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是當前教育領域中最熱的詞之一。實際上，中小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已經是老生常談，也是一個多年沒有解決并可能會一直存在的教育問題。

學習會成為一種負擔，這本就是很奇怪的命題。

人類從出生起，咿呀學語就與吮吸乳汁一樣成為本能，經曆了數萬年的進化，我們的大腦已經為知識儲備預留了足夠的空間，也對未知的探索給予了好奇心這樣一種奇特意識，因此，層出不窮的先哲和精英才會通過工具或者科學探索豐富對物質世界的認知，依托于教育傳播，人類整體素質越來越高，本領越來越強，不斷走向更高級的文明。

無論智商高低，學習是人類的本能。隻要遵循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學習不會成為負擔，把學習變成負擔是不尊重教育規律的結果。到底是什麼将學習這樣的本能變成了負擔呢？我想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學習成為一種義務

我國的《義務教育法》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适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種族、家庭财産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并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殊不知在漢語言文化的意境中，權利時常與榮耀相伴，義務往往與負擔相關。

從國家法律層面，中小學教育不但是适齡孩子的權利，也是義務。當然，基于通過良好教育獲得成年後更好的生存境遇，這一點每個家庭的需求與《義務教育法》的理念可謂不謀而合。同時，《義務教育法》也讓很多能力相對不夠，能動性不足的孩子感受到了壓力和負擔。

而且我們一直是倡導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在“智”即具體學習過程中，也要求不能偏科，各種學科分數都要差不多才能達到考試的要求。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很多曆史人物的履曆或者傳記中，國文成績很好，理工類成績很差或者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對不同學科的接受能力和興趣點不同卻在成績方面被要求全面趨同也會讓學生感到負擔。

二、學習變成一種競争

當前，國與國之間從競争的角度理解教育，學校在校與校之間競争的角度理解教育，因此我們的制度也要求學生在每一個課程、每一個單元、每一個自我管理上都要獲得成功，個人的教育更是陷入了一個全面的競争狀态。競争的精神涉及到各個領域，學習本來是獲取新知以滿足好奇心，實現成就感的過程，然而在這樣的競争強度之下很難不“動作變形”。

為了滿足家長們的虛榮，孩子們不得不參與競争。從孩子出生開始就高喊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實際上是幻想讓孩子搶跑成功，就要超前學，超綱學，為了赢得競争，就隻能按照規定動作反複刷題，孩子想要“旁逸斜出”就會被扣上不務正業的帽子，求知的快樂完全被破壞，久而久之學習本身就成了負擔。

三、學習實在“衆口難調”

從真實的教育實踐上看，我們必須要認清楚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每個學生的确是有差别的，智商、情商、主觀能動性，健康、悟性包括家庭的訴求等等，也正因為這種客觀差異才構成了多姿多彩的人類社會，如果我們刻意避開這個問題去談教育或者減負，無疑是掩耳盜鈴。

如果承認了這種現實，那麼現在很多規定就值得商榷了，比如之前有個地方規定稱：如果學生寫作業至晚上10點還未完成，隻要家長證明，就可以拒絕沒有寫完的作業。我們抛去家長證明這一誠信問題不談，僅僅就10點完成作業這個問題，比如如果孩子一直玩或者邊寫邊玩，從9點才開始集中精力，那麼10點還沒有完成到底是作業的問題還是孩子的問題；或者同一個作業同樣集中精力，有的孩子一個小時就能完成，有的孩子就需要三個小時才能完成，這個怎麼算呢？

同樣道理，減負到底是減得哪些孩子的“負”？為什麼很多學校會約定俗成的出現“快慢班”這樣一個在很多宣稱“有教無類”教育家看來有些大逆不道的東西，學校肯定有升學率方面的考慮，但還有一點是，由于學生的差别客觀存在，同樣的教學對于學得快的孩子是浪費時間，對于學得慢的孩子還跟不上，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快慢班”又體現出了因材施教的合理性了。因此，我們一直提學業負擔過重卻一直沒有真正合理的參照物，所以必然會陷入“摁下葫蘆浮起瓢”左右為難的尴尬境地。

另外，多少學業才不是“負”呢？這個尺度到底是教育部門說了算，還是學校、老師、家長或者是學生說了算，比如學生的說法最有權威性，那麼多少學生這樣說才能體現出真實的情況？對于一個不想學習的孩子來說，隻要有教育這個過程，它就是負擔，如果全國有三百萬這樣的孩子，難道就把所有人的學業都停下？

2019年7月9日在中國互聯網大會上，阿裡巴巴集團的首席技術官王堅說了這樣一個故事讓人深思：杭州的機動車基本保有量大概是300萬輛，因此很多人将擁堵的罪魁就歸咎于這個龐大的數量上，結果在他主持的阿裡“城市大腦”的幫助下，人們驚奇的發現，其實平時在杭州地面上跑的車僅有20萬輛，即使是路上最擁堵的上下班高峰時刻，整個道路上的機動車也隻有30萬輛。

這完全是反常識的，卻是事實本身，更重要的是，這就把交通問題的複雜度從300萬輛降到了30萬輛，解決300萬輛是不可能的，但是解決30萬輛的難度就小的多，這與我們當前的教育治理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千萬量級中小學生的減負自然是衆口難調，但如果能夠搞清楚具體情況，分門别類，不但可以對症下藥，治理難度也大大降低。

當前有些教育規定的出台往往是基于小概率事件，比如一則反響巨大的報道或者一位教育家随手評論甚至是一些家長的呼籲，以此為基礎進行專家讨論并出台的政策必然會陷入“越鬧越得利”的話語權泥潭而導緻政策偏差。

四、學習成為一種博弈

縱觀減負政策的依據，我們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其中有官員的意見，有專家的意見，有學校老師的意見，有家長的意見，恰恰沒有孩子的意見，作為本體或者承擔者來說，這負減得有點“冤”。

我們對于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大部分來自于家長的描述、我們（包括家長）的直觀印象以及和西方“快樂教育”的比對和臆想，比如寫作業寫到很晚，比如總是睡不醒，比如書包幾乎與身高一樣高，而且很重等等，實際上，這些主觀标準是否靠譜非常值得懷疑，并不是說這是錯的，而是說不符合統計科學特别以此為基準的政策出台的要求。

更大的問題在于，以家長視角所喊出的學習“減負”很有可能夾帶私貨，變成為家長為了“減負”，減他們時間精力、精神壓力和學費支出的負擔。

這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家長作業”，因為輔導孩子作業近些年有犯心髒病的，有夫妻吵架、離婚甚至殺人的，甚至都成了百度百科上的詞條，在那裡是這樣解釋的：家長作業，指學校給孩子布置的家庭作業有的學生本人根本無力或沒有條件完成，最終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家長身上。這解釋其實沒有說到點子上，卻點出了因為學生差異導緻“家長作業”不可能根絕的原因。近期教育部門出台規定叫停這一做法，這種“勝利”與來自家長通過媒體的放大和呼籲是分不開的。

但追根溯源，家長作業其實源自于教育部門和學校一起推動的“家校共育”這樣一個“先進”的教育理念，其中膜拜的也是西方家長可以參與到孩子教育過程中的模式，可惜這種博弈與減負不但毫無關系，而且很容易讓孩子産生額外的負擔和不利的影響。

這裡無意去判斷“家長作業”的是非，但從這個案例上也能看出，我們往往過分醉心于國外的教育結果而不太在乎對方教育過程的成因以及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對于真正“負擔”的承載者，這些中小學生們，他們的真實情況、需求和承受能力是怎麼樣的，政策制定部門往往隻能依靠媒體小概率事件的斷章取義或者第三方的轉述，這麼龐大千萬量級的群體至今都是沉默而面目模糊不清的。

總之，學習之所以會變成“負擔”而需要去“減”，最重要的還是沒有尊重教育規律去教；“減負”之前我們不能聽風就是雨，而忽視了真正承載者的聲音，必須要真正了解中小學生的需求和承受能力；要尊重個體的差異性，而不能機械的将其都理解為統一輸出功率的機器，須知，“減負”是相對的，教育和學習卻是絕對的。（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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