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謇的評價?作者：梁林軍（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對張謇的評價?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對張謇的評價

作者：梁林軍（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晚清時期，沉寂兩百餘年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重新為經世緻用的士人群體所推崇。在這樣的氛圍中，自青年時代起，張謇就開始接觸、研讀《日知錄》《明夷待訪錄》及《王船山遺書》。在張謇的論述中，多次提及顧、黃、王三人，時間跨度近五十年之久。可以說，張謇正是深受顧、黃、王氣節和思想的影響，在士人擔當上追求救亡圖存，在思想學問上追求實用，二者疊加作用，決定了他對“實學”與“實業”的追求。

實學與實業

顧、黃、王三人在學術上都主張回歸儒家經典，以弘揚儒家學術為己任。顧炎武開樸學新風，是清學開山之祖。張謇說“亭林絕學今先河”，稱贊顧炎武在學術上的開創之舉。顧炎武明确提出“理學，經學也”，認為經學才是儒學正宗，主張“治經複漢”，号召人們“鄙俗學而求六經”，即摒棄理學家的語錄，回到儒家經典。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至今仍是研究宋明理學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他提出“一本而萬殊”的編纂原則，所謂“一本”，即“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即孔子和孔子思想。王夫之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張謇有言：“船山不死社猶存”，即王船山在學術上的構建是不朽的，華夏文化因其守護而不絕。張謇雖然鼓吹積極學習西方，但是始終堅持“中學為立身始基”，認為沒有“中學”，國将不國。

明清之際的劇變促使士人群體對政治、思想與學術上的種種弊端進行深切反思，而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弊首當其沖，顧、黃、王在批判宋明道學空疏之弊的同時，倡導經世緻用的實學。顧炎武認為，宋明學問的根本弊端是“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而明朝亡于空談誤國。“知之盡，則實踐之。”王夫之鮮明地主張行重于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創造性地提出“實踐”的概念和範疇。張謇曾說：“我在家塾讀書的時候，亦很敬佩宋儒程朱闡發的‘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的精義，但後來研究程朱的曆史，他們原來都是說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矯其弊，做一點成績，替書生争氣。”對于儒家思想的闡發和解釋，張謇更注重“經世緻用”之“用”，知行合一之“行”，看重儒家思想在日用平常、現實社會的實踐和事功。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張謇在學問上師法顧炎武，走樸學的路子，志于實學。樸學研究像“采銅于山”，重學術規範，與西方的學術方法較為接近。張謇所作《周易音訓句讀》一書力求通過音韻訓诂方法達到對易經本義的準确理解，其中引顧炎武音韻訓诂成果較多。張謇認為，樸學是講真理實用，确能恢複儒理的本真，掃除道學的虛頑；凡是讀書人，都應該往求實用的路上走。但張謇最終從治“實用的學問”轉向從事“實用的事業”。張謇認為“樸學的理論，固然超過道學萬萬，但是講求樸學身體力行的結果，也隻能做到一個人的堅苦風格和實用的學問，于是仍無關，與人更無關，依舊是實用的空言”。樸學雖然是實用的學問，但是與社會和民生無關，因此仍是實用的空言，張謇最終投筆從商，追求“實用的實用”。

救國與實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話敲擊人心。明亡後，顧炎武志存恢複，因敬仰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改名炎武。清廷多次招緻，顧炎武“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地下相逢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黃宗羲之父黃尊素為東林名士，因彈劾宦官被迫害緻死。黃宗羲青年時代繼承父輩遺志，聯絡東林子弟，組成“複社”，堅持與宦官的鬥争。清兵入關後，黃宗羲毀家纾難，聯合抗清志士，組成“世忠營”，進行武裝抵抗。明亡後，隐居著述，屢拒清廷征召。張謇在著述中多次引用顧炎武的興亡論，詩文中不時追慕亭林，認可其“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為恥”的愛國精神。面對列強的侵辱，張謇一直主戰，反對議和。“比常讀《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矢願益堅，植氣彌峻。”顧黃二人的士人志氣一直激勵着張謇，使得他棄官從商，立志為百姓服務，于社會有益。

“國之存亡，已不忍言，不亡亦必與之争，既亡尤必與之争。”張謇認為，其時之中國“國不亡而日演亡國之事”，即清王朝雖然沒有滅亡，但是每天都有可能滅亡，因此再讨論國家的存亡已無意義，可見他的萬般無奈。因此，中國最緊要的是保持文化和精神，認識到自強之道——實業救國。整個民族如果都不能适應工業化，那隻能被工業文明所淘汰、滅絕；但是，如果整個民族能夠積極學習工業化，精神上又有儒家思想支撐和維系，即使國家被滅亡也能恢複國家。

《馬關條約》簽署之後，外國大量的洋紗、洋布傾入中國市場，中國的棉紗、棉花、棉布進口呈幾何級數增長，清王朝的主權雖然勉強維持，但市場和“利權”已全面淪陷。張謇認為，中國真正自強的基礎就是實業和教育；而教育需要大量财政和社會資金投入，也需要強大的實業基礎作為前提和支撐。因此，當務之急的救亡之道就是發展工商業，振興實業。

“識得禹功兼賈策，船山不是一經儒。”張謇在讀完《王船山遺書》之後有此感慨：王夫之不僅是大儒、大經學家，而且對治水和商業如此有研究。王夫之提出“大賈富民，國之司命”，即大商人和富裕的百姓是國家的命脈，認為閉關是“自困之術”，反對利用關卡盤剝商人。“民享其利，将自為之。”顧炎武清醒地看到，個體追求私利的欲望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因此要發展經濟，人民“自為”即可，無須官員督導，“善為國者，藏富于民”。王夫之也提出“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的觀點，肯定個體追求私利的動機和自謀其生的能力。此外，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與張謇融農、工、商為實業的思想甚為契合。

民生與實業

天地以生為德。王夫之重視易經中“生”的哲學和思想，說：“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人繼承天地精神治理萬物、利用萬物，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張謇以“大生”為工廠命名，“大生”一詞，正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德，在于使萬物生生不息。張謇的公司名稱中常見“生”字，比如“廣生油廠”“資生冶廠”“頤生酒廠”。張謇曾對劉厚生說：“我們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在張謇看來，儒者的本分是讓百姓有飽暖，即孟子所謂“黎民不饑不寒”。

王夫之認為，真正的聖賢應該“不專于己之天”，而應貼近人民，體察民心，扶助百姓，反對“舍民而言天”。“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黃宗羲也強調為民出仕做官。這些思想對于張謇看透官場和仕途，決意實業救國有促進作用。張謇提出“願為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受不值計較之氣；願成一分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張謇立志為百姓盡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服侍所謂貴人，當不能為百姓有所作為的可恥之官。

顧、黃、王三人精神、氣節、學問、擔當一直激勵着張謇，凡事隻要有利于鼓新氣、祓舊俗、保種類、明聖言，張謇都不畏艱難，勇于擔當，全力以赴。“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明清之際經世緻用思潮發展的極緻之一就是士人從事實業，通過做事改變自己、改造社會，張謇是其中集大成者，開風氣之先。

1904年，張謇給學生出過這樣的作文題：《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志業與田子泰孰近論》，将黃、顧、王三人與田子泰相比。所謂志業，即志向和事業，“近”即切近時弊。田子泰即田疇（169年—214年）。在東漢末年的亂世當中，田子泰率領宗族及一同依附的幾百人進入徐無山中，耕種興學，教書育人，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周邊百姓紛紛聚攏，幾年間聚集了五千多戶人家，烏桓和鮮卑也派遣使者送貢求和，不再侵擾邊境。田子泰是儒家士人，他的亂世自治成效卓著，因為人民自強不息，連夷狄都不再侵擾；張謇相信實業可以救國，國家如果自強，外敵也不再侵犯。

張謇出作文題時，心中顯然已有答案，即在顧、黃、王不斷反清複明，志不得而隐居著述之外，還有“田子泰式”的經世緻用路徑，即帶領一方百姓，實業自強，墾荒興學。其時，張謇的紗廠事業蒸蒸日上，張謇地方的威望、社會的名望也迅速擡升，張謇興奮于找到新的聖賢模範。他将創辦的墾牧公司廳堂題為“慕疇堂”，追慕田子泰為榜樣。此後的二十多年間，他父教育、母實業，力求把家鄉南通建成全國模範縣，像田子泰一樣聚攏百姓、扶助民生，更為重要的是，他志在做“開路先鋒”，希望更多有識之士效仿，緻力于實業和地方民生，為社會做出一些實用的成績。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23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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