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10時至4月8日0時，整整76天，武漢，解封了！

4月8日零點，第一輛車駛出武漢武東收費站

這一天，全國上下都期盼了許久，我們有太多的理由激動。但現在，這場戰“疫”也許還遠沒有結束。

記得，4月4日10時，全國哀悼日，一段“沒什麼意思”的視頻在微博上瘋傳，讓所有看過的人心碎：

當防空警報和汽車的鳴笛聲響起，視頻中的女生一路淚奔到解放大道，那一刻，她說：“我的城市死了又活，活了不滅”。

這是一種身在武漢之外的人無法觸及的悲傷。對于在這場疫情中親身經曆過生離死别、悲觀無助的人來說，生理上的病痛也許正在遠去，但久久難以抹平的是潛藏他們心中的悲痛。

那些關于疫情的記憶與傷痛，成了醫護人員、患者、家屬甚至是其他人共同的悲傷記憶。這些在心理上負重前行的人，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共有名詞，就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罹患PTSD是怎樣一種體驗：

什麼是PTSD？

如果經常刷微博刷微信的朋友們一定不會陌生，經常會看到什麼“影視PTSD”、“飯圈PTSD”之類的名詞。

它的意思是說個體經曆、目睹或遭遇到的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實際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脅，或嚴重的受傷，或軀體完整性受到威脅後，所導緻的個體延遲出現和持續存在的精神障礙。

如果覺得上面定義還是抽象的話，可以通過幾個故事了解一下罹患PTSD是怎樣一種體驗？

有抗疫前線醫生剛脫下工作服，巨大的壓力讓他坐在房間裡嚎啕大哭；有醫生表面上看一切正常，卻因不能休息、又不知如何宣洩情緒的醫生，出現“應激障礙”。

據媒體報道，有位醫生上前線不久後，身邊的同事開始出現感染，之後他自己也被感染了。

因為他負責的是重症監護室，時常會看着一些患者離世，有些患者的情緒也會不好，偶爾還會言語攻擊醫生。

在感染後的那段時間，他想了很多，各種情緒疊加，孤獨無助的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職業的意義。

這些經曆，并不是個案，而是經曆過災難後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

PTSD症狀的表現是“對創傷的再經曆”，即使事件過去很久，仍然每時每刻在腦海中重新經曆創傷。

有媒體曾經報道過，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幸存者在最開始的幾周經曆了恐懼、焦慮、悲痛等情緒後，一些人陷入了麻木狀态。

但直到許多年過去，他們訴說自己一直承受着慢性疼痛和抑郁情緒的煎熬。

在2011年日本地震後，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兒童出現焦慮、失眠的症狀，14%的孩子會強迫性地回放災難發生時的場景，而7%的人無法回憶出自己親曆的痛苦記憶，并在行為上避免當時做過的事，病情更嚴重的孩子即使面對搞笑視頻也無法展露太多情感。

類似的情況也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後展現出來，很多經曆了親人離去和在現場搶救的一些志願者在之後幾個月内無法關燈入睡，在震後數年仍擔心石塊掉落，這些都是創傷後需要長期心理重建的症狀。

更有數據顯示，經曆地震的成年人中有32~60%的人患有PTSD，而未成年幸存者中這一比例可達26~95%。

在災難面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為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流下淚水，可是還有很多我們看不見的眼淚，是默默流在了心裡。

PTSD症狀的其他表現形式還有：“回避行為”、“過度警覺”、自卑，自責，羞恥感，和嚴重的社交恐懼、極度自我厭惡等。

相比于這些故事中的主角，回想起以前的普通生活，才發現那是多麼奢侈的幸福。

疫情就是開關

讓很多人的心理舊病複發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

在那一串串冰冷的數字背後，是無數個家庭的破碎、親人的離别、自己的無助、終生的忏悔……

北野武曾說：“災難并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

據相關媒體的報道，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熱線室成了疫情期間的重要陣地，在兩周時間内，熱線已接到大約1000個來電。最多一天，來電量近150個。

來電者中，有疑似患者及家屬，他們因無法住院而擔心、絕望、憤怒。

有一線醫護人員，巨大的壓力讓他們焦慮、委屈、内疚、自責。

還有在外地的武漢人，他們因遭到拒絕、歧視而傷心無助，感覺憤怒委屈……

甚至有最極端者，想主動感染肺炎然後死去。

似乎隻有在經曆了這些大災大難之後，我們的脆弱才真實地展現出來。

前段時間，很多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當天新增的病例數據，在網站和微信上翻看着各種關于疫情之中那些痛徹心扉的報道，負面情緒每天都像洪水一樣湧向我們。

即便是躲在家裡，很多人也依然被卷到了這場戰役中。

“以前我很愛熱鬧，看到人多覺得好玩，這次疫情之後，一看到一堆人在一起的畫面或者照片就覺得吓人。”

“現在有人朝我走來我都會下意識地躲開。”

“總是想不停洗手。”

“我覺得每一次呼吸對我來說都是一次掙紮，我的大腦一直在想下一次呼吸我是否能正常吸氣。”

這些看似誇張的場景其實每一天都在上演，有人說：“疫情就像一個開關，讓一些人心理上的舊病複發。”

我們總以為創傷後應激障礙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惡魔已經逼近我們的心裡。

1000萬武漢人，5000萬湖北人，數萬援鄂醫療隊隊員，無數防疫工作者......對于他們來說，想要恢複到疫情前的平靜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重大災難面前

救命與救心同等重要

無論如何，我們都身處于這場人類共同的戰役中。在疫情危重時，醫生的焦點在救死扶傷上，患者的重點在配合醫生盡力恢複上，活下來，才是大家努力的共同方向。

而當患者治愈後，醫生從前線退下後，心理上的痛苦或許才開始顯現。

治愈患者心理上出現了“各種怕”，怕自己會不會留下後遺症、怕别人的歧視和瞧不起；醫生心理上會不自覺地閃回救治場景，特别是有病人去世的場景，會讓他們的無力感加深，進而産生抑郁等負面情緒。

而身處疫情中的很多普通人們，特别是那些身邊有人感染去世的，那種親眼目睹自己的親朋好友因病痛而離世的痛苦，他們會深深陷入自責情緒中，失眠、抑郁和焦慮也會随之而來。

對于這些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創傷，我們要依靠專業醫生和機構的同時，也要想辦法去自救，也就是有“創傷後的成長”，努力恢複自己的生命力和心理健康。

自己要學會傾訴。

如果暫時沒有找到合适的心理醫生，可以先去嘗試找一些朋友、家人聊聊天，跟這些人說出來你自己内心深處的感受，如果不願意去說，那就試着以寫日志的方式，把自己想說的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放聲痛哭一場，找到釋放負面情緒的途徑，就是恢複的開始。

對于沒有遭受疫情創傷的人來說，如果有人願意和我們傾訴内心的創傷，我們也盡量能做到多一些對傷者的陪伴，用和顔悅色的說話方式說一些鼓勵和暖心的話。

就像不久前日本NHK播出的特别劇《療愈心中的傷口》，故事主要講述的就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身在神戶的精神科醫生安和隆緻力于治療幸存者的心理創傷，幫助他們回歸生活正軌。

面對因為大地震心靈受創的市民，安和隆做的最多的就是靠近他們、聽他們講訴，并不會從專業醫學知識的角度為他人講解，而是通過一次次走進内心的交談，治愈他人的心靈。

聽到用搖桌子模拟地震級别的小男孩說：“老爺爺說男孩子不能軟弱。”安和隆寬慰他：“軟弱是好事，因為軟弱才能體會到别人的軟弱并給予幫助。”

面對多重人格的片岡小姐懷疑自己是過分軟弱才有病時，安和隆一臉正色對她說：“你一直在嘗試活下去的方法，說明了你生命力的強大。”

安和隆的做法我給我們的啟發是：語言對心靈的撫慰作用是強大的，心靈的治愈就是不讓任何人孤獨。

作為普通人的我們，盡可能做到的就是訴說和傾聽，陪伴與安慰。

隻有先保證自己的心理健康

才能保護你所關心的人

如果說拯救心靈更多的是針對身處于災難旋渦中心的人來說，作為廣大的“遠方注目者”，該如何應對内心情緒的變化？

蘇珊·桑塔格在《關于他人的痛苦》一書中，通過對記錄着災難和戰争的攝影作品的讨論，指出觀看者們可能由此形成的某種無力感和愧疚：

“隻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心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

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很大程度上是由集體的參與感建立出來的，我們的确應該關注災難，但也盡量不要将每個個體的日常生活和災難中的事件進行道德綁架，不能說某處發生了災難，所有人都必須為此停下生活而盯着災難。

擺脫這種“愧疚心理”和“無力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兜底原則：災難面前不要發起或參與群體性辯論。

如果想要保持冷靜，那麼就盡量不要參與關于疫情的種種 “原本應該……” 和 “本來可以……” 之類的網絡上的群辯。這種争論，除了讓自己情緒異常波動外，從來都不會有結果，至少從來不可能很快有結果。

稍微考察一下曆史的話，就會發現，每個群體、每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應對幾乎每次重大災難時基本上都一樣：總是反應慢半拍、總是前期應對不足……

也許，不妨在内心這樣“寬慰”自己：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會如此，災難或許永遠不可能被恰當地對待。

所以，面對災難，為了你所關心的人，需要把注意力放到最重要的地方：

自己的安全 —— 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

你必須先保證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才有可能保護所關心的人。

餘華說：“隻有被命運碾壓過，才懂得時間的慈悲。”

也許時間能帶很多人走出傷痛，也許很多人也會沉浸在時間的傷痛中，但無論如何，經曆了災難，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成長。

如果說這次疫情教會了我們什麼，也許就是戰勝死亡的力量之一就是愛，人與人之間更廣闊的愛。

經曆了76天後，武漢，重啟了。4月8日，早高峰的馬路上車輛開始排起了長龍，小龍蝦店迎來了外賣高峰，人們站在江漢關前大喊：“我的武漢，回來啦。”

一切，都在慢慢地恢複當中。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武漢是這樣，世界會是這樣，我們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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