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代表作《飲酒二十首》（其五），是古今傳誦的名篇。全詩如下：“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結尾二句，富有哲理，韻味悠長。這兩句詩，顯然受到了《莊子·外物》的影響：“荃（按：竹制捕魚器具）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按：捕兔的工具）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唐代成玄英疏雲：“夫得魚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猶玄理假于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絕。”意思是說，人們用語言來探究和表達玄理真谛，一旦獲取了玄理真谛，那麼語言也就沒有意義了。對陶淵明此詩繼承莊子哲學而達到的悠遠境界，我曾做過這樣的探讨：“在他看來，宇宙自然的‘真意’，遠不是人類智慧的怨言所能窮盡的，既然如此，莫不如采取莊子所謂‘得意忘言’的态度。”這樣說來，應該大體不錯。陶淵明本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之人，當他在那個菊花綻放、雲淡風輕的秋日傍晚，看到暮霭漸漸降臨、倦鳥開始歸林的南山（即他家鄉附近的廬山）景色，感受到自我心靈與自然風光的渾融交彙，體驗到一種無法言傳的靜谧安詳的情境，于是留下了“欲辨已忘言”的感歎，也留下了這首令人難忘的佳作。

但是，沈從文先生的遺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見南山”》，卻另辟蹊徑，提出了新穎獨到的見解，為人們更深入地理解認識陶詩意蘊，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啟示。

沈氏此文，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對“南山四皓”稱謂出現時間的辨析。他根據兩件出土文物，一件是在朝鮮發掘的西漢末東漢初年漢墓中出土的長方形竹筐，在一隻角上繪有四位高人，旁有隸書題識：“南山四皓”。另一件是河南鄧縣南朝大墓裡出土的浮雕大長方磚，其中一塊上有浮雕人像，旁有楷書題識：“南山四皓”。從而表明，在那個時期，無論是讀書人還是民間工匠那裡，都已經出現“南山四皓”的稱謂了。

關于漢高祖劉邦晚年欲廢太子、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出山輔佐太子保位登基的史事，最早見于《史記·留侯世家》。不過其中隻說“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隻寫出四位老人的名号（東園公、甪裡先生、绮裡季、夏黃公），并無“四皓”的雅稱，既未說明他們隐于何山，也未說明他們出于何時。“至于四皓姓氏及其籍貫，《史記》《漢書》均漏載，直到南北朝典籍中才開始出現具體的說法。”

那麼，他們出于何時呢？寫作《資治通鑒》的司馬光也不敢肯定：“四皓來，不得其時，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據此，則當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底之前。而他們又隐于何山呢？這個疑問，則與沈從文提出的話題直接相關。《漢書·王吉傳序》曾講到他們“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據此則可知是在商山。商山是終南山的支脈。康保成經過深入勾稽史料，指出：“南山，即終南山，位于長安之南約五十裡，從西向東，橫貫鳳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鄠縣、長安、鹹陽、藍田等縣境，約八百裡。……南山是山脈名，非具體山名，大約相當于今天所說的秦嶺。商山是南山的支脈，秦末漢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山。”

對此四位老人，史上有“南山四皓”和“商山四皓”兩種稱謂。那麼，兩者孰先孰後呢？沈從文提出“南山四皓”的稱謂出現在前。劉翠、劉石在廣泛征引史料之後指出：“南山即終南山也。……終南山綿延八百裡，商山為其支阜。……稱‘商山四皓’者為詳言之，稱‘南山四皓’者乃統言之。”他們還認為：“至于‘商山四皓’聯綴成詞，則大約以三國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贊》為較早。” 如此，則據現存文獻，“商山四皓”稱謂的出現，應是晚于沈從文所舉“西漢末東漢初年”出現的“南山四皓”的稱謂了。

第二層，也是此文中真正新穎之處和重點所在，則是其如下論述：“多少年來學人論陶詩時，喜歡引‘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于這兩句詩的理解，大緻多以為這十個字顯得陶淵明生活态度多麼從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懷累心。東籬采菊是實，所以南山也不盡虛。”而沈氏把陶詩與出土文物相參證的結果，得出了這樣的看法：“原來淵明所說‘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并沒有真見什麼南山！”

在我看來，若說陶淵明這首詩裡“并沒有真見什麼南山”，不免求之過深了。丁福保注雲：“南山，指廬山而言。”考慮到當時陶淵明就隐逸于廬山腳下的故裡浔陽（今江西九江）柴桑，丁氏之注是合乎情理的。僅從常理而言，隻要看看詩中所寫“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後面還寫到巍峨的山間暮霭漸起、倦鳥歸來的景象，如果不是身臨其境、親眼所見、有感而發，哪裡寫得出這樣真切生動、情景交融的詩句來！以性情超脫平淡的陶淵明，秋日傍晚在自家門前飲酒作詩，撇開眼前所見、日常生息于其下、充滿了親切感的廬山不寫，而直接去寫遠在幾千裡外、自己平生未曾涉足的商山，的确是不可想象的。《飲酒二十首》（其七）中亦雲：“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觞雖獨盡，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複得此生。”同樣寫道了采菊、夕陽、歸鳥等意象，雖未直接提到“南山”，但所觀賞的顯然是同一景象，正可與前一首詩相參照，可見這都是詩人日常所見的即景寫實，并非另有所思、虛構而成的。何況陶詩中其它兩處寫到“南山”的，也與此情況全然相同。如《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逯欽立注雲：“種豆南山，是即事，也是用典。表示唾棄富貴，種田自給。《漢書·楊恽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鬥，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雜詩十二首》（其七）：“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逯欽立注雲：“南山，指廬山。舊宅，當指陶氏墓地。”逯氏所注，是可信的。這裡的“南山”，顯然不可能是相隔千裡之外的當年四皓隐居的商山，而隻能是作為實際場景出現的、與詩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背景，亦即丁福保所謂“指廬山而言”。一個詩人作品的思想、情感、意象、語彙，在同一時期、同一主題之下，往往具有内在的一緻性，成為我們解讀其作品意蘊的重要鑰匙。陶詩此處即是一例。

其實，“南山”一詞，古已有之。但各地使用此名時，所指的并非同一座山。早在《詩經·小雅》中，如《天保》、《斯幹》、《蓼峩》、《信南山》、《節南山》等産生于王畿地區的詩篇，固然多指終南山，所以嚴粲《詩輯》雲：“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從《天保》祝君、《斯幹》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王應麟《詩地理考》引《括地志》雲：“終南山，一名南山。”但其它地方的“南山”，則各有所指，并非一山。如《齊風·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傳：“南山，齊南山也。”這是在齊國境内（今山東臨淄縣南，也叫牛山）。《曹風·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南山，曹南山也。”王先謙《集解》引《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裡。”到了漢魏晉時，詩人們寫到“南山”，往往是取其抽象意義，泛指一般的大山而言。如《孔雀東南飛》：“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豔歌行》：“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鳥生》：“阿母生雞子時，乃在南山岩石間。”《梁甫吟》：“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曹丕《陌上桑》：“登南山，奈何蹈盤石。”左芬《啄木鳥》：“南山有鳥,自名啄木。”幹寶《搜神記·紫玉》載其歌：“南山有烏，北山張羅。”與陶淵明同時而稍後的大詩人謝靈運《日出東南隅行》詩雲：“柏梁冠南山，桂宮耀北泉。”此“南山”當是泛指；而其《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中的“南山”，則在浙江紹興嵊縣（今嵊州）。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些篇章中，“南山”一詞雖多系泛指，但都不包含字面之外的某種寓托，沒有人會引申到“四皓輔政”的微言大義上來。

另外，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東晉鄱陽郡鄡陽縣（今江西九江都昌縣）人,後徙居廬江尋陽（今江西九江西）。據《都昌縣志》記載：“晉時都昌名鄡陽，公元304年前屬鄱陽郡，304年劃歸浔陽郡，故史籍稱陶侃為浔陽人，亦有稱為鄱陽人。”都昌亦有“南山”。宋代大詩人蘇轼《過都昌》詩雲：“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台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此詩雖出自宋代人之手，但此地有此山，自無疑義；而其稱為“南山”，亦當是由來已久的。而蘇轼詩中這個與都昌縣一水之隔的“南山”，指的顯然就是巍然聳立于贛北地區的廬山，也就是陶淵明詩中“悠然見南山”的“南山”。從廬山含鄱口可以俯瞰鄱陽湖，從鄱陽湖畔當然也可以遠眺廬山了。由此可知，陶淵明、蘇轼詩中所寫，無疑是親眼所見的實景了。

在陶淵明時代，柴桑附近的“南山”（亦即廬山）或稱作“南嶺”、“南阜”、“南嶽”。陶淵明《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其一雲：“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誰言客舟遠？近瞻百裡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将焉如！”詩中叙述了自己從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出差歸來、乘舟沿江而下、卻在距離家鄉百餘裡的地方被風所阻、無法前行的經曆，抒發了企盼盡早回到親人朋友身邊的迫切心情。這裡所謂“南嶺”，顯然即是位于其家鄉（“舊居”）附近的“南山”（亦即廬山）。所以，逯欽立注雲：“南嶺，指廬山。惠遠《遊山記》：‘自托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峰，北眺九江。’”又如其《遊斜川》詩序雲：“辛醜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複乃為嗟歎。”此處所寫詩人在攜三二鄰人同遊斜川時，看到附近的“南阜”，亦如逯欽立所注：“南阜，南山，指廬山。”再如，南朝宋顔延之《靖節征士诔》雲：“有晉征士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這裡所謂“南嶽”，同樣即是陶淵明詩中屢次出現、與其生活場景密切相連的“南山”，亦即廬山。總之，“南嶺”、“南阜”、“南嶽”這些稱呼，未必即是固定的名稱，但它們作為 “南山”的别稱而存在，亦足證“南山”（亦即廬山）的名稱由來已久。

綜上可見，前人把陶淵明“悠然見南山”句中的“南山”，指為“廬山”，絕非信口漫言，而是極有根據的準确解釋。

至于“商山”一詞，陶詩中亦兩見，都與 “商山四皓”的隐逸事迹、以及對他們的企慕之情直接相聯。如《桃花源詩》開篇雲：“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绮（按：即夏黃公、绮裡季）之商山，伊人亦雲逝。”這是把“商山四皓”和“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的桃花源中人同等看待了。《贈羊長史》後半篇雲：“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绮與甪（按：即绮裡季、甪裡先生），精爽今何如？紫芝誰複采？深谷久應蕪。驷馬無贳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同樣是贊歎“商山四皓”避世獨善的風操，表達自己安貧樂道、“貧賤有交娛”的情懷。這恰好表明，凡涉及這類情事，詩人都是徑用“商山”一詞來指稱，而且表達的都是企慕他們避世隐居、不與世事的隐士風範，看不出對他們後來應召輔佐太子的“輔政”活動有何相幹。這表明，陶淵明心目中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潔隐逸之士的典型，而不包含出山輔政的因素；這也表明，在陶淵明的詩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義、語境不同的。

為了進一步探讨，這裡不妨提出一個疑問：既然“南山四皓”稱謂出現在前，“商山四皓”稱謂出現在後，那麼，人們為什麼要用後者取代前者呢？在我看來，乃因“南山”的意思已經被極大地泛化了，不再是終南山的專稱，而往往泛指一般的大山；同時，各地也多有本區域範圍内的“南山”，與終南山的“南山”不易分辨。所以，為了準确起見，後人使用“商山四皓”的稱謂愈來愈多，逐漸取代了“南山四皓”的稱謂。而在此過程中，陶淵明應是較早注意區分兩者的詩人之一。

有鑒于此，沈從文認為“淵明所說‘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并沒有真見什麼南山”，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既然這樣，為什麼又說此文很有啟發意義呢？在我看來，陶淵明在《歸園田居》（其三）所寫“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南山”，《雜詩十二首》（其七）所寫“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的“南山”，全然是生活場景的實寫；而《飲酒二十首》（其五）所寫“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南山”，雖也同樣是生活場景的寫實，但帶有更深一層的意味，即詩篇末尾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為了探讨這“真意”的底蘊，可與《贈羊長史》一詩加以比較。《贈羊長史》一詩，是宋安帝義熙十三年（417）陶淵明贈給友人羊松齡的詩篇。當時太尉劉裕北伐姚秦，攻克長安，執秦主姚泓歸建康受誅。江州刺史左将軍檀韶派遣羊松齡前往關中稱賀，詩人作此詩以贈之。他在詩中請友人途徑商山時，一定要停留一下，代表自己向“商山四皓”的魂魄緻敬。詩中表達了富貴未必能遠禍、貧賤照樣可歡樂（“驷馬無贳患，貧賤有交娛”）的思想，末尾兩句自己在千載之下，對四皓懷有深深的無限敬仰，言不盡意，永在心頭（“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陶淵明像

《贈羊長史》末尾兩句，讓我們馬上聯想到《飲酒二十首》（其五）末尾那兩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二十首》組詩，“作于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飲酒》二十首均作于同年秋天。”其中多次寫到：“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绮。”（其七）“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其八）“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其九）“杜門不複出，終身與世辭。”（其十二）這實際上反映了作于同一時空條件下的組詩，在思想情感意蘊上的内在一緻性。這種堅持避世隐居、不與世事的态度，和《贈羊長史》是完全一緻的。因此可以認為，《飲酒二十首》（其五）末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二句，與《贈羊長史》末尾“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二句，意思是可以互證的。“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不就是“言盡意不舒”的“意”嗎？兩首詩中的“真意”或“意”，都包含着堅持節操、不同流俗、安貧樂道、遠離塵嚣的超拔态度。不過，前者的“真意”，首先是從詩人自己親眼所見的南山（廬山）景色中，引發出人與自然相融彙、心境自由恬靜的精神體驗，如逯欽立所謂：“真意，自然意趣。《莊子·漁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同時，也隐含着企慕四皓等人隐逸之風的意味在内，因為隐逸本身即是順乎自然、天人融合的行為。朱文通認為：“陶淵明為什麼那麼‘悠然”呢？筆者認為可能是他面對南山，聯想到隐居商山的‘四皓’，并以自況，這是因為他常常提到‘南山’‘绮與甪’‘黃绮’乃至‘夷叔’等，面對南山自然可以聯想到‘商山四皓’。”講得頗有道理。當然，與其說“自況”，不如說“企慕”更确切些。另外，應該強調的是，其中的“真意”，既包含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質性自然、非教勵所得”的純任自然的哲理沉思，也包含着“且當從黃绮”、“遠我遺世情”、“吾駕不可回”、“終身與世辭”的遺世獨立的人生追求，是自然觀和人生觀的渾融統一。而後者的“意”，則屬于懸想期盼之詞，是請友人代為到商山向四皓的魂魄表達敬意，抒發自己對自由心境的追求，更側重于人生追求（或人生觀）方面。其實，請身在宦途、受命遠路前去祝賀劉裕煌煌戰績的友人順路憑吊高蹈遠遁的“四皓”遺迹，本身即表明了一種迥乎不同的人生追求。但是，兩首詩中所流露的精神底蘊（即“真意”或“意”），則又是内在一緻的，這也使陶淵明精神世界最深沉、最根本的氣質個性，得以充分呈現出來。

陶淵明彈琴

我曾指出：“古來往往有些隐士，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仕途失意、暫栖林岩，常把隐居看作暫時的被動行為。陶淵明則不同，他歸隐田園，是要順應其‘自然’性格，徹底擺脫投身于社會政治活動所必然造成的精神壓抑和心靈羁絆，以尋求自己生命存在的最适宜的方式，而不是有意識地以此作為對抗現實的手段，或待價而沽的籌碼。正如蘇轼所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隐則隐，不以去之為高。……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淡泊于功名利祿而無所矜持，一切都真誠自然而毫不做作，陶淵明獨特的性格魅力，正是蘊含在這裡。”沈從文此文所給予人們的一個啟示，就是更加深化了這樣的認識。過去談論陶淵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兩句詩以及整首詩，多從老子“大音希聲”、莊子“得意而忘言”以來的道家哲學，以至于魏晉時代“言盡意”（以及“言不盡意”）的玄學思想這一傳統中追溯淵源，這固然有其道理；但今天看來，還應該從商周之際“隐于首陽山”的伯夷、叔齊、秦漢之際隐于終南山的“四皓”等高蹈遠遁之士的隐逸傳統中揭示源流。正如王叔岷所言：“陶公人德、詩品、意境極高，故極重意字。第十二首：‘人當解表意。’贈羊長史：‘言盡意不舒。’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寄意一言外。’五柳先生傳：‘每有會意，欣然忘食。’皆其驗也。‘此中有真意，’緊承‘飛鳥相與還’而言。陶公固‘倦飛知還’者，歸園田居之一：‘久在樊籠中，複得返自然。’蓋即此所謂‘真意’耶！”隻有把領悟宇宙真谛的自然觀和追求心靈自由的人生觀緊密結合起來，才能更深入地認識陶淵明的精神特質和詩歌境界，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之所在。

最後，還想指出一點。沈從文這篇遺文，“寫作年代不詳”， 在他生前未曾發表過。這當然不是沒有發表的機會，而應是自感文章還不夠成熟，所以不願輕易發表。今天看來，此文結合出土文物來進行文史研究， 方法是很科學的；提出的問題富有啟發性，飽含創意和靈感。作為一篇學術随筆，已是比較完整的了。但是，如果從學術探讨的角度看，則其中的論證還不夠充分，支撐材料還不夠豐富，第一層意思較為合理，第二層意思還不夠令人信服，還有待商榷。這應是他一直視之為未定稿、始終不願發表的原因吧。果真如此，那麼這種審慎嚴謹的治學态度，也是彌足珍貴、令人欽佩的。由此，讓人聯想到如何對待大師們生前未曾發表的遺文手稿的問題。最近，陳平原以《章太炎全集》為例，談到“為何以及如何編‘全集’的問題”,指出：“對具體作者來說，出全集不一定是好事。把能找到的東西都放進來，表面上很豐富，實則引起過分蕪雜，反而降低了水準。” 沈從文這篇遺文已被編入“全集”和多種文集了。當然，此文并非上述情況，而是富于探索性和啟發性、很有價值的。但它的最大意義，還不在其結論的确切不移，而在其貫徹“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的可貴實踐， 以及跳出藩籬、打破常規、自出機杼的勇氣和努力。在此基礎上，近年來一些功底紮實、史料豐富、論證缜密的新成果陸續推出，有力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學問之道，薪火相傳。從文先生泉下有知，亦當含笑吧！

本文原載《學術研究》2015年第4期。

轉自“光明文學遺産研究院”公衆号，僅作學術分享，若有侵權，敬請聯系。

作者簡介

郭傑，現任深圳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廣東省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教育部中文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廣州歐美同學會副會長，肇慶市人民政府顧問。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主要方向是中國古代詩歌藝術與詩學理論。在中國上古詩歌（特别是《詩經》、《楚辭》）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著有《古代思想與詩的世界》、《屈原新論》、《白居易詩歌精解》、《白居易小傳》、《元好問》、《先秦詩歌史論》（與李炳海、張慶利合著）、《周族史詩研究》（與張松如合作）、《搜神記選》（與郭廣偉合作）等書。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