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起，漁港灘塗、廢棄礦洞，甚至洩洪溝等都成了遊客們争相“打卡”的“小衆景區”。這些“野生網紅景區”背後的安全隐憂難免引發公衆質疑：每逢旅遊季，各種“風險提示”，警示教育都不少，為何總有一些人輕易涉險？普通遊客并無相應的戶外和荒野經驗，為何總會盲目去跟風“探險”？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所面臨的各種“風險”問題遠不止發生在遊玩之中。生活中充滿着各種各樣的風險，但對“風險”，我們可能知之甚少。某些風險被人們廣泛認知和重視，而其他風險卻被忽略。著名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深入社會内部，從人們的日常對話、采取的預防措施以及編造的借口中掇拾出常識性的風險觀。

道格拉斯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危險往往被忽視。而在概率标尺的另一端，最罕見、低概率的危險也總是被淡化。将這些傾向放到一起來看，個體似乎切斷了他對極有可能發生的風險的感知，這使他眼前的世界看上去比實際的更加安全；同時，個體也切斷了他對低概率風險的興趣，遙遠的危險随之消失不見。

道格拉斯是最早對工業社會風險感興趣的人類學家之一，她的框架名為“文化理論”，解釋了人們為何害怕不同的風險，并将他們的行為與他們所屬群體的文化聯系起來。通過比較不同社會感知、歸責風險的差異，道格拉斯在《風險的接受：社會科學的視角》一書中解釋了道德、政治等因素如何形塑風險，達成社會整合。她對當時的經濟學、科學與心理學進行了批判，認為鼓吹現代風險識别的技術中立性，實則撼動了風險作為理解和處理危險事物方式的存在本身。

随着風險感知研究這一特定學科的發展，風險的定義自然也備受争議。什麼是合理的風險？什麼是可接受的風險等級？公衆懼怕風險嗎？普羅大衆對風險的認知是否與專家存在差異？如何減少風險？面對諸如此類的問題，道格拉斯提出“風險認知的文化理論”，認為人們對危險的抱怨不應該被視為表面問題。

以下内容選自《風險的接受：社會科學的視角》，較原文有删節修改。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風險的接受：社會科學的視角》，[英]瑪麗·道格拉斯 著，熊暢 譯，薄荷實驗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6月版。

個體會高估某些類型的風險，低估其他類型的風險

盡管有相當多的民意調查和其他研究曾論證過公衆的風險意識，然而結果幾無定論。其中評論最一緻的是米切爾為未來資源所做的調查。據其調查，1974年至1976年，環保遊說群體與其他人群略有不同，他們年齡更小，收入、教育水平及職業地位更高。此外，環保組織成員（隻占大衆中一小部分）要比群體規模更大的環保支持者在這些方面更多地表現出差異。此外，在反核能運動中，女性支持者遠比男性支持者更為盡心盡力。《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1981年的民調也發現，環保團體具有如下特點：年輕的城市居民和生活在東西海岸的人。民調沒有發現收入、教育、種族、黨派認同或意識形态等因素會對環境政策的支持産生顯著的影響。

也有若幹研究者曾論及公衆認識風險的局限性：個體會高估某些類型的風險，低估其他類型的風險，其中并無規律可循，而公衆則傾向于高估某些罕見事件的危險，低估常見事件的危險。面對熟悉的情況，個體對風險所做的大緻估量與真實情況非常接近。此外，個體往往對受自身行為影響的可能性持樂觀态度。

電影《全球風暴》（2017）劇照。

20世紀60年代，批判運動如野火燎原，在反對核廢料和化學廢料、反對石棉工人未得到正當防護以及反對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方面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支持。歐洲和日本均有類似運動，在美國該運動更是成效斐然，甚至成功阻擋了核能發展的步伐。卡斯玻森寫道：“當前正是決定核能前景的關鍵時刻。假如在未來幾年内，我們不能為放射性廢料問題找到一個可以讓社會接受，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那麼在美國和其他衆多國家，核能在能源制造業中的發展将有可能陷于停滞。”阿爾文·溫伯格為他認為正處于危機當中的工業領域辯護，他倡議用研究和教育為第二個核時代到來做準備——他認為第一個核時代在美國、瑞典、奧地利、挪威和丹麥等地已宣告終結。不過，在其他地方，核能行業依舊蓬勃發展。

困惑的核能界想知道為什麼他們陷入了如此不受歡迎的境地。對他們而言，問題在于，公衆對實際危險的誇大的感知與科學事實之間存在可悲的差異。而另一方面，在那些不願置身事外的公衆身上，也有别樣可悲的差異，即安全性也被對方誇大了。

為回應這些重要問題，新的風險感知分支學科應運而生。它由三個不同的學科組成：（1）工程學方法，其研究範圍從風險分析延伸到風險感知分析；（2）生态學方法；（3）認知科學方法。然而，各個學科都隻是把一小部分傳統方法遷移到了新的研究領域，其理論固然缜密，在社會思想方面卻仍屬幼稚。

風險評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縱性

在工程學貢獻的假定裡，公衆是由孤立且獨立的個體所組成的，這些個體天生的行為就類似于工程師：他們渴望知曉事實，一旦事實被清晰地呈現在眼前，他們就會相信提案的安全性或風險性。公衆将被告知日常穿馬路或駕車時所需擔負的風險多少才屬正常，以及若是在周邊設置核電站将會帶來多少額外的危險。風險有時候是按照折損正常預期壽命的天數或分鐘數，又或是按數百萬人群中的百分數來計算，并利用圖表展示的。正所謂，知命不憂。

工程師們對社會科學感到不耐煩。用于風險識别與評估技術的方法無疑可以被擴展到風險的社會可接受性問題上。“風險–收益”是诠釋社會價值當代共識的一種方法。斯塔爾（Starr）向經濟學借來了“顯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一詞，透過諸多活動追蹤當下的風險分布，聲稱這樣就證明了被容忍的活動可以看作容忍度的統計分布。他第一次實踐就産生了一些有趣的概念：（1）可接受限度：風險的可接受性在一定範圍内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2）風險的自然水平：公衆似乎并不理會低于自然危害水平的風險；（3）自願承擔的風險可能遠遠超過疾病的自然水平，但非自願承擔的風險就很少如此；（4）長期風險與災難性風險的差異。這篇頗具開創性的論文設定了讨論風險感知的初始條件，引發了關于數據如何支持統計分析的争議。

電影《末日崩塌》（2015）劇照。

也有一些人探讨“了解一項技術的死亡率與自然危害水平之間的高下，是否會對公衆态度産生影響”等問題。對很多人來說，諸如“住在核電站附近每年産生的風險，相當于汽車多行駛三英裡産生的風險”這一類的說法似乎很可笑，因為它們沒有充分考慮這兩項技術本質上具有的重要差異。同時，很少見到有人探讨個體是否曾将“風險”這個抽象、複合的概念納入承擔風險的考量，也很少見到有人關心風險在各個社會類别間的分布不均勻。斯塔爾深信，不讓少數人的意願壓倒多數人才是重要的。對他研究的公正評述，可參見斯洛維奇、費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的著作。

風險評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縱性——這一點可謂衆所周知——以至于它失去了使用者力圖獲得的權威和客觀性。正因如此，在機構内法規聯絡小組（IRLG，Interagency Regulatory Liaison Group）的風險評估審議中，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對量化風險（至少在工作場所的緻癌物方面）采取了強硬且堅定的立場。任何讀過賽爾夫著作的人，都能從中看到羅斯基爾委員會（Roskill Commission）為倫敦第三機場選址精心制作的成本–收益分析裡，諾曼式教堂的價值評估包含了幾多幻想（fantasy），也就會理解為何自1970年起，效益費用分析（CBA，Cost-Benefit Analysis）被應用于大規模社會問題，結果在英國陷入了聲名狼藉的慘痛境地。對斯塔爾方法的批判是早期風險感知研究中一項統一的主題。

這個結果沒有消除公衆的恐懼，反而掀起了一系列強烈的譴責，控訴這些方法既無關宏旨，又毫不準确。

公衆對戲劇性事件或者輕微事件的反應各不相同

生态學的研究始于懷特的洪水災害研究。自此以後，對風險狀況（risk situations）的分析和對理論的批判源源不斷，尤其是克拉克大學技術、環境與發展中心所做的努力。其中諸多發人深省的出版物，特别是《環境》雜志，探讨了大量事實、闡釋與倫理方面的核心議題，提升了技術風險的公衆辯論水平。就風險感知而言，除了風險響應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el of risk response），這種方法的理論基礎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根據這一序列模型（sequential model），不同分區的公衆（就像不同地帶的植物和昆蟲群落）要經曆生命發展周期的各個階段，依次遭遇并适應各種危險。這種方法小心翼翼地将風險（risk）與危險（hazard）這兩個術語區分開來。事實上，術語的轉變有助于彌合植物生态學與人類生态學間的差異，因為生存要素在前者中可以說是對危險的反應，盡管它們（根據定義）并不像理性人那樣去計算風險。

此外，合理地說，評估事件的組合概率（combined probabilities）及其後果的嚴重性有着過于專業的計算形式，無助于思考普通人的感知問題。而這種方法追蹤了信息或經驗是如何改變人們的觀點，并構建起與信息相聯系的流行病學模型，以及包含危險經驗的發展模型的。危險已經根據它們的感知特征被整理和分類。公衆對戲劇性事件或者輕微事件的反應各不相同，諸如造成數百人死亡的突發性災害，或是長年累增至數十萬人的那種長期、緩慢的災難性過程，這塑造了事件的風險特征的不同側影，使人們能夠比較自己感知到的危險與實際危險。

電影《末日崩塌》（2015）劇照。

托裡認為所謂人類生态學實際鮮少關注人類。在《環境也是災害》的書評裡，他對整本書提出了若幹尖銳的批評。對懷特那讓社會和文化組織保持恒定的訪談協議，他表示：“然而，在維護自身世界的安全問題上，個體做了什麼或者自稱做了什麼取決于諸多因素，其中包括他們的社會地位、文化素養水平、獲取貸款的來源（比如那些嵌入親屬關系網絡中的）、技術專長、資産的規模和多樣性、就業選擇、家庭勞動力需求、志願組織的成員資格、資本生産能力，以及對文化價值觀和宗教習俗的承諾。

因此，要是調查設計沒有考慮文化限定的範疇，那麼分析單元就僅僅隻是個體的集合而非社會的樣本……相應地，‘否認風險’、‘降低風險’或者任何能串連起這些研究方法的其他說法（rubric），都隻不過是徒有其表的解釋罷了……标簽不僅不構成解釋，對理解個體的調适過程也無甚增益。人們想知道，譬如應對方式的選擇是如何取決于個人的社會地位、聲望、婚姻狀況、性格特質、财富和智力的：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關聯的，為什麼組合它們的權重因社會或者不同危險的類型而異……共同體的制度和價值觀，決定性地制約着人類面對自然幹擾的脆弱性，它們闡明了個體與國家如何調适——這是不言而喻的。”

在生态學方法中，危險被視為自變量，而人們對它的反應則被視為因變量。如果我們認定危險的概念并非獨立變量，那麼植物與人類之間的相似之處就會削弱。人們作為感知研究的對象，生活在一個由他們自己的概念建構的世界中：這些概念中包括什麼是危險。

人類學家在書寫部落文化時被迫明确地區分分析者模式和置身其中的行動者模式。行動者模式隻涵蓋該部落與世界有關的理論。而站在部落文化之外的調查者則是在觀察行動者如何劃分原因與結果間的界限。比較不同文化的這些界限能揭示行動者模式的偏見之處。

正如兩份重要的早期風險可接受性調查顯示的那樣，如果研究者僅僅隻在行動者模式下開展工作，那就會招緻文化偏見。盡管著作題為“可接受的風險”，羅倫斯（Lowrance）卻鮮少談及“是什麼使風險可接受”，并認為風險概率是客觀的。羅韋（Rowe）列舉了影響風險感知的因素（自斯塔爾1969年提出之後幾乎就成了标準），他區分了受害者和受益者立場，也區别了人們對控制的預期、對風險自願與非自願的接受，以及對感知各類風險的大小和可見性的不同影響。他沒有意識到，如果認為文化是一個可變因素，就不能說人類社會普遍厭惡風險，因為許多文化恰恰在要求人們去尋求風險。羅韋暗示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之間的界限毋庸置疑。

菲利普·斯羅德卻争辯道，政策制定者和無數社會科學家都表現出了同一種文化偏見，總是假定風險規避普遍存在，這種偏見可以由以下四點诠釋：（a）以最糟糕但貌似合理的情況去評估風險和收益；（b）風險和收益的邊際評估（marginal evaluation）；（c）使用自願與非自願風險間現存的區别；（d）低估未來收益。

将危險定義為“公認的死亡原因或損失原因”——無論這原因是技術性的還是自然的——都始終處于對原因的文化定義之内。除了中規中矩地視感知為某種可改進的事物，這裡沒有為它留下考慮的餘地；所有重點都落在了自然原因與其他原因間的差異上。

“危險，從定義來看，是種人類現象”

自然原因與人為原因之間的界限總是在分配責任的社會過程中不斷被劃定。這一界限也因此永遠處于争議之中，波瀾起伏、毫不穩定，反映着當前的文化偏見。首席法官羅斯·伊麗莎白·伯德（Rose Elizabeth Bird）最近抗議說，面對允許土地所有者“僅僅對大自然放任自流”就能逃避所有責任的規則，“我們應當摒棄人為條件與自然條件之間的區别……因為這規則蘊含着不公”。正是基于這種規則，馬布裡一家擁有土地的公司以不能對所有自然災害負責為由，拒絕承擔山體滑坡損毀房屋的責任。“正如上帝之作為與人類之作為于概念上是相互結合的，意圖、意外與事件之間的這些區别也是如此”。伯頓、凱茨和懷特一直認為“危險，從定義來看，是種人類現象”。費斯科霍夫等人也如此認為，不過，這麼說可比将它考慮進後續分析中要容易得多。

即使危險被定義為“無力應對的事情”，這也仍然是處于行動者模式下。不過這個定義至少将物理原因和物理後果這二者與理性主體的應對能力銜接起來。這更接近感知理論，因為它允許從關于應對手段的預期中，生發出危險性的質（quality），況且，對思考風險可接受性來說，感知理論是必需的。

電影《巨齒鲨》（2018）劇照。

強調應對能力伴随着對風險管理的不同假設。克拉克（Clark）認為，要想實現有效的風險管理，就必須設法提高容錯能力，從而提高承擔生産性風險的能力，而不是假定風險得到普遍降低就是理想情況。将重點重新轉向應對能力，有助于我們理解風險感知的社會學與文化層面。

這麼說似乎有些道理：知覺主體主要關心的是應對行為是否可行、是否存在困難或者不可能之處。隻有當信息被相稱的感知者編碼和诠釋後，感知才有存在的餘地。（經濟學家常常把信息說成一種活躍的因素（agent），它流動，産生影響，在傳播的途中迷失或者堵塞、停滞，為一些人所擁有而為另一些人所缺失。）這類慣常的說法與18世紀的感知理論遙相呼應，在後者看來，感覺印象（sense impressions）沖擊感知者的頭腦，就像明亮的光線刺激眼睛的視網膜。然而，除非信息以某種方式被感知者看到并進行編碼，否則它根本無法成為信息。

認知科學有主導風險感知的趨勢，它的假設和心理測量方法已經拓展到整個領域。這意味着，從技術角度看，分支學科中最複雜的工作都是在理性行為理論的普遍支持下完成的，自然也就認可該理論的公理和限制性假設。雖然不同類型的研究工作最初出現在不同作者名下，但它們有逐漸彙集之勢——開創性工作開始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專家合作完成。

當一門業已确立的學科觸及新的領域，它的方法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變化：有時是一項經驗法則轉移，有時隻是一個隐喻式的遷移。當工程師們将常規的工作方法用于風險的公衆接受問題上時，他們等于做出了一項大膽的飛躍。在他們分析中存在的問題大多源于對隐喻的轉換缺乏充分認識。機器“容忍”物理性勞損與人類容忍侮辱或者逆境，二者的含義并不相同；“風險負載”（risk load）和“壓力”一類的概念也是如此。不過，工程師們的做法也不隻是一種外在的修辭，因為它仍然忠實于工程學的常規做法——在那裡，“容忍”是作為“不出故障”顯現的。無論是合計橋梁的總應力還是人體顯示出的承受能力，他們都沒有在方法上有所區分。不過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下文将重申原因。

相比之下，那些轉戰風險感知的生物學家遇到的是相反的困難，他們已經把自己大部分理論裝備抛諸腦後。沒有生态系統，生态學家能做什麼？沒有資源限制，生态系統又會是怎樣的存在？這些生物學家用粗略的概念理解感知，就好像問題是存在哪些風險，而不是從既存的風險中選擇出某種模式。模式的特性并不會強迫自己進入感知者的視野。因此，風險感知的重要問題永遠無法通過盤點事件的物理特征、損害程度、突發性或者持續時間來分析。

原文作者/[英]瑪麗·道格拉斯

摘編/安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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