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隐秀》屬殘篇已是學界共識，另有四百餘字補文，經曆代學者考證，系明人僞托，故不為本文論述取用。因殘存文字有限，“隐秀”的内涵“诠明極艱”（黃侃語），縱有諸家勘釋，仍難定論，其中對“秀”的解讀是曆來争議的關鍵所在。

　　前人釋“秀”的差異及原因

　　前人對“秀”的解釋，可歸為三個層面。第一，以黃侃、範文瀾、周振甫等為代表，從修辭學角度着眼，認為“秀”即“秀句”，“像鶴立雞群，是一篇中的警句”。第二，以劉師培、詹锳、傅庚生等為代表，以風格論為立場，認為“秀”是有别于“隐”的文學、美學風格，體現為柔性的“秀美”特征。第三，以張少康、祖保泉、葉朗等為代表，從形象論切入，主張“隐秀”是創作文學意象的方式和原則，“秀”即為“秀象”。

　　以上三種觀點分别從不同視角切入《隐秀》篇文本，皆觸及“秀”的某些本質特征。客觀地講，“秀”屬于模糊概念，“有一定的自由度，以容納各種變形和千奇百怪的再定義”（宇文所安語）。而從文本屬性來看，殘篇《隐秀》為“開放的作品”，相較完整的閉合式文本，其内容具有更強的不确定性。因此，“秀”的意涵勢必呈現出多元性。事實上，前人已意識到“秀”及《隐秀》篇文本的特殊性，故堅持己見的同時也肯定部分異質觀點。例如，周振甫等在将“秀”認定為“精警格”的基礎上，也承認其涉及某些藝術表現的内容；詹锳等讨論“隐”“秀”風格時，主要針對“隐篇”“秀句”的文本樣态；張少康等在将“隐秀”作為“意象”書寫原則的同時，不得不引“秀句”說做補充。之所以承認“秀”的多義性，更多是闡述策略上的妥協，但如此闡釋往往忽視了“秀”的諸多意義間的聯系與區别，有時還會令觀點含混。

　　“秀”内涵的層次性

　　“秀”的内涵雖多樣，但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劉勰論述“秀”是沿着“釋名章義”“選文定篇”“敷理舉統”的嚴密邏輯展開的，絕非模棱兩可。因此，“秀”必然有明确且唯一的文本含義。但基于文本字面内容的本義不等同于作者本意。作者本意是指作者原本想要通過文本所表達的意圖。這種意圖潛藏于文字表面之下，同文本本義一起構成概念内在的張力。對“秀”内涵的重诂要充分重視文本本義與作者本意的共構性。

　　針對“秀”本義的考釋，首先要重視《隐秀》篇在《文心雕龍》中的位置。《文心雕龍》體大慮周，組織嚴密，《隐秀》篇的主旨必然服從于整部書理論體系的構建。其所在的創作論部分，《神思》《體性》等以下七篇是帶有總述性質的篇目，另有《聲律》至《附會》等十一篇分述語言技巧。《隐秀》位于分述篇目中間，因此其主旨應同相近篇目如《誇飾》《事類》等類似，是關于“隐”和“秀”兩種修辭手法的介紹。

　　其次要以《隐秀》篇的文本論述為重要依據。從對文本的忠實度上講，将“秀”理解為“秀句”最合理。“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是劉勰給“秀”下的定義，即“秀”是篇章畛域内最出衆的部分。《隐秀》篇文本中有兩處直接以“秀”論句，“篇章秀句，裁可百二”“秀句所以照文苑”，舉例“秀之為用”時，則援引了王瓒《雜詩》中的“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魏晉以來，文壇對佳句頗為關注。理論闡發方面，陳琳、陸機、陸雲、沈約等都曾以“片言”“警策”“妙句”“出語”言之。文學實踐方面，史書記載的相關事迹可印證當時煉字析句之盛。例如，《世說新語·文學》：“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鹹嗟歎之。時王珣在坐，雲：‘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晉書·王坦之傳》：“坦之标章摘句。”《南齊書·文學傳論》：“張眎摘句褒貶。”因此，劉勰立專篇談“秀句”也是對魏晉以來文壇審美風尚的呼應。

　　劉勰使用“秀”這一概念的本意在《隐秀》篇殘文中無迹可尋，但通過他未照搬當時的術語以描述文章中的“超越常音”之句，而選用“秀”這個極具審美意味的詞彙也能窺測一二，其應有以“句”為依托标示“秀”的風格的意向。那麼，劉勰為何選擇“秀”來命句，“秀”又呈現出怎樣的美學特征？

　　以往研究對“秀”的美學表現的解讀傾向于陰柔美的論調，但“秀”作為劉勰褒贊的審美理想，若僅是柔婉媚态，豈不同他所批評的當世“風昧氣衰”“負聲無力”的文風相近？劉勰推崇“秀”，緣于其昭示的風格符合儒家詩教“雅”的取向。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解釋，“秀”的本義為“禾黍”，除贊美植物外觀秀茂外，還有重實重質之意，引申至形容文學審美也應是對外在辭藻和内在思想的雙重肯定，正所謂“才情之嘉會也”。這與聖人文章“銜華而佩實”的特征具有一緻性。

　　南朝宋齊之間，原本清新雅麗的五言古調在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下形成一種新體，以江淹、鮑照為發端。這種詩歌新風颠倒詞序，不避危仄，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評價道：“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具體如鮑照之“君子彼想”，實應為“想彼君子”；江淹的“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則應為“孤臣墜涕，孽子危心”（孫德謙《六朝麗指》）。劉勰并不認可這種依靠造語驚奇博得讀者關注的做法，所以便以喻示着文質合一、窮力追新但不失雅麗之“秀”作為糾正險俗詩風的新風格。

　　至于“秀”代表的風格之剛柔，《文心雕龍·雜文》有“信獨拔而偉麗”同“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中的“獨拔”互文，可見在劉勰看來，“秀”應有前人所說的氣勢奪人、恢宏之剛性特征。但《文心雕龍·定勢》言：“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此原則雖為劉勰針對詩文整體體勢風格而言，但也适用于章中辭句。具有“秀”之風格的文本應不拘剛柔，包舉洪纖。所以，優柔如“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瘦硬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皆能為詩中秀拔之句。

　　“秀”與“隐”之間的複雜關系

　　至此，無論将《隐秀》篇中的“秀”理解為“秀句”還是“秀”的風格，其先決條件都将“秀”視為純粹獨立的概念。如果劉勰僅冀圖表達“秀”之風格，則完全可以“隐篇”“秀句”為題，進行更詳盡的論述。他解釋“秀”，與“隐”對舉，應該同《風骨》《情采》《比興》等類似，暗示了兩個概念彼此獨立但不對立。

　　以《隐秀》篇殘文中僅有的一段描述“隐”“秀”關系的文字為證，“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故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傅庚生解釋說：“‘源奧而派生’的自然以‘複義為工’，‘根盛而穎峻’的自然以‘卓絕為巧’。”所以，“隐”和“秀”的關系應為并立共生。二者看似彼此獨立，但實際上具有内在關系，“心術”和“文情”本質皆為内心情感，因此，“隐”“秀”具有同源性。“秀”雖以鮮明獨拔示人，但支持它“英華耀樹”的是潛藏于地下的茂盛的根，而這個根就是深隐的情。“秀”應是“秀出”與含蓄的結合。在“秀句”創作中，這種相生相諧的狀态十分明顯。如《詩經·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景寫情，融情于景，将個人對軍旅生活的無奈與辛酸以春季楊柳、冬季雨雪的景緻更叠表現出來。《古詩十九首》中隐沒情志的“秀句”，如“浮雲蔽白日”，李善注曰“以喻邪佞之毀忠良”，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則暗示遊子不忘故鄉之意。大量文本證明，劉勰對“秀”的認識具有其深刻性，這種有“秀”有“隐”的創作及表現原則應是《隐秀》篇所表達内容的精華所在。初唐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受劉勰“秀”論影響頗深。元兢在序言中評“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極”兩句，說“扪心罕屬，而舉目增思，結意惟人，而緣情寄鳥，落日低照，即随望斷，暮禽還集，則憂共飛來”。顯然，他對于“落日”兩句的“秀”的理解也是從景中含情、情興意顯等方面去把握的。

　　因此，劉勰“隐秀”之“秀”的内涵是文本本義與作者本意“一體兩面”的結合，其本義為“秀句”，是對前人論述“章句修辭之學”傳統的繼承，以及對當時沉迷佳句創作與批評風氣的回應。同時“秀”也表達了一種“秀”之風格與“隐”“秀”相間的審美原則，是劉勰對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弊病及創作本質深刻反思後的思想結晶。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延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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