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網紅是不是太難了?2019 年，樂高在紀念 1969 年美國登月任務 50 周年一系列活動中，針對 3000 名兒童展開了一項調研在這項調研中，8 到 12 歲的孩子們需要從衆多職業目标中挑選五個長大後最想從事的職業結果顯示，有近 30% 的兒童都希望成為 YouTube 知名視頻博主，而希望成為宇航員的隻有 11% ，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想做網紅是不是太難了?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想做網紅是不是太難了

2019 年，樂高在紀念 1969 年美國登月任務 50 周年一系列活動中，針對 3000 名兒童展開了一項調研。在這項調研中，8 到 12 歲的孩子們需要從衆多職業目标中挑選五個長大後最想從事的職業。結果顯示，有近 30% 的兒童都希望成為 YouTube 知名視頻博主，而希望成為宇航員的隻有 11%。

這一結果瞬間登上各大新聞頭條，并引發了人們對“現在的孩子”的抱怨。然而，據英國民調機構輿觀（YouGov）去年 11 月的一項調研結果，英國有近 130 萬（18%）18 至 26 歲的青年人都希望通過在社交媒體平台創作内容來賺取收入。從這個結果來看，前面那項調研結果也不足為奇了。

據全球綜合數據資料庫 Statista，2021 年全球網紅市場規模約為 138 億美元（合約 930 億人民币）。擁有 1080 萬 YouTube 訂閱粉絲的英國時尚視頻博主 Zoella 身價高達 470 萬英鎊（合 3846 萬人民币），而在 Instagram 上擁有 200 多萬粉絲的健康飲食博主 Deliciously Ella 身價也有近 250 萬英鎊。據前文 YouGov 的那項調研，英國有近 30 萬 18 至 26 歲的青年人都已經把在社交媒體平台内容創作當作其唯一的收入來源。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我們也許會被他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然而，這是否值得我們也去追求這樣的生活方式？這是否是一種能養活自己的職業道路？

在網紅光鮮的外表之下，可能存在不穩定收入、基于性别、種族或身體殘疾條件而導緻的薪酬不平等，以及各種心理健康問題等問題，這也是我對旅行博主和内容創作者展開一系列調查過後得出的結論，希望想要成為網紅的青年人也能夠意識到這些。

大獲成功的網紅總是會在成名後的第一時間告訴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行業中獲得成功。因參加英國知名真人秀節目《愛島》（Love Island）而走紅的莫麗-梅·海格（Molly-Mae Hague）在節目播出過後也成了一名網紅。她曾經就因為“每個人都有同樣的 24 小時。”這一言論而遭到了抨擊。畢竟，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夠像網紅這樣“賺快錢”。

社交媒體經濟學家布魯克·艾琳·達菲（Brooke Erin Duffy）專門研究了時尚博主、美妝視頻博主和設計師的職業發展及現狀。在其撰寫的《做喜歡做的并（不）賺錢》（ Getting Paid to Do What You Love）一書中，她就揭示了網紅和其他普通人收入之間的天壤之别。對于大多數想要成為網紅的人來說，他們熱衷的内容創作項目往往會變成推廣其他品牌的免費作品。

根據 2022 年 4 月英國下議院數字、文化、媒體和體育委員會（DCMS）發布的一篇報告，薪酬差異問題是網紅行業的一個關鍵問題，而這種差異問題主要是因為性别、種族和身體殘疾等因素造成的。該報告還引用了國際公關公司明思力（MSL）于 2020 年發布的一篇研究報告，該研究發現白人網紅和黑人網紅之間存在着 35% 的種族薪酬差異。

人才管理與營銷機構 AGM Talent 高級人才和合作關系主管阿德蘇瓦·阿賈伊（Adesuwa Ajayi）在 Instagram 上創建了一個名為“網紅薪酬差異”（@influencerpaygap）的賬戶，專門分享這些差異。

該賬号還專門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平台，允許用戶通過私信分享自己與各品牌合作的經曆，然後阿賈伊會通過匿名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這些内容。除了種族薪酬差異，該賬号還揭示了殘疾人和性少數群體網紅所經曆的薪酬差異。

DCMS 的那篇報告還指出了“普遍缺少就業支持和保護”的現象。大多數網紅都屬于自由職業者，經常都會遇到收入不穩定的情況，除此之外，他們還缺乏長期勞動合同給勞動者提供的保護。例如，網紅就無法享有帶薪病假或法定節假日等權利。

缺少行業标準和薪資透明度較低等問題，也導緻這個行業自由職業者面對的風險在不斷加劇。在這一背景下，網紅也經常被迫評估自己的價值，并以此來決定其報酬标準。很多時候，内容創作者都會低估其創作價值，很多人最後甚至都賺不到一分錢。

網紅經常會受到算法的支配，算法是一種看不見的計算機程序，它可以決定哪些内容以哪種順序向用戶展示。平台幾乎不會對外公布算法模型相關細節内容，而正是這些内容，才最終決定了“誰”和“什麼”會在社交媒體網絡上獲得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新媒體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期刊于 2018 年發表的一篇關于 Instagram 網紅的研究報告中，算法專家凱利·科特（Kelley Cotter）介紹了在網絡上獲得影響力最終如何發展成為了“一場知名度遊戲”——網紅主要會通過與平台（及平台算法）交互的方式而獲得知名度。根據我的研究，許多網紅都會跟大家分享其生活中越來越親密和私人的時刻，他們的更新頻率非常高，以便讓自己在網絡上保持熱度。

對于網紅而言，熱度下降所帶來的威脅随時都會讓他們失去安全感，迫于壓力，他們也被迫不斷地向平台輸出内容。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可能會受到算法的“懲罰”——在用戶搜索有關内容時，他們的作品就會被隐藏，或者排名不會特别靠前。

在社交媒體平台不斷更新并努力維持熱度，還會導緻這個行業最普遍存在的問題之一：心理健康問題。

無論什麼時候，網紅都可以跟其所在的平台和粉絲用戶保持某種意義上的聯系。對其中不少人來說，這即意味着，工作與生活之間不再有明确的界限。再加上他們總是保持對熱度下降的恐懼，這可能會進而導緻這些網紅拼命地創作與更新，最終不得不面對倦怠等心理健康問題。

此外，網絡熱度還會讓内容創作者面對網暴風險。有的用戶可能會因為他們的長相而污言穢語，有的則可能因為他們做的事情（或未發布的内容）倍加責罵，另外有些人甚至還會對“把網紅當作職業”這種現象加以猛烈抨擊。各種類型的網暴可能會引發内容創作者的心理和身體健康問題，包括抑郁、焦慮、身體畸形恐懼和飲食失調等問題。

雖然仍然有越來越多的人都想當網紅，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通過加強就業監管和促進行業主導的文化變革等方式來重視該行業現存的各種問題，并有針對性地妥善解決這些問題。

譯者：俊一，來源：神譯局。神譯局是36氪旗下編譯團隊，關注科技、商業、職場、生活等領域，重點介紹國外的新技術、新觀點、新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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