好一點。換句話說，我應該來年申請，不是今年申請。”他馬上表示理解，等着我下一年申請。

這些細碎的個人八卦，對讀者們來說也許太冗長了點兒，但對我則非常重要。當時，我在生活和學業中都相當掙紮，待人接物也缺乏自信。而恩師第一次見面說“we finally met”時看着我的那道堅定的目光，總是一根強勁的精神支柱。其實碩士課程第二學年并不順利。有一門課上得很糟糕，也并非全是學術原因。我一度相當抑郁。他則坐在那裡靜靜地聽我吐槽，也打過挺長的電話來寬慰。

從那時起，我們的關系越來越近，每個重要節日，他必來把我和莊玮（後來還有小女存存）接到家裡一起過。在我們住在紐黑文的後面七年中，從來沒有間斷過。我們沒有車，去他們家必須開車接送。有時是很多同學的大聚會，還可以搭同學們的車。但有時就我們一家客人，他就要親自接送。這也使我們和他的家人成為好友，特别是夫人安平和女兒Meimei。這母女倆做飯特别拼，中西餐兼通。Meimei後來成為著名的《時尚》（Vogue）雜志的編輯，并在《美食》（Gourmet）上發表很多文章，頻頻入選年度最佳美食評論，在耶魯還開過美食評論的課。安平做飯更多，寫得少。她的文字，更多是獻給了孔子研究。按說應該叫她師母，但她總是口無遮攔的高中生氣質，我們也習慣于平輩人之間的打趣，師母二字從來說不出口來。總之，每次在他們家過節都特别盡興。有時深夜十二點後，他才送我們到家門口，然後自己開車回去……

有一次，我在耶魯的中央圖書館剛搜到一堆參考書，出書庫時正好碰到他。他見我端的書高高一摞，問是否需要幫助。我手腳很快，馬上把書放在出借台上，告訴他沒事了。但是，辦出借手續時出了麻煩。其中一套是線裝書，裝在一個盒子裡，書号貼在盒子上，登記為一部。但打開盒子，裡面是好幾本，每一本上都沒有貼着書号。出納員不知所措，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告訴她過去我借過類似的書，就按照外面的盒子算，登記為一部。出納員放心不下，在那裡遲疑。沒有想到，已經離開的導師又回來。他顯然是怕我的英文說不清楚，親自解釋是怎麼回事。可惜那個出納員也不聽他的，決定打電話問上一級的管理人員。我知道自己的老師每天忙得四腳朝天，特别不好意思，告訴他這點事情我能處理，請他趕緊忙自己的事。但他堅持留在我身邊。我們一同看着那個出納員慢條斯理地打電話。可惜問題還是無法解決。一會兒管理人員親自到場，他又幫助我耐心地解釋，終于把事情辦妥。他這才笑眯眯地離去。

史景遷的本科生，大概能組成一個軍團。他的研究生也是一大堆。還有很多相關和不相關領域的學生聽他的課。他對學生好是有名的。比如一個本科生興奮地告訴我，她舉辦獨舞會，史景遷和安平到場看了整整一晚上。莊玮的第一個學術會議的報告，心裡相當緊張。她不是曆史系的學生，講的是江戶小說，和史景遷的領域也風馬牛不相及。但他特地到場耐心聽完，并上來大加鼓勵。我的女兒存存出生，母女倆剛剛出院回家，他就和安平來登門探望，并送上一堆兒童讀物。想想看，他對每個學生都這麼好，要付出多少精力？但他從來沒有顯示出精力透支狀，每次都是像參加派對的年輕人一樣，非常享受時光。當然，他對我們格外好，也許原因很多。他大概看得出我們書讀得很苦，很專心，遠離家人。這方面，他在言談話語中從來不會流露，隻是默默地在每一個小節上都對我們倍加照顧。

因為是他的學生，也難免跟随他出入學校的各種場所，目睹他和别人的互動。無論是食堂的師傅、清潔工、辦公室的秘書，他見了，總是用那張眼睛眯成一條縫的“獅子臉”相迎，笑容如同擁抱一般地溫暖。跟他打招呼的，見到他也都無不眉開眼笑。他能叫出每個人的名字，偶爾也停下來簡單地問候一些細節。我跑其他系的辦公室，接觸的文秘人員比較多。這些秘書們，知道我是史景遷的學生後會說：he is everyone’s sweetheart. （他是每個人的心上人！）中文媒體中，經常形容他如古希臘的雕像。他在古雅的耶魯校園裡，确實如行走中的古希臘雕像，風姿綽綽。很多人視之為大神，遠遠望之。

就是這麼一位文化偶像，其實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他對很多很多的人，不論是我們這種落魄死拼的留學生，還是清潔工，都有一種真誠的個人層面的關注。他會聆聽每個人的故事，并傾注了他的生命。我無意也沒有資格評價他的學術。這裡隻想提醒讀者，這就是寫出《王氏之死》的人。我也并非“文如其人”的盲信者。但是，要體會他作品中對各色人物的“共情”，以及這種“共情”如何抓住了讀者，看看他在生活中是怎麼對待周邊的人，或許大家會更加深悟一層吧。

接下來，是對他為學的一點膚淺觀察。再次重申，我自己沒有從事嚴格的學術研究大緻已有十五年之久。好比跑馬拉松，十五年沒有訓練就算出局了。所以，我根本沒有資格在學術上進行什麼評論。史景遷的學術，在中國學界當然也争議很大。贊者強調其對個人細緻入微的關注，對各色人物的共情，把個人置于社會之上的關懷，高妙的叙事策略等等。彈者，則稱他缺乏分析、沒有觀點、或諸多文字錯誤等等。作為弟子，我謹守老師的做人風範，哪怕在從事學術研究之時，也對這些争議不置一詞，遑論現在已經自外于學術圈了。

但是，不管自己選擇什麼樣事業途徑，史景遷的影響，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抹去是不可能的。也許是師傅影響了徒弟吧。我下面的記述，也許同樣是沒有觀點，沒有分析。所提供的，多半就是一些細節。

參加過史景遷的研究生讨論班的同學都知道，這個課和他的本科生大課以及他書中那種精心營構的叙述，形成了鮮明對照。很多同學感到困難的地方是，除了時代順序外，沒有什麼結構框架的安排，就是讀現代中國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發表了什麼就讀什麼。他在這個領域早已著作等身，但在課上從來沒有提及自己的著作，也不正面講個人的觀點。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讨論最新論文和新著章節。在私下的個人場合，他也從來沒有提自己的研究，沒有推薦自己的著作。那些研究生讨論班上的閱讀材料，有不少相當“社科化”，很多是毫無故事性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和他的領域似乎也不直接相關。但是，他讨論這些新研究，包括那些技術性極強、故事性全無的課題，不管是人口方面，還是農業種植方面，總是充滿熱情。他每年開這種讨論班，閱讀材料都會根據最新學術進展更新。我猜想，他一直把自己當成個學生，和大家一起不停地學習新知識。

這裡涉及他著名的教科書《追尋現代中國》。國内有的學者當面對我說：“你導師的這本名著，什麼觀點也沒有，缺乏原創！“ 這裡的是非，還是讓學界讨論。我隻是提供點個人觀察。

如果你上過他的研究生讨論班，大概會對《追尋現代中國》有另樣的理解。有位美國同行曾經跟我感慨：“我們學科的發展太快了，每年新著和論文不斷，實在跟不上。難以理解史景遷是怎麼跟上的！”我因為教現代中國史，也面臨着選擇教科書的問題。從來都有兩種形式的教科書。一種是觀點型。一種是綜述型。前者，如錢穆的《國史大綱》。在這種著作中，曆史叙述，就是表述作者觀點的工具，注重個人的“原創性”。我其實很喜歡。後者，則如同《追尋現代中國》，和很多西方通行的教科書類似，把綜合學術界的成果視為基本使命。為此，作者往往需要控制個人觀點的表達，以免個人觀點成為個人偏見。

我選擇《追尋現代中國》的理由非常簡單：符合西方學術和教育的基本規範。大學教科書，有幾本相當有名的，都是以公正地展示學界的整體研究成果為使命。教科書不是表達作者觀點、立場或原創性的平台，而更是一種公共服務。

史景遷在學術上特立獨行，作品難以用哪個學派概括，不尊學界流行的套路。但他人格的另外一面，則是非常守規矩、重規範的人。規矩和規範，本質上還是一個怎麼對待他人的問題。在這方面，史景遷在盛名之下，往往比我們這些沒出道的年輕人更清楚應該把個人的ego（自我）放在哪裡。

有同學在博士資格答辯完評論，史景遷在答辯中，總是對其他教授非常“禮讓”，不屬于自己打頭陣的那種人。或者說，他總是要先聽其他人的意見。我因為英文不過關，有時很多中國式的表達，都被他一一糾正，同時又教給我很多為學做人的态度。比如，一次他推薦一本江南棉花種植的書，我看了幾頁，印象深刻，馬上問：“這算不算這個領域最棒的著作了？”這麼說，多少帶有些中文的習慣，喜歡用“最“字，換成英文也不過腦子。他笑笑，跟我說，“别動不動就‘最’，每年都有好多新作出來，不斷更新我們的看法，哪裡有什麼‘最’？“ 還有一次是找工作時的申請信，他一個字一個字地過目。有一句，我寫自己有某種“獨特的”經驗，用了unique這個字。他對我說，世界上各種各樣有意思的人太多了，為什麼一定要說自己unique？也許是怕我因為語言障礙難以體會這裡的微妙之處，後來安平還特别用中文對我解釋：unique這個字，你導師覺得太pushy，就是太咄咄逼人了吧。我這才明白：自己如果有什麼可取之處的話，擺在那裡别怕别人看不到。要顯示的應該是對别人的信賴，而不是自己怎麼絕無僅有。

史景遷把自己當成中國文化的一個謙卑的學生，非常敬重同行的工作。我無法想象，他會自以為對現代中國史有個什麼高屋建瓴、一以貫之的“原創“看法，或他哪方面的思想無人企及。他從來不試圖構建什麼大框架，而是認為學術界的集體努力正一點一點地深化我們對現代中國史的理解。他一直都在不停地探尋，看看哪個同行又值得他受教。他不止一次地驚歎英語世界中國研究的迅猛發展，反複表示自己追不上。記得我還沒有到美國前，莊玮打電話時提及自己湊熱鬧聽他的一個午餐講座。他開場提起一連串的書名，報告大家：這本我還沒有讀，那本我也沒有讀……讓莊玮感到十分新奇：學術權威開場要抖落自己多麼無知！

寫教材的職責，是準确、簡約、清晰地把學術界集體努力所達到的認知水平反映出來，而未必是自己怎麼獨具慧眼、洞悉曆史的奧秘。現代學術的分工已經到了如此細緻的地步，每一個個人，不管是什麼奇才，也隻能把握這種宏大的曆史過程的一個小片斷而已。自己的觀點太強，反而會扭曲這種綜述。所以，《追尋現代中國》反映的，更多是西方學術界的專業精神和成果，而非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才子氣。

他不鼓勵學生讀自己的書，但讀學生的文字，則是一副如饑似渴狀。一次去他辦公室，他興奮得像個孩子，告訴我剛剛走的那位男生是位不懂中文的本科生，上他的課後，查了耶魯檔案，發現了一位耶魯學生在義和團動亂中死前的日記和通信等等，重構了這位一個世紀前的校友最後幾年的經驗。這是他最為賞識的曆史研究：直奔原始材料，複原真相，并且敢于在完全陌生的領域中一馬當先地冒險。他繪聲繪色地複述着被那位學生發現的檔案中的文句，不停地說：太酷了！太酷了！

我的論文關注江南社會經濟史，開始就準備寫明清，寫作過程中不留神又追溯到宋代，越寫越長，而且本來就不甚清晰的結構還不停地變換，每一章的技術細節很強，比如圩田的築造方式、糞便處理法、水上交通、城鎮的密度和人口等等。每次送上去，他很快就批改完，經常密密麻麻的，提出各種問題。有時一章寫幾稿，他就改幾次，每次都會就細節提出問題。他批改後的原稿，滿滿一大箱，大概有十幾斤重。論文還沒有完稿，就有人告訴我，史景遷引用你的最新研究了！搞得我十分惶惑。

大概是1999年，莊玮已經懷孕，史景遷和安平外出，請我們住到他們家裡幫助照顧愛犬。當時我們蝸居在閣樓式的小公寓裡，很興奮第一次住“大房子”。當然，主人不在，我們自由自在。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他的書房。一度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對大書桌，想體會一下當學術“大神”的威風。但真坐在那裡，四下一看，馬上對他的生活有了點“物理”層面的體會：桌面上就堆了幾堆學生的論文，每堆都很高，山巒起伏狀。他有太多的學生、太多相關學科的同學找他。比如研究中國文學的，甚至研究日本史的。想想看，十幾個博士論文，就是十幾本書。而且這還不是僅僅單純的閱讀，要批改，提出自己的專業意見，有時還免不了要特别指導一下。他一直就是這麼勤奮、如饑似渴地消化那些還沒有問世、甚至沒有問世機會的學術研究，盡心盡職地和作者們分享自己的知識和洞見。

很多出版社把新著寄來，有些還是未出版的校讀本，有的是希望他寫書評，有的也許就是希望他在封底寫一兩句評價當廣告詞吧。有次吃飯時無意談起這些應付不過來的事情，他冒出一句：“一本書不徹底讀完，我從來不敢亂說一句話。”當時我聽了心裡一驚，因為我就對很多書說了很多話，卻未必讀完。

他在《紐約書評》及《紐約時報書評》上相當活躍，這也是美國知識圈的核心平台。那裡的編輯碰到和中國相關的新書，往往首先想到找他。有一次，有位中國學術明星的著作出了英文版，好像是《紐約書評》找他寫評論。他細緻地讀完，有很多困惑之處。于是就和安平約我和莊玮到當地一家餐館吃飯，擺出一副“讨教”的架勢。我當時出來已經幾年，略感隔膜，但盡自己的所知所能，和他分享一些看法。我們整整談了一晚上，所以事後也很好奇他最終會寫出什麼樣的評論。兩個月後，我問他文章寫了沒有。他告訴我，他雖然進行了一些研究，也感謝我和他分享了這麼多，但感到自己缺乏足夠的知識來讨論這個問題，故而謝絕了稿約。很多重要的書稿，也是這樣被出版社送到他的案頭，想必他也一一閱讀、研究，但從來沒有發聲。隻是我們很難估計這種事情發生了多少次。

2004年，小女已經五歲。我拖家帶口，生活壓力頗大，博士沒有讀完就在波士頓市中心的薩福克大學找了個教職。當時接待我的Robert Allison，後來成為我的系主任和好友。事後我好奇地問過他是怎麼決定把這個職位給我的。他說，現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本校沒有一個全職教授是研究中國的。曆史系面臨開中國史課程的壓力，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居然不得不去教中國史。他覺得自己對中國史一無所知，情急之中，找到史景遷的《王氏之死》，一看就給迷住了。後來學校創立了這個職位，看到我的申請，其中正好有史景遷很強的推薦信，就馬上給我打電話……

遺憾的是，我任教之後，有了一段頗不愉快的經曆，事情雖然最終獲得解決，但給家庭帶來财務壓力和不安定感。與此同時，我在中國倒是不停地出版，最忙時一年出四本書。所以，在2008年左右我決定中斷自己的學術研究，專心在中國的寫作。後又轉向網絡教育。這些都是後話。

史景遷就是2008年退休的。我趕回去參加他的退休慶典。他見到我依然問寒問暖，但我對自己的決定則難以啟齒。我覺得，他對我在學術上有所期望，至少認為我是非常專心學術的。我不想在大家慶祝他一生的學術生涯時給他這麼個意外。

日後我也沒再回過紐黑文。他退休的第二年，我們就隐居遠郊山間。我每天跑步或騎車，從事馬拉松訓練，離群索居，除了教書外很少與人交往。在這種“乃不知有漢”的狀态中，全然不知史景遷患有帕金森症幾年。其實，女兒在NYU讀書期間，我驅車送她在紐約和波士頓間往返了至少五六次，經常和紐黑文擦肩而過。但每次都是一早出門，半夜一兩點回家的雙程，忙着趕路。莊玮沒少督促過我：“是否哪天在紐黑文過一晚上，看看史景遷和安平？”我每每點頭，但總是推到下一次，然後就趕上了疫情。

這麼拖延，總有點“無顔見江東父老”的慚愧。我當然相信，跟導師說明白自己的境況，他不僅不會介意，而且會給我很多鼓勵。他那種對個人的尊重，那種“共情”能力，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隻是我總覺得要幹出點拿得出手的事情後再回去。

另外，在我們的印象中，他一直體型挺拔，精力充沛，看上去非常健康。幾年前還看到他在中國的活動。一位過去認識的女編輯，在社交媒體上曬他的現場照片，感歎他是如何帥得一塌糊塗。類似女粉絲傾慕的事情，我們在他家聚會時還拿他開心，說他是永恒的帥哥。我從來沒把他看成老人，覺得他一直會在那裡，會對我那麼有耐心，我也會哪天回去跟他“吹牛”的，甚至連吹什麼都想好了一點。就在2021年12月23日，我們還剛剛給他和安平寫了封信，問起他是否在寫什麼新著。沒想到，幾天後他就離去。

這幾天失魂落魄，除了拉拉雜雜地書寫腦子裡蹦出的這些畫面外，就通過網絡地圖去看他家的院子。在紐黑文這麼多年，窮得買不起機票，多年不回家，這裡就是我們的家！我想起喧鬧的聚會，想起安平、Meimei和他是怎麼合夥調侃我千篇一律地烤三文魚，想起他帶着我們在庭院中漫步，想起莊玮懷着女兒時在園中亭子裡的留影，想起Yar（安平的兒子）牽着小女的手指頭一起彈鋼琴……我總希望還能在院子裡看到他，但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安平在幹什麼？

然而，在哀傷中，漸漸地總能生出一種欣悅。他那張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的“獅子臉”，總是讓我們在最沉重的時刻走出陰郁。他這一生，從來都沉浸在自己最為摯愛的事業中。他和安平，一直就是如同熱戀中的高中生般的情侶。有時想想，上天真應該給他再長一點的時間，來享受如此燦爛的生命。但是，這種生命之燦爛，是無法用時間衡量的。這種燦爛，有着如此之大的傳染力，乃至已經鑲嵌到我們這些學生的生命之中，會伴随着我們走到自己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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