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之尊經閣記?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将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古文觀止之尊經閣記?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古文觀止之尊經閣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将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将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漢、周之際，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将帥三十馀年，位不滿其德。天将複興王氏也欤！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幸，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解讀：

三槐堂是北宋初期王祜家的廳堂。王祜(923年-987年)，字景叔，一字叔子，今山東省莘縣人，笃志詞學，倜傥俊氣。後晉時随權臣桑維翰和杜重威，遷南樂縣令。北宋建立後，先後拜監察禦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開封知府等職，後卒于兵部侍郎任上。《三槐堂銘》是蘇轼為王祜的重孫王鞏而寫的一篇歌頌王氏家族功德的文章。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對上天充滿強烈的期待，認為天不藏私，認為天道至公至允。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如果老天真的這麼公平正義，為什麼善良的人會窮困潦倒甚至天命不長，而奸臣佞人卻能夠作威作福自然而終？就像蘇轼在文章一開始就劈頭質問：“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然而，蘇轼在懷疑之時，卻也認為“仁者必有後”。雖然這是為文章奠定基調，但是“仁者必有後”，恐怕也未必，顔回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蘇轼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錯亂，是因為“天之未定者也”，意思是天意沒有最終顯示出來，并舉例說好比松柏之初生時為蓬蒿所欺，為牛羊所食，可一旦長成，卻能夠貫穿四季，挺立千年。蘇轼進一步發揮說，善惡之報，往往會體現在子孫身上，這已經成為定論，而且根據所經曆的事情來看，也是有事實依據的。

蘇轼所說的“善惡之報，至于子孫”的觀點，其依據是來自于《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而他将天意之未定來評定盜跖之壽和孔顔之困，仍然無法自圓其說。難道老天爺也有混亂的時候？盜跖和顔淵大體是同時代的人，天意此時若定，就不應該區别對待；若天意未定，每個時代都有忠奸善惡之分，是否意味着天意永遠不定？

蘇轼認為國家将興之時，一定有世代積德、為天下生民做了特殊的貢獻還沒有來得及享受回報的人，他們的福澤也就會延續到子孫身上，而王祜就是這樣的人。他在後漢、後周之時已經顯貴。北宋建立之後，曾侍奉過宋太祖和宋太宗，有文有武，能忠能孝，天下都希望他能夠為丞相。然而他因為剛直不阿而不為世道所容，隻好把希望寄托在子孫身上，親自在庭院之中栽下三棵槐樹，說我子孫之中必定有人能夠成為三公。後來，王祜之子王旦果然成為真宗皇帝時期的宰相，在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坐享榮華富貴十八年。蘇轼說，你今天把東西寄存在别人那兒，明天不一定能夠拿到。然而晉國公王祜修德于身，向上天求福報，而取之在幾十年之後，就像契約一樣絲毫不差。蘇轼據此認為天道之果報之不爽。

王祜的預言确實非常神奇，曆史記載中也有許多類似的預言得到了應驗。我不能肯定這些預言是假的或者附會的，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的一個事實是，曆史上有太多的預言，隻是因為他們沒有應驗，所以沒有被記入文字曆史，比應驗的要多得多。好比我們做夢，如果某次應驗便會覺得非常神奇，那太多的夢沒有應驗，又當如何說？至于“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似也未必。宋真宗即位之初即現出“澶淵之盟”，能說天下無事？宋真宗後期沉溺于封禅之事，廣建宮觀，勞民傷财，導緻北宋内憂外患的矛盾日益突出，能叫“朝廷清明”？王旦兩度為相，接受皇帝的賄賂，違心率官民上書請求封禅，也不能說是安享榮華富貴。

王旦去世于1017年，蘇轼出生于1037年，二人之間并無交集，隻是見過王旦之子王素。蘇轼對他的評價是“出入侍從将帥三十馀年，位不滿其德”。王素為官時确實有非常好的官聲，也為百姓做了許多的好事。如神宗熙甯初(1068)，他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因山西連年災荒，餓殍遍野，王素勸富家出糧，救濟災民，救活l0餘萬人。然而王素長期在地為官，并非身居高位，是以蘇轼有“位不滿其德”之說。蘇轼說大概是老天将要複興王氏吧，不然其子孫怎麼如此多的賢才俊傑呢？蘇轼将王氏家族與唐之李栖筠相類比，認為功名富貴相差無幾，而忠恕仁厚卻要高于李栖筠。蘇轼認為，這說明王氏一族的福報還沒有享完。

不幸的是，蘇轼的預言并未成真。因與蘇轼交好，王鞏因受“烏台詩案”影響，被貶到今廣西賓陽，是貶得最遠、罰得最重的，這讓蘇轼頗感内疚。他在《王定國詩集序》中說：“今定國以餘故得罪，貶海上五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幾病死。餘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然而，王鞏随遇而安的态度卻讓蘇轼大為感動，“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餘，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洽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後來，蘇轼在與王鞏見面時，揮筆為王鞏的歌女柔奴寫下了一首千古傳誦的名作《定風波》，借柔奴之口，實則是贊賞王鞏。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裡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從文章總體而言，似乎有些難圓其說，有些觀點經不起诘問，可能是蘇轼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内心也是在翻江倒海。他相信上天的公平的，可現實卻讓他難以平靜。蘇轼也不能在文章中表現得太低落，這是為好友王鞏的先祖作文，而對方還處于困境之中，必須要用文字“同其友聲”。或者因為如此，蘇轼在叙述王鞏祖上功德時才有意識地加以拔高，并以“王氏之福，蓋未艾也”相鼓勵。蘇轼用心之良苦，二人交情之深厚，世途命運之多變，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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