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條獨一無二的北京中軸線?對于大衆而言,北京的中軸線到底是什麼?它是怎樣産生,又是怎樣演進,最後形成了這條貫通北京全城的中軸線?作為統領北京老城的脊梁,它又将如何被保護和管理,如何與北京老城的整體保護相結合……面對這一系列問題,北京曆史地理研究專家朱祖希在《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一書中給出了他的闡述,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有一條獨一無二的北京中軸線?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對于大衆而言,北京的中軸線到底是什麼?它是怎樣産生,又是怎樣演進,最後形成了這條貫通北京全城的中軸線?作為統領北京老城的脊梁,它又将如何被保護和管理,如何與北京老城的整體保護相結合……面對這一系列問題,北京曆史地理研究專家朱祖希在《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一書中給出了他的闡述。
以下内容節選自《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朱祖希 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都城中軸線”
1959年夏,我國的考古學家們對傳說中的夏人活動地區—“夏墟”,即今河南西部的偃師二裡頭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通過半個世紀的持續發掘,在這裡發現了面積達10餘萬平方米的宮城,四周有牆(寬2米,殘高0.10~0.75米),牆外有環城大路,寬10~20米。宮城内發現兩組排列有序的宮殿建築,并且是以單體建築沿着與子午線大體一緻的縱軸,有主有從地組合為對稱布局的建築群。這座始建于3600多年以前的宮城方正、規整。它和它周圍的其他大型建築一起構成了整個都邑的核心。雖然其面積僅是故宮的1/7左右,卻是中國最早的沿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是後世中國古代宮城的“鼻祖”,是我國最早的“紫禁城”,也是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
“在古代中國,‘國’是‘城’,或者‘邦’的意思。一個邦國是以都城為中心,和周圍的農村結合在一起的。‘中國’就是‘中央之城’或者‘中央之邦’的意思。”洛陽盆地是最早的“中國”區域,二裡頭則是這個區域内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也就是最早的“中國”。(《北京日報》2011年12月12日《3600年前大型宮室建築現身》)而“沿着與子午線大體一緻的縱軸”并由此往外延伸的大道,也就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都城中軸線”。
二裡頭遺址一号宮殿區鳥瞰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商代都城曾幾經變遷,其最後的二百七十三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省安陽小屯村一帶。其宮室雖說是陸續興建的,但都是以單體建築沿着與子午線大體一緻的縱軸線,有主有從地組合成較大的建築群。換而言之,在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宮殿建築常用前殿、後寝,并沿軸線縱深對稱布局的方法規劃建造。這在奴隸社會的商朝後期就已在後宮的建設中略具雛形了。
據李燮平《“五門三朝”與明代宮殿規劃的若幹問題》所述,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記載了周王城的制度“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現存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城址如晉侯馬、燕下都、趙邯鄲王城等,都已有了在中軸線上築以宮室為主體的建築群,兩側再布以整齊規則的街道,與《周禮·考工記》所載的“王城制度”大體相符。周宮室外部有為防禦和揭示政令的“阙”,且設有“五門”(臯門、應門、路門、庫門、雉門)和處理政務的“三朝”(外朝、治朝、燕朝),即所謂的“五門三朝”,且為後世所沿用。其中,阙在漢唐間依然使用,後來逐步演變、附會為明清的午門。
西漢長安城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商業中心,也是自商周以來最大的城市。城的東、西、南、北各有三座城門,每門開三個門洞,各寬八米,與《周禮·考工記》所載的以車軌為标準修築的道路寬度基本相符。其中貫通南北的大街寬五十米,長五千五百米,其間還有寬二十米的馳道,專門供皇帝出巡使用。大街的兩側則築有排水溝,溝外又有各寬十三米的街道。
西漢長安城示意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隋唐長安城總結了漢末邺城、北魏洛陽城規劃建設的經驗,将太極宮(皇帝聽政、居住之所)置于全城的北端并以承天門與全城的正南門明德門間所形成的寬一百五十米的中央大道(朱雀大街)作為統領全城的“中軸線”。然後,再以縱橫交錯的棋盤或道路,将全城劃分成一百零八個裡坊。宮城置于全城最北的中部,其南是皇城。其中心部分的建築布局,則依據左右對稱的原則,并附會《周禮》所載的“三朝制度”,即以宮城的正南門承天門為大朝,太極殿、兩儀殿為日朝、常朝,沿軸線建門、殿數十座。宮殿建于龍首原高地,居高臨下,勢如建瓴,使皇宮更顯出皇權至上的威嚴,也使整座長安城的建築高低錯落,氣勢恢宏,既增加了長安城的立體感,也充分顯示出了它的政治主題。
唐長安城示意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其都城東京(開封)城的平面布局、城市風貌等既有繼承,又有其獨特的地方,即從大内正門—宣德門,出朱雀門,直奔外城的正南薰門,這條寬三百米的禦街,即是統領全城的“中軸線”。特别是由皇城、内城、外城形成的層層拱衛的格局,為後世所效仿。
北宋東京城示意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12世紀初,金在占領了遼的陪都—南京(燕京)城之後,又在天德五年(1153)正式遷都至南京,并擴其東、南、西三面,改稱中都城。北京成為一代王朝的首都由是開始。整個中都城的規劃建設完全是以北宋汴梁(開封)的制度,将南京城改、擴建而成的。城中有一條南起外郭城的正南門豐宜門,北上過龍津橋,進皇城南門宣陽門、千步廊,進宮城南門應天門、大安門、大安殿、仁政殿,出拱辰門,直達北端的通玄門。從金中都城的複原圖上可以看出其整體布局,在中軸線的東西兩側并不對稱,但仍遵循“中軸突出,兩翼對稱”的原則并為後世所繼承。
元大都城中軸線的确定
蒙古至元元年(1264),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稱“汗”,即元世祖。元初,都城在開平(今内蒙古自治區多倫附近)。但是,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原燕京的地位日趨上升。特别是他胸懷滅亡南宋、統一中國的雄才大略,将其都城南移的願望也日益強烈。蒙古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派劉秉忠來燕京相地,後決定放棄燕京舊城,而在其東北郊以原金代的離宮—大甯宮(瓊華島)為中心興建新都,即元大都。
我們從中國曆代都城演進軌迹的研究中得知,元大都城是中國曆史上繼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宋東京(開封)之後,又一座在平原地營建的都城。它們都傳承我國古代都城規劃布局的理念和手法,采用中軸線對稱布局,以突出都城的主要建築群—王城和宮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繪制的《大都平面複原圖》上可以看出,元大都城南北半城各有一條“軸線”:南半城的中軸線南起麗正門,中經棂星門、崇天門、宮城(包括大明殿、延春閣)、厚載門、萬甯橋,抵中心閣,長3.9千米,可稱其為“大都城規劃建設中軸線”;北半城軸線南起齊政樓(鼓樓),北至鐘樓,可稱其為“大都城幾何中分線”。
那麼,這元大都城的中軸線到底是怎麼确定的呢?
“世皇(忽必烈)建都之時,問于劉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為向以對。上制可,遂封為獨樹将軍,賜以金牌。”(《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這是記載在熊夢祥的《析津志》中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當元世祖問劉秉忠定大内的方向時,劉秉忠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面的大樹為基點,向北延伸作為大内(即宮殿)的軸線,并得到了元世祖的認可。
這“第三橋”原是金中都城北護城河(其上遊即金口河)向東名為“閘河”上的第三座閘橋,其位置相當于今人民大會堂迤西新簾子胡同附近。“第三橋以南一樹”大約在今天安門廣場正中偏南的位置。
原來古人立“社”,象征着土地的權屬,即社主。也因于此,凡是城市乃至村鎮,都建有社坊或社廟祭祀“社主”。而早期的“社主”就是一棵大樹。以樹定位,也含有建造新都,立社安邦的意義。
侯仁之先生則認為,“大都城規劃的起點,嚴格地講,就是海子橋(即萬甯橋),也就是現在的後門橋。因為海子橋的選址決定了全城的中軸線,是緊貼着湖泊的東岸定下來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認為,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已發表的《大都平面複原圖》,用作圖法進行分析:如果就大都城的四角畫對角線求其幾何中心,則可發現它正位于鼓樓處(元稱齊政樓)。在鼓樓正北方,于光熙門至崇仁門之間的中分點位置建有鐘樓。将鐘、鼓樓連以南北大街,并向北延伸至北牆,形成全城的幾何中分線。從圖上還可以看到宮城的中軸線并不在這條幾何中分線上,而是向東移了一百二十九米。宮城中軸線自宮城正門崇天門向北延伸,穿過主殿大明殿、延春閣,直抵北門厚載門。這條宮城的中軸線向南延伸穿過皇城棂星門和南牆上正門麗正門,向北延伸到正北方的萬甯寺中心閣,形成了大都城南半城的規劃中軸線。
大都平面複原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就上圖分析,城市的規劃軸線偏在城市幾何中分線之東一百二十九米處,是由地形條件造成的。大都的西城牆,因要包納海子于城内,隻能在這個位置上。在大都的東牆之東,當時尚有若幹大小水泡子(池沼),東牆也難再向東移。但這條幾何中分線西面距太液地(北海、中海)太近,隻有二百三十米左右,若即以其為宮城中軸線,則宮城之寬要比現在窄三分之一左右,過于逼窄,遂不能不向東移一百二十九米,約合四十一丈。為了在城市規劃中同時标明幾何中分線和規劃建設中軸線,遂在幾何中分線處建鐘鼓樓,而在規劃中軸線的北端遙對宮城各主要門殿建中心閣。這種在城市南半部強調規劃中軸線,同時又在城市北半部強調幾何中分線的處理方法,說明在規劃大都時很仔細地考慮了規劃中軸線不得不東移的情況并給以巧妙的處理,對二者同時加以強調而不偏廢。
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徐蘋芳等人曾以考古勘探手段鑒定元大都中軸線的位置。他們從舊鼓樓大街向南,越什刹海、地安門西恭儉胡同一帶到景山西門至陟山門大街一線上,按東西方向由北向南排探過六條探坑,均未發現元代路基土。然後,他們往東在今地安門大街上鑽探。結果,在景山北牆外探出東西寬約二十八米的大街路基一段,在景山壽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築物基址;又在景山北麓下探出元代路基,證實從鼓樓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軸線大街,與今天的地安門南北大街是重合的,壽皇殿前的基址正是元宮城北厚載門的基址。這就完全證實了元大都城南半城規劃建設中軸線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這條中軸線上。同時,也證明了明宮紫禁城又建在了元大内的舊址之上(單士元:《我在故宮七十年》)。
源自東北“白山黑水”的滿族
全盤地繼承了明北京城
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奪取帝位,改年号為“永樂”,明永樂元年(1403)即升北平為“北京”,并封陳珪為泰甯侯,使執掌北平都司,即“北平八府駐軍”的最高統帥。明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召集百官議建北京宮殿,并命陳珪“督軍民匠造磚瓦”,以備營建,更命工部“征諸色匠、諸衛選軍士、各布政司征民丁,以期明年五月聽征”,從而揭開了建設北京城的序幕。明成祖特令陳珪“掌北京繕工事”、鑄繪印信、專立衙門,其“制如都督府,下設經曆、都事諸員”,實即今工程總指揮。
明中都遺址鳥瞰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據《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永樂初建北京都城宮殿時,很大程度上是以南京宮殿為藍本的,而且“ꢀ高敞過之”。但實際上,卻是以安徽鳳陽中都皇宮的規模、體制為藍本營建的。
我們可以從宮殿的布局上來看。明中都宮殿在萬歲山之南,北京紫禁城之後(北)亦築有土山,且亦名萬歲山(清改稱景山);中都皇宮左右有日精山、月華山,但均為小山,北京紫禁城的左右雖無小山,卻在宮中置以日精門、月華門。而北京紫禁城從午門到外朝的三大殿這一坐朝之地,與中都皇城更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但是,明北京城的規劃建設不管是以明南京城為藍本也好,抑或是以明中都城為藍本也罷,都仍是以原元大都城的規劃建設中軸線為基準進行的。元大都故宮雖被拆除了,但蕭洵的《故宮遺錄》将其記錄了下來。明朝對大都城的改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元朝宮城的舊基上稍向南移,建成新的宮城。這就是現在故宮博物院的所在地。紫禁城南面正中的午門和北面正中的玄武門(清改神武門),以及城内最主要的宮殿建築,即象征最高統治中心的前朝三殿(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後又改稱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清改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後宮三殿(乾清宮、交泰殿、坤甯宮),一律居中建造在全城的中軸線上。其他次要建築,則都嚴格遵守對稱排列的原則,配置在中軸線的左右兩邊。
第二,由于紫禁城的南移,舊日皇城及大城的南牆也都逐次南移,從而也決定了承天門(清天安門)和正陽門在中軸線上的位置。
第三,利用午門以外紫禁城和皇城之間新開拓的空間,仿照明初南京城的規制,在中軸線的左右兩旁,分别建了太廟和社稷壇,仍保持着“左祖右社”的古制。這樣,不僅使原來大都城孤立在東西兩城的這兩大建築群,取得了與紫禁城的直接聯系,而且還大大地突出了中心大路的分量,增加了承天門(天安門)到午門之間的深度。與此同時,又在社稷壇以西開鑿了南海,擴大了皇城中的水面,增添了宮殿的靈秀之氣。
第四,利用承天門(天安門)和大明門(在正陽門内,清改大清門)之間的擴建部分,遵照唐宋以來的傳統,把直接為封建帝王集權統治服務的中央官署,沿着宮廷前方的中軸線,對稱排列在東西兩邊。這一布局既徹底改變了大都城内元代中央官署的分散狀況,也進一步加強了中心大路的縱深感。至于大明門和正陽門之間的這一段距離,則保留下來作為東、西兩城東西往來的通道,即棋盤街。
第五,在相當于元代中心閣的位置上,分别建築了鼓樓、鐘樓,南北相望,作為中軸線新的“端點”。另外,又在正陽門外以南,東西兩方在相對稱的位置上建造了天壇(東)和山川壇(西,最初也叫地壇,後來又改稱先農壇)。及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加築外城之後,全城的中軸線便更向南延伸,經過天壇和山川壇之間,直到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門。這樣,全城明顯可見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北至鐘樓,全長7.8千米。
第六,最後必須提到的是在紫禁城北面,利用宮城南移後的空間,又沿着全城的中軸線,在距離大城南北兩牆的中心點上堆築了萬歲山(清改稱景山)—一個人為的制高點。這樣,萬歲山又代替了中心閣在元朝大都城内的位置,從而标志了改建以後北京城的中心。登臨萬歲山之上,足以俯瞰北京全城。它在全部的宮城建築上,雖沒有明顯的實用價值,卻具有突出的象征意義。它企圖在一種類似幾何圖案所具有的嚴正而又均衡的平面布局上,憑借一個巍然矗立的立體造型來顯示出:這裡正是封建帝王統治的中心。這種從三維空間來部署城市規劃布局效果的,應該還是一個創造。
北京城變遷圖(《北京中軸線文化遊典 營城——巨匠神工》插圖)
源自東北“白山黑水”的滿族在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之後,便全盤地繼承了明北京城,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統治的王朝,清政府對北京城的經營,既體現了清朝帝王對“中華一統”、儒家禮制理念的全盤繼承,又展示了時代的變遷。首先将大朝的三大殿改稱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清順治十二年(1655)又将明朝的萬歲山改稱景山,其前有绮望樓三楹,供奉孔子牌位。
清乾隆十四年(1749)在景山北麓建壽皇殿,殿仿太廟形制,是供奉清皇室祖先影像之地。殿九間,上覆黃琉璃瓦,有左右配殿、神庫、神廚、井亭,殿前有寶坊、石獅等。清乾隆十五年(1750),在景山峰頂上建五亭,内供銅佛像,中峰上的名萬春亭,三重檐,上覆黃琉璃瓦四角攢尖頂;亭東西兩峰有重檐綠琉璃瓦八角攢尖頂的亭各一座:東亭名觀妙,西亭名輯芳。兩亭外側兩岸又建有兩座重檐藍琉璃瓦圓攢尖頂小亭:東面的名周賞,西面的名富覽。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萬春亭中的毗盧遮那佛像被毀,其餘四尊佛像被劫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政府曾将貫通北京城南北的這條中軸線确定為天文、地理意義上的“本初子午線”,即零度線,并以此為準繪制《皇輿全覽圖》。這實際上是從天文和地理意義上重申古代中國以自己為“世界中心”的理念,它比清光緒十年(1884)國際經度會議确定的,以通過英國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要早175年。
文/朱祖希
摘編/何也
編輯/青青子
導語校對/王心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