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王立銘

摘編丨安也

在未來世界裡，病毒和人類的關系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我們有辦法徹底消滅人類世界中這些危險的病毒嗎？

這可能是所有人都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要知道，即便隻是21世紀的前20年，病毒流行也已經造成了數千萬人死亡。更重要的是，在消滅危險病毒這件事上，人類是有成功的先例的。1977年，索馬裡梅爾卡市出現了人類曆史上最後一位天花患者。兩年後的1979年10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人類徹底消滅了天花。

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人類徹底消滅天花。

導緻脊髓灰質炎的脊髓灰質炎病毒，也距離被人類徹底消滅不遠了。截至2018年，全世界僅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仍有新發病例，發病人數不足30人。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全球協作和大規模推廣相關疫苗的接種，确确實實能夠消滅曾經肆虐人類世界的危險病毒。

《給忙碌者的病毒科學》，王立銘著，湛廬文化丨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1月

消滅危險病毒的前提

這裡我想要提醒你，人類想要重現這種輝煌的勝利，徹底消滅那些危險的病毒，是有明确前提的。

第一個前提是，我們打算消滅的那些危險病毒，隻會在人類世界傳播和潛伏。

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都隻能以人類為宿主，它們沒有能力入侵和感染别的地球生物。這就意味着，隻要我們能夠在人類世界消滅它們，它們就不會回頭找我們的麻煩了，因為地球上不再有它們的藏身之所。

第二個前提是，我們打算消滅的那些危險病毒，不會産生無症狀攜帶者。

這個道理也很容易理解，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會引發嚴重疾病。在短時間内，患者可能痊愈，也可能因病緻殘，甚至死亡。他們傳播病毒的時間窗口總體是有限的，發病的特征也很容易識别。隻要隔離好現有的患者，防止他們傳播病毒，那麼過一段時間這種病毒的傳播鍊條就會被切斷。

第三個前提是，我們不會從自然界繼續獲得新的危險病毒。

在人類世界肆虐的病毒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我們身邊的動物。而想要真正保護人類的安全，我們就必須阻止新的危險病毒的入侵。而所有這些前提條件，都很難被滿足。

紀錄片《病毒獵人：阻止下一次爆發》（2014）海報。

先說第一個前提。一個衆所周知的反例是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造成的感冒症狀不算嚴重，傳播力也不太強，但我們就是始終拿它沒有辦法。每年秋冬季節它都會準時降臨，而且必定奪去數十萬人的生命。造成這一後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流感病毒的宿主範圍非常廣。除了人類，各種野生和馴化的鳥類、哺乳動物，都可以感染和傳播流感病毒。這就讓徹底消滅流感病毒從理論上變得不可能了。

即便人類可以靠疫苗、靠隔離，甚至靠天氣，遏制流感病毒的傳播，也沒有能力去控制所有這些動物的行動。這些動物宿主為流感病毒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天然儲藏庫，病毒可以在那裡自由傳播、變異，然後等到氣候合适時再發動攻擊。

更要命的是，因為宿主來源繁多，彼此之間還可以交叉傳播，所以人們很難預測每年将會騷擾我們的流感病毒到底是哪一種，即使提前準備了疫苗也要提心吊膽。

我們再說第二個前提。大量的病毒性傳染病都可以在人群中默默存在并傳播。比如流感病毒在潛伏期内就有傳染能力，還會有一部分患者可能自始至終都不會發病，但體内仍會攜帶流感病毒。這些現象的存在顯著提升了人類消滅這種病毒的難度。畢竟要是毫無症狀，我們又怎麼去識别和管控這些潛在的傳染源呢？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傳播中，科學家也已經觀察到了類似的迹象。

然後是第三個前提。2002年開始的SARS冠狀病毒和2019年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流行表明，想要完全阻止動物病毒突破物種屏障入侵人類世界，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21世紀以來發生過的病毒流行，比如2002年的SARS冠狀病毒、2012年的MERS冠狀病毒、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2019年的新型冠狀病毒，這四種病毒都是初次從動物世界進入人類世界的。而2014年到2016年局部流行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局部流行的寨卡病毒，以及一直在流行的艾滋病病毒，它們進入人類世界的時間也不足100年。

電影《流感》（2013）劇照。

我們幾乎可以笃定地說，動物世界裡隐藏的新病毒将會持續尋找人類世界的軟肋，伺機突破。

2020年年初，科學家還在穿山甲的體内發現了一些全新的冠狀病毒，很像是新型冠狀病毒的遠親。通過分析病毒的基因組序列，科學家猜測，隻需要少數幾個基因變異，這些病毒就能在短期内獲得入侵人類世界的能力。

總而言之，我想人類肯定會借鑒消滅天花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的經驗，繼續對抗那些危險的病毒。但是至于徹底而全面地擺脫病毒的威脅，很遺憾，目前我們還不具備這個實力。

我們能找到對抗病毒的新方法嗎？

如果無法取得全面勝利，那人類該怎麼應對病毒的威脅呢？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某些方向上取得一些進步，更好地對抗病毒呢？

這當然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很有希望的。

最直接的方式是在藥物研發和疫苗研制方面取得進步。在前文中我們已經提了不少，這裡就不再過多重複，隻着重講兩個可能會幫助我們對抗病毒的思路。

第一個思路是用新技術對新型病毒、新型傳染病的暴發做出預警，幫助我們盡快采取隔離等措施來阻止疾病流行。從2002年的SARS疫情暴發和2019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棘手的問題：面對一種全新的、人類對其一無所知的傳染病，想要快速識别和反應實際上是很困難的。畢竟一線醫護人員每天都要面對大量症狀類似的患者，準确地從中識别出新型疾病，及時上報，并采取公共衛生方面的措施，是個非常困難的任務。

而新技術或許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基因組測序技術。

如果能夠快速、便宜和準确地對患者體内病毒的樣本做基因組測序，以基因組序列信息作為疾病診斷的标準之一，我們就有可能在第一時間發現新病毒和新疾病的存在。在2019年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醫生就已經通過基因組測序分析，了解到某些患者體内存在一種全新的冠狀病毒。如果這項技術能夠大規模應用于臨床實踐，就可以為我們對抗傳染病争取更多的時間。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利用移動互聯網技術。

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基礎設施。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也确實有人利用移動互聯網提供的數據，分析人群的遷移規律，标記鄰近社區的确診患者等。而我相信，我們能從這些數據中挖掘出來的信息遠不止這些。

智能手機的移動軌迹能不能幫我們找到感染者在發病前和哪些人有過密切接觸，是否需要采取隔離等措施？在某個地區、某段時間裡，諸如“咳嗽”“發燒”“拉肚子”這些關鍵詞的搜索頻率如果出現了突然波動，是不是就提示了某種傳染病可能在流行？在未來，智能手機能不能整合某些人體生命指标，比如心率、體溫、血氧濃度等，從而使整個移動互聯網兼具公共衛生機構的功能？

電影《傳染病》（2011）劇照。

第二個思路可能會讓你覺得有點匪夷所思；既然人類世界的大部分病毒是從動物身上獲得的，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幹脆離動物遠一點兒？不過，這裡說的“遠一點兒”，可不是要把動物，特别是野生動物趕盡殺絕。最近還真有不少人在讨論，要不要徹底消滅城市周圍的蝙蝠等，這些想法是非常可笑且危險的。地球生态是一個盤根錯節的複雜系統，對其随意破壞可能導緻的後果，我們誰都無法預料。

相反，我們應該做的是盡量不要入侵野生動物的天然栖息地，讓它們盡量保持自然的生活狀态，不要和人類世界産生太多交集。2002年開始的SARS疫情就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如果不是人類貪圖口腹之欲，大規模飼養和販賣果子狸這種半野生動物，它們體内的SARS冠狀病毒就不會大肆入侵人類世界。

除了這些保守型的策略，我們還可以采取一些進攻型的策略。比如，我們有沒有可能逐步淘汰對家禽、家畜的依賴，用其他方法生産肉類和動物産品？畢竟除了野生動物，家禽、家畜也是不可忽視的病毒的天然儲藏庫。

在過去幾年中，有不少初創公司，比如美國的BeyondMeat和ImpossibleFoods，都在研究如何利用植物蛋白質來生産口味和營養成分都比較接近肉類的食品，甚至還有一些公司研究的就是如何在實驗室裡通過人工培養細胞制作“人造肉”。

我自己就吃過用上述兩家公司生産的“人造肉”制作的漢堡和香腸，隻能說口味差強人意，但這顯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如果人類真的能夠制造出可以滿足大多數人需要的“人造肉”，那不僅能節約飼養家禽、家畜的大量資源和場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且能幫助人類遠離很多病毒的源頭。

到目前為止，我們其實主要還是把病毒當成敵人來對待的，讨論的都是如何徹底消滅它，如何有效地防止其入侵人類世界。

病毒會成為人類的朋友嗎？

在這裡我想要提醒你，病毒并不隻是人類的敵人。我們說過，在進化曆史上，它參與塑造了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物種。如果我們小心利用，它也能夠成為人類手中創造未來的工具。

這又從何說起呢？我将從兩個方面來說明這種價值—用病毒來幫助我們殺死危險的細菌和腫瘤。

那些專門入侵細菌的病毒，也就是所謂的噬菌體，很有可能成為人類對抗細菌感染，特别是耐藥菌感染的工具。自然界存在的病毒類型多得無法計數，而這也為我們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對抗細菌的武器。

還有一些病毒看上去能夠幫助我們識别和殺傷體内的癌細胞，這就是所謂的溶瘤病毒。我們不僅能從自然界尋找殺傷腫瘤的病毒，還能通過基因改造，讓某些“人畜無害”的病毒具備殺死癌細胞的能力。

在上述兩個方面，已經有些充滿前景的技術進入了人體試驗階段，有些已經正式上市推廣應用了，如用于治療晚期黑色素瘤的藥物T-VEC。

電影《緻命拜訪》（2007）劇照。

除此之外，如果人類需要對自身或動植物的基因進行改造，不管是治療疾病也好，獲得某些優良特性也好，病毒都是最好的工具。就拿我們自己來說吧，每個人的獨特屬性，從身高、體重到頭發、眼睛，甚至是智商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體内攜帶的遺傳物質決定的。

如果父親母親孕育我們的時候，或者在我們一生當中的任何時刻，細胞内部的遺傳物質出現了異常，我們就有可能死亡或者出現疾病。很多嚴重的遺傳疾病，比如地中海貧血症，就是這麼來的。

想要治療這些嚴重的疾病，一個直截了當的辦法是，直接修複DNA上的異常。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先不說具體如何修改DNA，單是把修改DNA的工具投放到細胞内，就已經非常困難了。人體擁有百萬億個細胞，細胞之間形成了複雜且相互糾纏的精巧結構。為了治療某種遺傳病，醫生可能需要把修改DNA的工具投放到人體某個特定器官中數以億計的細胞内部，而且還不能幹擾别的細胞。可以說，這是一種目前人類科學無法企及的“黑科技”。

而病毒這種生命形态天生就有能夠精确識别和入侵特定細胞的“超能力”，這也是它們生存的基礎。所以，隻要我們找到合适的病毒，就能利用它實現對大量特定細胞的精準打擊。

在過去的30年中，科學家已經開始嘗試這樣的思路了—用病毒作為載體，把負責修改DNA的工具投放到人體細胞中，治療各種各樣的遺傳疾病。類似的思路也已經拓展到了對傳染病和癌症的治療當中。歸根結底，任何人類疾病都能歸結為某些細胞出了某些問題，所以病毒這種工具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電影《末日病毒》（2007）劇照。

病毒的價值顯然并不限于治病本身。在未來世界，如果我們想培育出肉質更好、更好吃的家禽和家畜，想要培育出更耐寒、更耐蟲害的農作物，就都會涉及修改這些生物的遺傳物質。既然如此，我們就希望找到相應的細胞，然後把修改工具投放進去才行。這個時候，病毒就是最理想的載體。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有與之相對應的病毒，動物有，植物有，真菌有，細菌也有。所以，無論你想要針對什麼物種進行修改，找到這個物種對應的病毒，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我們對地球生物的有意識改造，對我們自身的有意識改造。在人類曆史上，這種改造主要是通過馴化動植物、農業育種、醫學進步等途徑來實現的。但是在未來，伴随着生命科學的進步，我們最終會走向這樣一個曆史時刻—隻要搞清楚了遺傳物質是通過什麼方式決定生物的不同性狀的，就可以通過修改或設計遺傳物質，創造出我們需要的生物特性。而這将會和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一樣，成為人類曆史的裡程碑。

想要實現這種革命，病毒将不可或缺。

本文選自《給忙碌者的病毒科學》，較原文有删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王立銘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婷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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