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三軍設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晉國的軍政大權。

到晉平公時，韓、趙、魏、智、範、中行氏六卿相互傾軋。後來，趙把範、中行氏滅掉後，公元前453年又聯合韓﹑魏滅掉了智氏，晉國公室名存實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韓虔﹑趙籍﹑魏斯為諸侯。到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瓜分了晉國公室。

晉國“一分為三”後，戰國時期率先崛起的大國，則是魏國，這也是其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當時，秦國還沒有這個“覺悟”；齊國隻是個傀儡政權；楚國呢？大家都忙着内鬥。沒有外敵的虎視眈眈，魏國當然就可以安心的發展自己了。

它的地理位置，正處在當時經濟和文化相對最發達的中原地區，領地橫跨黃河，包括現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陝西部分地區。這其中，起到決定性的因素的，則是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倆，他們“聚集人才”，“因人而用”，精心打理國家，使其成為了“一霸”。

在對外策略上，魏文侯講究的是“和氣外交”。韓國和趙國都分别找過他，要借兵攻打對方。他就說：“你們都是我的兄弟，這種事情我當然不能答應。”對此，韓、趙二國開始相當憤怒，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他們好，所以，三方又坐在了一起，魏王自然就成了“盟主”。

在國家管理方面，他很是注重人才的挖掘和培養，并不斷調整自己的治國思路，将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用，讓各方面的利益達到最大的平衡。戰國的改革，從三晉開始，又以魏文侯任用李克（李悝）變法為先，其變法核心就是：“富國強兵”。

國家要鼓勵種田，積極發展農業，建設軍隊。李克頒布了《法經》，提出“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就是說“國家一定要有有效的措施，來保障民衆的生命和财産安全”。這部“法典”後被商鞅帶到了秦國，成為他以後變法的“指南”。

在《晉書·刑法志》中就有記載：“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克)... ...著《法經》。”以及“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學自“儒家”，後又成為“法家”的“開創者”。用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的《序》中的話，就是，“法學”是從“儒學”而出。

但是，儒家思想在治國時，如果，沒有“法治手段”，就談不上真正的“務實”。這在以後的曆史中也被證明了。如：李世明和賈誼，都是“崇尚儒學”之人，但是，在政治作為上，依然有“法學”痕迹可循。

追根溯源的話，就是從李克這裡開始的。他是魏文侯的老師，《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收錄”了他的一件趣事：

一天，魏文侯請教他如何挑選“國相”，當時，有兩位候選人，魏成與翟璜。他沒有直接給出答案，隻是說了說自己“如何看人”。

他說了五條标準：

第一，看其平時和誰走得近。

第二，看其富貴時交往的朋友。

第三，看其顯赫時，會保舉誰。

第四，看其困難時，不做哪些事情。

第五，看其貧窮時，不掙哪些錢。

魏文侯聽聞後，心中已經有了答案，非常高興他的老師教給了他這套“識人之術”。他的這套“用人理論”就是兩點：

1、行動比說的重要；

2、人可以按“群”進行分類。

他教完學生就打算回家了，剛出門，就碰到了翟璜，笑着問他：“聽說國君今天要定下國相了，是誰呀？”他很直接：“我猜啊，國君應該看好魏成。”翟璜的臉立刻就拉下來，很是不忿：“我哪裡不如他？”

那麼，二人的差距究竟在哪裡？

魏成用自己大部分的收入，廣納天下人才，向國君推薦的蔔子夏、段幹木和田子方，都是赫赫有名的儒學高人。其中，蔔子夏師從孔子，擅長“文學”。後來，有人甚至說他和其他門人編撰了《論語》。他在魏國傳播思想時，自成一派“西河學派”，也培養出不少人才。李克推崇“法學”，同時，又研究“儒學”，未必沒有他的影響。

統治者真正開始“奉行”“儒學”，可以說，是從魏文侯起了頭。他從子夏那學習經藝，請教不願為官的段幹木如何管理國家，聘田子方為客卿，他就是子貢的入室弟子。魏文侯的這些舉動，在當時各諸侯國中引起不小的反響，并“得譽于諸侯”。在《史記·魏世家》就說了一則故事，秦欲向魏宣戰，被人阻止了。

理由就是：魏國的國君尊敬人才，善待國人，舉國齊心，此戰未必能赢。

當然，翟璜也推薦了一些人才，如：吳起，西河郡守名将；如：西門豹，将邺地治理相當好；如：大将樂羊，拿下中山國，包括屈侯鲋，這是太子的老師。

但是，一對比，就可看出二人的“高下”了。

前者推舉的人才，不但有道德上的優勢，而且，看事情的視野更加開闊，格局更大。後者推薦的人才，就具體事情而言，做的非常優秀。但是，魏文侯更需要的是，能“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的人，是可以成為他老師的人。所以，翟璜輸就輸在了“識人”的“高度”上。

李克就認為，國家不但需要各種領域的專家，還更需要可以讓統治者提升其自身認識的“老師”，這就是所謂的：“五常異禀，百行殊軌，能有兼偏，智有短長。”

一日，魏文侯與田子方一起用餐，聽着伴奏，然後，說話了：“我咋覺得這左邊的鐘聲，音量高些呢？”

田子方笑笑不說話。

國君不明白了：“我說錯了？”

他這才開口：“為臣聽說，為國君者，重心應放在如何識人，而不是識别聲音。如今，看國君您心思放在了‘聲音’上，為臣很是擔心，這會影響您對官員的判斷。”

他的意思是：領導者的注意力應是觀察“人”是否合适，而不是去“評論”一兩件具體事情，這也就是管理的精髓了。

一次，魏擊（魏武侯）在路上遇到田子方，下車行禮，他沒有還禮，魏擊不悅，沖着他大聲說：“是富貴者可以高傲呢？還是貧賤者？”

他很是平靜回答：“隻能是貧賤者。你看看那些諸侯國，以及士大夫們，無一不是由于‘高傲’失去了其國家和封邑。最後，再拿回來，談何容易？我一介貧賤之人，到哪還不是一樣？”

魏擊這才明白過來，連忙謝罪。

他這種教育太子的方式，值得人深思。作為一國之君，就應該比他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會有所擔當，自己的國家才會更加繁榮。

在《稽古錄》卷十六《曆年圖序》中，司馬光闡述了“五種”統治者：

“創業”、“守成”、“陵夷”、“中興”和“亂亡”。

區分他們的，不是能力高下，而是自我管理能力的高下。

司馬光認為：對于中等才能的領袖者而言，如果，可以很好約束自己，至少不會讓自己的“家業”墜入衰敗。

魏文侯治理國家，很有自己的一套經驗，也讓後人看到了其成效。這些，不但成為了後來中國帝君們學習的“範本”，也給了現在的我們很好的“案例”：要走到更高的平台，首先要做的就是學會管理自己，這樣才會有機會和能力管理更宏偉的事業。

參考資料：

【《三家分晉》、《晉書·刑法志》、《先秦諸子系年》、《史記·魏世家》、《資治通鑒》、《稽古錄》卷十六《曆年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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