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過年?□ 胡鴻保1969年4月離開上海去雲南元江插隊，此前都是與家人一起過年的1970年2月6日春節（庚戌年）我第一次離家在外過年而老祖母在我離家後八個月去世，所以這年過春節家裡比以往少了兩個人，生離死别記得當時國家對知識青年發出的号召是，“在農村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那年頭不像現在，生産隊不可能通電話，更遑論微信視頻聯系然而，逝水流年就是這麼平凡自然地過去了，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外地過年?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外地過年

□ 胡鴻保

1969年4月離開上海去雲南元江插隊，此前都是與家人一起過年的。1970年2月6日春節（庚戌年）我第一次離家在外過年。而老祖母在我離家後八個月去世，所以這年過春節家裡比以往少了兩個人，生離死别。記得當時國家對知識青年發出的号召是，“在農村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那年頭不像現在，生産隊不可能通電話，更遑論微信視頻聯系。然而，逝水流年就是這麼平凡自然地過去了

1971年1月27日春節（辛亥年），我還是在生産隊裡過年，節後才啟程返滬探親。在家住了幾個月，風聞各地開始招工，插隊知青有望離開生産隊，當國家職工、吃商品糧啦；于是我就回生産隊去了。

1971年12月我被招進玉溪地區化肥廠，1972年2月15日春節（壬子年），就沒能回家。進廠當學徒工兩年，隻有等滿師之後才按國家職工待遇，享受一年一次的探親假。就這樣，慢慢地，幾乎淡忘了春節必然回家團圓的習俗。

1978年我考上雲南大學，讀書期間，自然享有寒暑假，可以回家過年。不過畢業那年（1982年），因為要考研，所以寒假沒有回上海。1982年1月25日，壬戌年正月初一，我是獨自在學生宿舍裡過的。自從第一次離家過年至此，正好轉過一輪：庚戌年到壬戌年，從金狗到水狗。而從土雞（1969年）入滇到水狗（1982年）離開雲南，前後十三年。我不明術數命理，瞎比附：“土雞”意指到土地裡去覓食，插隊落戶；五行中“水”對應的是“北”，“水狗”就喻示跑到北京去啦（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讀研）。

在綠園生産隊和玉溪化肥廠過年，盡管“舉目無親”，卻還是給我留下不少快樂的回憶。

當年農村平時生活單調，夥食也差，隻有過年那一陣特别喜慶、有吃福。插隊知青沒有什麼殺年豬、舂糯米粑粑的舉措，反倒是什麼都不管，自家不用生火做飯了，就知道遊走于寨子裡各老傣家，蹭吃蹭喝（我們村子21戶人家裡有20戶是傣族，另一戶是哈尼族）。隊長家和會計家自然最先去，生産隊裡那個“貧下中農委員會”分管我們知青的老封，老兩口無子女，經濟狀況比較差，過年卻也須請我們吃飯，實在是個負擔。兩天過下來，我們（同村共11名上海知青，全是男生）吃出了經驗，一緻認為大家應該分散開來，三三兩兩為伍，分頭到幾家人家去打牙祭，這才可以既吃得好，又不至于讓主人難以承受。在那個生活物資不大豐富的年代，村民們碰上過年才難得放開肚皮、享受一番，遭到插隊知青這批不速之客、不請自來，真像是遭遇自然災害，有苦難言。

化肥廠過年，因為許多職工老家不在玉溪本地而是附近縣裡的，所以廠方會派車送職工回家。送人用的車是廠裡日常跑運輸拉生産原料或化肥的、載重4噸的解放牌卡車。（若按現下的交通規則，幾十個人站在貨箱裡跑長途，肯定會被攔下罰款。）老家江川縣、通海縣的職工人數較多，路上往返時間也比較短，廠車常常不止發一趟。我有過一次搭乘廠車回元江縣過年，一百七十多公裡的路，要開一天。到了元江，也回生産隊去看看。好在綠園生産隊離縣城還不足兩公裡。

年三十的下午，能離廠回家的職工基本上都走了。所以，機修車間年夜飯肯定提前在小年夜就開吃啦。那陣各個車間食堂都吃“結餘”，菜肴比平日好得多。我們分屬于不同車間的上海知青，有的會湊在一起吃，交換品嘗多種口味。

過春節那幾天，我們機修車工一定要留人值班。留守的車工必須能夠獨當一面，什麼難車的零件都要會做。當學徒工時雖然留下過年，但是不會派我們值班。滿師後，也有過春節值班的經曆，對于這份手藝多了幾分自信。當年節日加班三天隻有雙份工資（如今是三倍）。我們願意要三天“補休”，積攢到探親假回上海時用。

春節放假，廠裡的人明顯見少，單身職工基本都回家，雙職工也有回老家與親人團聚的。我們離家遠，一年一度的探親假，也并不都湊在春節期間。于是，平日來往比較多的幾位師傅和一位廣東籍廠醫，總會在此時邀我去他們家吃頓飯。當然，這時可不同在生産隊那會的“插兄”（插隊兄弟）做派，總該講究點禮數：帶一瓶酒去赴宴，算是最簡單的“禮尚往來”。

回想起來，這都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時過境遷，不過，聯系當前情勢下提倡的“就地過年”，與我在雲南異鄉為客的那些過年經曆，兩相比照，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2022年元月24日于北京

□ 胡鴻保，上海人，人類學博士、教授，曾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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