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歌

吉見俊哉教授的《“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中文版終于面世了。從标題來看，吉見教授似乎一方面要對日本文部科學省的“奇葩”政策進行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也要為處于“不平等地位”的文科搖旗呐喊。但仔細讀完，發現吉見教授真正關心的是日本大學和日本年輕人的未來。無論是對“重理輕文”邏輯的批判，還是對日本大學存在的危機的擔憂，以及對人才培養的應有狀态的探讨，都無不體現出吉見教授作為站在日本高等教育第一線、同時也是日本頂尖國立大學文科領域的研究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2015年6月，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面向國立大學下發《國立大學法人等的組織及業務重議的通知》，強調“特别是教師培養類專業和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本科和研究生院，在制定組織改革方案時，要考慮到18歲人口的減少、人才的需求、教學研究水準的确保以及作為國立大學的職責等要素，廢除相關組織或積極嘗試向社會需求較高的領域轉變”，被認為是要在國立大學中開展“去文科化”。

“他者化”的“文科”與“有用”的内涵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随着高考的恢複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工業發展、技術革新成了時代的關鍵詞，應運而生的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當然，這句口号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但它反映出人們傾向于将“文科”還是“理科”這一選擇置于意識之中，并将其問題化。

正如吉見教授在《“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中所說，“以‘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的方式反對‘文科無用，不妨棄之’的意見，是無法與‘理科有用，所以有價值’這樣的邏輯相對抗的”，這是因為如此一來，“‘文科’能夠主張的立場，充其量也隻能是為‘理科’的有用性錦上添花而已了”，“文科”在此時被徹底地“他者”化了。這種邏輯使得“文科”存在的必要性，需要經過将“理科”定位為“有用且有價值”的“普遍真理”——也就是某個尺度的衡量之後才能夠獲得承認。此時，“為文科辯護”這一原本沒有必要性的行為就被強行賦予了意義，“文科”和“理科”不再是辯論台上平等的雙方，而是一方是作為“尺度”的“自我”，另一方則是接受“審視”的“他者”。

《“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日】吉見俊哉/著 王京、史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8月版

但是吉見教授提供了另外一種思路，即重新審視“有用”本身的内涵。首先他提出了“有用”的兩個維度，即“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和“創造價值型的有用性”。前者的“思維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則擅長發現“目的或價值尺度”，從而使得社會“重新審視原有的價值尺度”或者“創造出新的價值尺度”。這種觀點解構了“有用”這一在日語中相當“務實”的評價性詞語。此外，吉見教授引用了韋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概念，将完成目的型的“有用”對應于已有“預期目标或是确定的價值”，隻剩下“思考達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時的“有用”，此時工具理性處在“自我封閉”的體系且“無法從内部突破既有體系”。吉見教授的這一引用主要是為了引出“價值尺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話題。因為一旦價值尺度發生了變化，則原本的“目的”也會發生變化，而以完成該目的為前提的“有用”則會立刻失去意義。

理科需要在短時間内拿出成果，而文科則要求将人們的“知性活動”納入“全體性的長時段”中進行驗證。在當今的中國高校我們可以看到，理工科專業的學者往往年紀輕輕就已經是教授、博導，各種學術頭銜加身；而文科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文史哲等被許多人認為學之無用的人文學科的青年學者們，往往一文難發，一職難求，在“非升即走”的大環境下艱難度日。這是因為文理科知識産出的周期有巨大不同，如果堅持以理工科的知識産出周期為“尺度”去衡量一切，那勢必導緻文科的生存空間被無限擠壓。如此一來，新的價值尺度無法創造，大家又會“不知該向何處去而彷徨無措”。

正如吉見先生所說，“‘理科有用，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這樣的讨論方式”是“大錯特錯”的。應該說，“理科的知識生産多為短期見效，而文科的知識生産多能長期有用”。

“大寫”的大學

“人生三度入大學。”

日本的大學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發生了“寒武紀大爆發”（即短時間内大學數量急劇增長），而後又經曆了“大綱化”（放寬教養教育的限制）“重點化”（增加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法人化”等“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改革。社會背景的變遷、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大學改革的挫折使得日本的大學，尤其是國立大學面臨重大的挑戰和困境。吉見教授認為，日本大學改革中最根本的問題，在于“要重新定義大學這個概念本身”。在互聯網社會，人們傾向于“有事上網搜”，似乎不用進入大學也能擁有獲取知識的多種途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将大學定位于人生之中”，也就是說，将隻有高中畢業的18歲人群才能進入的“大學”——即“執行‘高中生’到‘社會人’的過度禮儀的組織”扭轉為“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能夠自由參與的組織，或者提供職業生涯轉機的組織”。此處，吉見教授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人生三度入大學”，即18歲的高中畢業生、35歲的職場“社會人”和60多歲的退休者，他們都應該是“大寫”的大學的參與者。

這一觀點徹底颠覆了大多數人對大學的固有看法。高中階段以進入理想的大學為目的，心無旁骛地學習各種“有用”的學科，進入大學後則以找到理想的工作為目的，努力向“有用”“好就業”的專業方向靠攏，以畢業後進入職場為分界線，與大學的“緣分”戛然而止，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社會人”。在這樣的線性邏輯中，大學不過是人生中的“過度禮儀”，是“社會人”的孵化場，是學生時代到職場生涯的“孟婆湯”，是“小寫”的大學。但是，在吉見看來，不論是30-35歲的職場人，還是60多歲的退休者，都應該被賦予将“已經積累的經驗最大限度地利用，并勇敢挑戰新的道路”，甚至“打破自己固有的價值觀，并努力建立新的知識想象力基礎”的權利。大學應該在人生中重新被定位，這是因為“在完成了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固有的“學年”“年齡層”“工齡”等“直線型時間軸已經逐漸崩潰”。同時，“社會自身的時間軸已經變得更加分散，更加富有流動性”。在這種情況下，大學也應該“允許多條時間軸共存”，讓社會各個年齡層的知識獲取和知識産出活動變得更加靈動而豐富。這就是“大寫”的大學。

當地時間2022年4月12日，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在東京武道館舉行新生入學儀式。

回歸教育者

吉見教授是一名優秀的學者，但是首先，他是一位有良知、有責任感、對學生充滿關懷的教育者。在吉見教授的許多學術著作中，都會選中一個合适的“時機”，插入諸如“論文撰寫方法”“課堂實踐方法”等對學生直接“有用”的内容，而這本專門探讨大學教育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第四章“人生三度入大學”的最後兩個部分，吉見教授将目光轉向了大學課堂與論文寫作，其中涉及的内容正是筆者親身所曆。提到“Attack me！”這門課，雖然吉見教授謙虛地稱它為“主動學習模式”，但這門課的意義遠不止如此。我們經常能夠在學術期刊或是學術會議上看到學者們之間理性的學術争論，但敢于在課堂上允許學生從學術角度對自己的既有觀點毫無顧忌地進行批判，則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如書中所說，在課前，教授會指定自己或他人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論文作為“Pre-reading”的作業，讓學生充分閱讀、思考之後，在課堂上針對其中的“實證妥當性”“理論整合性”“結論有用性”和“研究的背景假設”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提出異議。但這些異議必須是“高質量”的，要具備“哪裡”“如何”“為何”“應該如何”等幾個要素，才算是合格的質疑。這門課上的“學生攻擊”與“教師防守”的“攻防遊戲”，能夠讓一個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無法提出有效問題而虛度時間的學生主動感到無地自容，也能敦促教師——同時也是學者——随時讓自己身處學術研究的前沿，不能有絲毫“吃老本”“炒冷飯”的僥幸心理。

而“論文撰寫的方法”更是為苦惱于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寫作的學生們提供了一份及時且“有用”的指導。提出這部分内容的契機在于對文科的“方法”在“通過自己的力量對事物進行思考和歸納，并将結論傳達給别人”時的“有用性”。與理科的“實驗團隊”形式不同，文科的學習多以“研究組會”為中心展開。“研究組會”與“論文撰寫”是“文科知識生産根本要素”的“方法”。吉見教授首先提出了論文撰寫的“五個要素”（撰寫者的設問、學術性的方法論、實證性論據、以文章的形式統合和認識的深化）以及“六個步驟”（明确問題意識和研究目的、确定研究對象、對先行研究進行批評性探讨、建立分析框架——即假設、進行田野調查等、作出結論與評價）。此處吉見教授舉出了反例，而這正是當時作為學生的筆者曾經犯下的錯誤，即錯把自己的“興趣”當成“問題意識”，試圖在一篇論文中廣泛涉及多個研究話題而導緻論點不夠集中和思路混亂，對先行研究的梳理限于羅列而疏于批判和思考等。在曾經的指導老師的著述中看到自己的經曆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出現，一方面深感羞愧，另一方面也慶幸不已。在自己學術生涯的啟蒙階段，先入為主的錯誤理念能夠得到正确的引導，這多虧了吉見教授的及時指正。

從為“文科”發聲，到重新審視“大學”應有的存在方式，再到回歸教育第一線，《“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探讨了關乎整個日本高等教育、學術研究和年輕人未來發展的宏大課題。從中，我們能夠看到吉見教授作為高等教育變革的親曆者、學術研究的參與者和對年輕人充滿關懷的長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希望各位讀者能夠從本書中得到一些收獲，引發一些對未來中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發展方向的思考，也希望各位能給譯者不成熟、不完美的翻譯提出寶貴意見。

（作者系《“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譯者之一，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日語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等。譯作有柳田國男《海上之路》《關于婚姻》等。）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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