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六義”并稱，《周禮·春官·大師》說：“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道：“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成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是包括《詩經》在内的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重要藝術手法。

　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按照朱熹的解釋，“賦”就是陳述、鋪陳的意思。這種表現手法多見于《頌》和《大雅》，主要用于記述曆史事件，以此來贊美君主及其他皇室成員的偉績和美德。如《大雅·思齊》:“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贊頌文王之母的賢淑美德，同時彪炳文王的功業。又如《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驷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這裡描述了武王伐纣的宏大場面，贊美了武王的輝煌武功。這種鋪陳的手法并不隻限于此，《國風》的某些篇章，如《七月》、《氓》、《溱洧》等對此也有所運用。

　　“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鮮明突出。《國風》中有許多篇章大量運用了這種手法，《魏風·碩鼠》大概是最有名的：“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将去女，适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用偷食谷物的大老鼠來比喻貪得無厭的統治者，巧妙生動地譴責其不勞而獲的無恥行徑，進而抒發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理想。《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鸠兮，無食桑葚”，“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用桑樹由茂盛到凋落來比喻女主人公自從嫁到夫家之後，操持家務日漸衰老，感歎青春流逝，朱顔不再。

　　“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真正對象和内容，也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彼。“興”和詩的内容有一定的聯系，二者在形式或類别上可能存在某些關聯。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表達的是對新婚夫婦的祝福，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妖豔妩媚的桃花聯想到貌美如花的新娘。又如《蒹葭》，抒發對心愛姑娘的愛慕和相思之情，每小節都以“蒹葭”和“白露”起興，先描寫帶露的蒹葭的繁茂和青亮翠綠，使之與自己所愛慕的姑娘的美好産生關聯。再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由伐檀的坎坎之聲以及河水的清澈觸動情感，使人聯想到伐木者艱辛的勞動，從而為質問譴責不勞而獲的統治者做了鋪墊。

　　賦、比、興的運用，加強了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使詩中刻畫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抒發的情感更加真摯感人，從而增強了詩的韻味和感染力。賦、比、興也因此成為古代詩歌創作的重要表現手法，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此外，章句的靈活運用也構成《詩經》的一大藝術特點。《詩經》善于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手法在《國風》及《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隻相對應地變換幾個字，如《周南·關雎》;有的隻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如《周南·關雎》。重疊便于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點之一。回旋反複可以增強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淋漓盡緻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法，如“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潇潇，雞鳴膠膠”，其中的“凄凄”、“喈喈”、“潇潇”、“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蹰”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法的大量運用，不僅準确逼真地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屬性，而且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表達出細膩曲折的思想感情。

　　《詩經》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詩，比較齊整，這是詩歌發展的早期形式。雖然主要采用四字句和隔句用韻，但并不拘泥，時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到八字一句的形式，偶爾也有一字句和九字句。這種長短不一的句式，靈活自由富于變化，讀起來節奏自然，避免了單調，同時也使得創作者能夠根據表達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句式，有益于反映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

　　修辭造句的方法，語言運用的技巧以及生動的表現手法，構成了《詩經》突出的藝術特色，對後代的詩人有很大的影響。劉勰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随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文心雕龍·物色》）這段話肯定了《詩經》在語言藝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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