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形似台式電腦主機的機器發出“咝咝”的輕微聲響，不到一分鐘時間，幾十條長短不一的蚯蚓從土壤中鑽了出來。

在電商平台上，這樣的機器被稱為電蚯蚓機，又稱地龍儀。是通過插在潮濕土壤中的正負兩根電針瞬間放電，刺激蚯蚓的表皮，壓制蚯蚓呼吸，迫使蚯蚓蠕動從土壤中鑽出地面。

在《中國藥典》中，産自中國南方的四種野生蚯蚓可入藥，被處理曬幹後被稱為地龍，據統計，2020年全國地龍産量860噸左右。

财新雜志援引相關專家的話稱，“蚯蚓幹70多塊錢一公斤，後來100多塊一公斤，現在漲到300多塊一公斤”，由于市場對野生蚯蚓需求旺盛，捕獵蚯蚓存在巨大經濟利益，因此各類電商平台上的電蚯蚓機交易量巨大。一位公益組織志願者簡單統計，僅2021年在某電商平台上幾個商家的數據顯示，售出的電蚯蚓機總數就超過10萬台。

電蚯蚓機現象引起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綠發會)的關注。2020年7月8日，綠發會向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起訴狀，對廣東中山的三家電蚯蚓機生産企業提起公益訴訟。綠發會稱，這些商家給不特定的用戶提供了絕殺蚯蚓的機會，破壞了蚯蚓栖息地土壤的生态平衡，對蚯蚓的過度獵捕也會給生态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其行為已經構成對環境的侵權，應依法承擔相應的環境侵權責任。

2021年8月12日，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判決三家經銷“電蚯蚓機”的商家共賠償經濟損失約159萬元，并在全國媒體上刊登道歉聲明。2022年2月17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布維持原判。

在法律界，此案被稱為電蚯蚓機第一案。雖然法槌已落，但圍繞此案的争議仍未停息。

捉蚯蚓的人

韋嶺（化名）在一片尚未及膝的草地中安置好了電蚯蚓機，幹了将近一年，他的經驗是要把機器放在植被茂盛的地方。将電蚯蚓機的電壓調至12伏，再把正負電極插進土裡，機器發出“咝咝”的聲音。

韋嶺将電蚯蚓機開半分鐘到一分鐘，在他展示的視頻中，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幾十條長短不一的蚯蚓從約0.25平方米的範圍内鑽了出來。他徒手将滑膩的蚯蚓揪起扔進綠色的塑料桶。

韋嶺花4800元買來的電蚯蚓機，上面布滿了塵土。受訪者供圖

根據電商平台的介紹，電蚯蚓機又稱地龍儀，它由逆變器，電源，外殼及地針四部分構成，其工作原理并不複雜：電源經逆變器得到高電壓低電流後，再将兩根相距1.5～3米的地針插入土壤，短則數分鐘，長達半小時，蚯蚓便從地面上冒出。

2021年7月，韋嶺回到老家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購入了一台電蚯蚓機、一台開肚機，租下一間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開始了他的蚯蚓産業。韋嶺的電蚯蚓機花了4800元，這是他為自己的蚯蚓産業投下的最多一筆錢，在12伏的電壓下，這台機器可以連續工作4個小時。

對韋嶺來說，獵捕蚯蚓，每年的11月到來年三月是淡季，六月到八月是旺季，在旺季，他常常在六點之前出門，在太陽光更加烤人之前結束三個小時的勞作。

韋嶺的工作分為三步，獵捕、加工、晾曬。他在縣城租住的小房子裡對捕到的蚯蚓進行加工和儲存，蚯蚓被放進不足一米高的開肚機，再出來時圓柱形的蚯蚓被從中劈開變成片狀，韋嶺将加工好的蚯蚓洗淨後再将它們一片片碼平，鋪在約四十厘米寬，一米五長的架子上。

再之後，蚯蚓被晾曬到小露台上，曬幹或低溫幹燥後，就成了中藥的一種——地龍。

30歲的韋嶺在廣西百色的鄉間長大，在獵捕蚯蚓前的十餘年，韋嶺一直在廣東的塑料廠打工，但随着年齡漸長，他有了回鄉的念頭，獵捕蚯蚓投入少、上手快、利潤高，韋嶺算過，自己的月平均收入大約有四五千元，這和他在廣東打工時的工資相差無幾，又能滿足他回家的期望。在淡季，韋嶺一天大約能捉到10斤左右的活體，而在旺季，一天捕到上百斤也不鮮見。

根據他的經驗，三十斤的野生蚯蚓活體能夠晾出一兩斤的蚯蚓幹，而電蚯蚓機運轉一次，他大約能收獲一公斤左右的活體。

韋嶺展示的視頻中，他使用電蚯蚓機後不到一分鐘，蚯蚓從地下鑽出。受訪者供圖

在《中國藥典》中，地龍作為一種中藥材，具有清熱定驚，通絡，平喘，利尿的功效，并可用于緩解高熱神昏，驚痫抽搐，關節痹痛，肢體麻木，半身不遂，肺熱喘咳，尿少水腫，高血壓等症狀。有四種蚯蚓，即巨蚓科動物參環毛蚓、通俗環毛蚓、威廉環毛蚓或栉盲環毛蚓的幹燥體可入藥作為地龍使用。前一種習稱“廣地龍”，後三種習稱“滬地龍”。韋嶺所在的廣西盛産廣地龍，蚯蚓經處理洗淨，曬幹或低溫幹燥後，廣地龍呈長條狀薄片，邊緣略卷，長15～20cm，寬1～2cm。背部棕褐色至紫灰色，腹部淺黃棕色。

風險

韋嶺的貨總是賣得很快，潮濕多雨的季節，幹貨放久了容易發黴，頭天的貨往往第二天就要賣出去。

據天地雲圖中藥産業大數據平台統計，目前在藥用市場上，包含地龍這味中藥材的上市中成藥有40種，其藥用市場需求從2010年的400噸上漲至2020年的675噸。天地雲圖中藥産業大數據平台首席分析師、中國中藥協會種養殖專委會副秘書長賈海彬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提到，“總體來看，地龍全國産區是有增加的，據統計，2020年全國地龍産量860噸左右。”

在完成破肚清洗等加工程序後，成片狀的蚯蚓被擺放在鐵架上晾曬 受訪者供圖

天津一位蚯蚓養殖戶告訴記者，藥材公司在進行地龍收購時，隻會選擇收購野生蚯蚓，養殖蚯蚓被用來當做高蛋白飼料、魚餌等，或對其中的蚓激酶進行提取，用于治療心腦血管等疾病。市場上收購野生蚯蚓的價格是養殖蚯蚓的将近兩倍。

韋嶺也聽說過用電蚯蚓機的危險。據沛縣人民法院的相關案例，2020年，沛縣張寨鎮的村民朱某因不當使用電蚯蚓機觸電身亡。這樣的事故并非個例，2022年，江蘇如臯市還有近八十歲的老人自制“蚯蚓捕捉機”，不幸在操作中觸電身亡。

為了防止自己遭電擊産生意外，韋嶺不在雨天捕獵，使用機器時更加謹慎小心，如果田裡有積水，他會找來石塊将機器墊高。

另一層風險則來自政策法律方面。在各個平台的搜索框中輸入“電蚯蚓機”，跳出的相關搜索是“獵捕野生蚯蚓違法嗎?”“電蚯蚓機違法嗎?”

2018年，海口市人民政府公布《海口市濕地保護若幹規定》，《規定》明确，禁止在濕地内從事炸魚、毒魚、電魚、電蚯蚓等破壞濕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為，其中在濕地内電蚯蚓的，由綜合行政執法部門沒收捕獲物和違法所得，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

2020年7月，四川省樂山市馬邊彜族自治縣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禁止捕捉、收購或加工蚯蚓的通告》，《通告》中稱，“一、禁止任何單位或個人非法捕捉、加工或收購蚯蚓。凡發現上述行為的，由相關執法部門依法沒收專門用于捕捉、加工或收購蚯蚓的工具、設備、原材料、産品(商品)以及違法所得，并處罰款;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嚴禁非法制造、買賣、安裝捕捉加工蚯蚓的工具或設備(裝備)。凡發現上述違法行為的，由相關執法部門依法予以查處。”

2022年5月12日，漣水縣人民政府發布類似通告。并提到，非法捕捉、收購或加工野生蚯蚓的行為對生态環境破壞較大。

韋嶺見過同行用更高的電壓刺激蚯蚓，也有人在地裡把電蚯蚓機一放半個小時，但他不認為自己獵捕野生蚯蚓的行為會對生态環境造成破壞，“我們小時候種水稻，如果蚯蚓數量過多，土太散，反而不利于作物生長”，他也聽說了海南禁止使用電蚯蚓機獵捕蚯蚓的禁令，但他認為，那是因為“有人把電蚯蚓機改裝了去電魚”。

影響的不僅僅是蚯蚓

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院副教授趙琦從2006年讀博士期間就開始研究蚯蚓，此後每年都會到各地進行蚯蚓的實地采樣。海南是她的一個重要采樣點。在趙琦的觀察中，2006年，課題組的采樣進行得非常順利，蚯蚓數量多，物種豐富。但到了2018年，同一片區域，她明顯感覺到生物多樣性在下降，原本蚯蚓數量多的地方甚至難以再挖出蚯蚓。

調研過程中，趙琦也遇到過使用電蚯蚓機的農戶，“他們用40伏的電壓，農民自己也說，周圍的蚯蚓全部都能出來”。

趙琦和團隊曾在實驗室中使用2伏的電壓對人工培育的小蚯蚓進行過電擊實驗，結果顯示，不到10秒鐘，就會引發小蚯蚓的死亡。趙琦認為，“這影響的不僅僅是蚯蚓，土壤裡還有很多比蚯蚓更小的動物和微生物，高刺激的電壓很有可能造成這些土壤生物的死亡，而一個種群如果消失，我們很難判斷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恢複，即使之後想要恢複原有的生态，也一定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南京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滿強也提到，今年他的團隊在江蘇、江西等省份對蚯蚓進行采樣時發現，“農田的生物多樣性确實下降得很厲害。”劉滿強說，“從有機物作為第一個營養級;到微生物作為第二個營養級;到小的線蟲、原生動物作為第三個營養級，再到蚯蚓，再到其他的地上大型動物，這是一個完整的鍊條，而蚯蚓在平衡這樣的食物網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換句話說，沒有蚯蚓，這個食物網的結構平衡會被打破，如果蚯蚓缺失，鍊條被破壞，食物網結構的功能和穩定性會遭到嚴重破壞。”

趙琦說，不同類型的土壤，能夠容納蚯蚓的數量也是不一樣的。從平均數量來看，一平方米大約會有5—150個個體。長時間以來，蚯蚓在生态系統中的角色其實是沒有被完全看見的。達爾文講過，蚯蚓是生态工程師，它可以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氣性，而且可以加入整個生态系統的營養元素循環中，比如說釋放氮、碳、磷等物質。所以它的存在對生态系統的穩定性具有重要功能。另外，蚯蚓對于土壤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指示動物，能夠幫我們判别某地是否遭遇重金屬等污染。

“如果農田當中沒有蚯蚓，可能會出現土壤闆結的現象，農作物也會因為無法吸收足夠的營養元素而生長緩慢，進而引發一些疾病。”

趙琦介紹，我國大約有600多種蚯蚓，但被收錄進《中國藥典》的隻有四種，它們更多分布在上海和兩廣一帶，趙琦擔憂，即使一些農民因為經濟原因進行野生蚯蚓獵捕，但最終獵到的蚯蚓因為不屬于那四種類型蚯蚓，很有可能無法入藥，這樣既無法在經濟上獲益，又會對生态環境造成難以預估的影響。

舉報到起訴

做了5年環保志願者的張曉磊在2020年年初首次注意到電蚯蚓機的使用問題，“當時我們發起了一個叫‘電商無野’的活動，發現很多電商平台仍存在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貿易行為，順着這條線，我們留意到了電蚯蚓機的問題，全國各地二十多位志願者參與了這個項目，我們認為電蚯蚓機實際上是以一種滅絕的方式獵捕蚯蚓，這對生态環境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

張曉磊稱，最初在發現電蚯蚓機的問題時，他們向電商平台及商家所在地市場監督管理局進行過投訴舉報，但收效甚微。

“現在電商平台上電蚯蚓機的售賣仍然泛濫，有的店鋪我們舉報過，但過幾天，他們會改頭換面重新上架，這幾年，我們一直和電商平台打交道，也倡導電商平台對此類商品的買賣進行制約，但從根本上斬斷電蚯蚓機的售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的原理和逆變器相似，我們不可能叫停逆變器買賣。”

張曉磊認為，類似電蚯蚓機的問題在電商平台上非常普遍，“比如國家已經禁止電魚，但我們還是能搜到電魚機，國家的相關法規對電商平台上售賣此類商品的約束力相對較小，監管難度也比較大，再有，現在短視頻平台的影響力也很大，隻要一搜就能出來各種電蚯蚓機的視頻，我們會擔心有人存在獵奇心理，招緻更多人的模仿。”

綠發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表示，在多次與平台溝通、舉報無果後，他們進入了法律程序的準備。2020年7月8日，綠發會向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起訴狀。對廣東中山的三家電蚯蚓機經銷商提起公益訴訟。綠發會稱，這些商家給不特定的用戶提供了絕殺蚯蚓的機會，破壞了蚯蚓栖息地土壤的生态平衡，對蚯蚓的過度獵捕也會給生态環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其行為已經構成對環境的侵權，應依法承擔相應的環境侵權責任。

本案原告代理律師繩欣輝表示，他們前期調研發現，中山市是電蚯蚓機售賣的聚集地，而《廣東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又有對生産、出售獵捕野生動物的工具的禁止性規定，為起訴提供了法律依據。

《廣東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明确規定，禁止使用電擊、電子誘捕裝置等工具捕獵野生動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制造、出售上述獵捕工具。同時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以外的其他陸生野生動物，也按照本條例規定管理。

繩欣輝介紹，之所以選定這三家經銷商，是因為他們的信息相對公開，在商品頁面詳細介紹了電蚯蚓機的産品參數、獵捕效果和月均銷量，在商鋪評論中，也出現了類似“一小時出幾百根”“十秒出蚯蚓”等表述，并配有電擊蚯蚓的視頻圖片。繩欣輝說，這些都能成為起訴的證據。

本案另一位代理律師王文勇表示，之所以僅僅把電蚯蚓機經銷商作為被告，是出于實踐上的考慮，“我們的确也應當去起訴那些使用電蚯蚓機進行滅絕式捕殺的人，但因為對象過于分散，我們無從追溯每一個買家信息，走法律流程幾乎是做不到的。在未來，如果由檢察院提起公訴，電蚯蚓機的實際使用者也有可能受到制裁。”

辯論的焦點

據财新雜志報道，在法庭上，雙方辯論的焦點之一是蚯蚓的“法律身份”。繩欣輝認為，《廣東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其他野生動物，按照本條例規定管理”，因此蚯蚓應在保護範疇之内，理應受到法律保護。

被告經銷商之一的代理人稱，蚯蚓未在兩《名錄》及《條例》中列出，不屬于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範疇。珠海中院也就此向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專家聯系咨詢，對方提供咨詢意見稱，蚯蚓并不屬于《條例》中所列的野生動物，利用電蚯蚓機在國家各類自然保護地(區)捕獲蚯蚓屬違反國家自然保護地類法規的行為，但在其他地方捕獲蚯蚓是否違法沒有相關法律規範。

珠海中院表示，人類作為地球一員，為了生存和發展必然要利用其他生物，由此帶來一定的損害不可避免。中國各級政府根據物種瀕危程度制定相應名錄，對野生動植物實行分類分級别保護，對國家重點、省級重點及有重要生态、科學、社會價值的“三有”野生動物獵捕實行嚴格管制，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雖然蚯蚓未被列入上述名錄，但仍屬在土壤生态系統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動物，人類對其進行經濟利用的手段必須在合理範圍之内。《條例》第二條規定“其他野生動物，按照本條例規定管理”，因此，禁止性規定不僅适用于“三有”動物，也适用于其他對土壤生态系統具有重要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故相關經銷商出售電蚯蚓機，使購買者以電擊的方式獵捕蚯蚓，對蚯蚓實施不論老幼的傷害，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環境的可持續利用。

本案庭審的另一個焦點問題在于，被告的行為是否造成生态環境公共利益損害。一審判決書顯示，三家被告認為己方不存在違法銷售獵捕蚯蚓的電子誘捕裝置行為，無須承擔賠償責任。其店鋪為合法注冊，銷售的蚯蚓捕獲機屬于合法銷售，其間沒有收到任何行政警告、罰款等處分。

2021年8月12日，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判決三家經銷“電蚯蚓機”的商家共賠償經濟損失159萬元，并在全國媒體上刊登道歉聲明。2022年2月17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布維持原判。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雖然蚯蚓未被列入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名錄和“三有保護野生動物”，但其仍屬在土壤生态系統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動物，人類對其進行經濟利用的手段必須在合理範圍之内。三家電蚯蚓機經銷商出售蚯蚓點擊獵捕工具，使購買者以電擊方式獵捕蚯蚓，對蚯蚓實施不論老幼的傷害，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環境的可持續利用。

記者與三家被告數次嘗試聯系采訪，但均未獲得回應。

争議仍未平息

“電蚯蚓機”案件二審落槌，但圍繞此案的争議仍未平息。

北京林業大學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楊朝霞教授一直關注此案，他認為，此案具有重大的法制和法學意義。“按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條的規定，蚯蚓不屬于保護對象，因為它沒有被列入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但是《廣東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三款規定解決了保護對象的問題，無論是對法學研究還是法制完善都意義重大。這個案件的啟發是，對于野生動物，既要保護納入名錄的野生動物，也要保護沒有納入名錄的野生動物，要在重點保護原則、保護納入名錄的野生動物的基礎上，添設普遍保護、底線保護的原則。”

楊朝霞提到，長久以來，我國的環境法是重環境資源輕生态保護的，他認為，電蚯蚓機一案的判決也是生态環境保護在法律層面上日益受到重視的體現。2020年中國人大網公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一審稿中寫明： “禁止或者限制在野外捕捉、大規模滅殺其他陸生野生動物”。楊朝霞認為，法制的發展需要由具體的案件助推，此類案件是引發立法層面變革的重要因素。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認為，将電蚯蚓機銷售者作為起訴對象，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們過去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常常是從瀕危物種保護，從國家保護入手。這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早期毫無疑問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走到今天，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議題是工業文明對生态文明的巨大沖擊和破壞。我們認為電蚯蚓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型案例。”。

在某電商平台搜索電蚯蚓機，仍然能找到不少在售商品。

截至發稿，在各大電商平台上搜索“電蚯蚓機”或“地龍儀”等關鍵詞，仍然能找到不少在售商品，記者在電商平台上以買家的身份與電蚯蚓機經銷商咨詢，發貨地為浙江甯波的一家經銷商表示，隻要按照說明操作，佩戴手套，不觸碰地針，使用完畢後第一時間拆除輸出線，就絕對能保證安全。另一家廣東中山的經銷商說，機器隻有12伏的電，人體最多可以接受36伏電，如果真的被電到了，最多也就是麻一下。商家們都承諾，将地針插到地裡，一般1~2分鐘開始就會有蚯蚓鑽出地面，如果地下蚯蚓數量足夠多，一小時幾十斤是沒有問題的。

身在百色鄉村的韋嶺不清楚這些關于案件的讨論，他堅持認為電蚯蚓不是違法的行當，“那麼多人還要吃藥，怎麼可能說違法就違法?”

韋嶺手部有殘疾，病情發作時兩隻手皲裂脫皮，他認為自己再找不到比捉蚯蚓更适合的行當。話雖這麼說，韋嶺還是做了兩手準備。他将自家的果園改造成了蚯蚓養殖田，三個月左右，田裡就能長成一批蚯蚓，韋嶺說，這是為了增加自己的抗風險能力。

新京報記者 李冰潔

編輯 胡傑 校對 盧茜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